第五、要抓好团队建设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在影响事业成败的人中，除了领袖人物之外，团队也非常重要。

    首先要有骨干。从秋收起义一直到井冈山并幸存的新中国建立的高级将领有元帅罗荣桓，大将谭政 ，上将宋任穷、 黄永胜、张宗逊、陈士渠、陈伯钧、赖传珠、钟期光，中将 张令彬、杨梅生、谭冠三、谭希林、刘先胜、赖毅、郭鹏，少将李贞、龙开富、杨世明、余光文、王耀南、潘振武。加上这期间牺牲的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红四军十一师师长张子清、军参谋长王尔琢等。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带上井冈山的队伍中，有一批优秀的骨干成员。这是创业成功的根本保障。  

    其次要有规矩。三湾改编就是定规矩，定得是政治规矩。但这还不够，毛泽东还制定了一套红军官兵必需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沿用至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3月30日，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从而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29年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又将“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自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主要内容就基本定型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谱成歌曲并广为传唱。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了人民军队的第二军歌。

    比毛泽东更早就懂得“枪杆子”力量的蒋介石也很重视军队管理。蒋介石通过黄埔军校打造了自己的所谓“嫡系”军队，并亲自制定了一部《革命军连坐法》，其中规定：“与敌交战时，无论若何危险，不得临阵退却” 。“如果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排长同全排退，则杀排长”，连、营、团、师直到“军长亦如之”；反过来，“如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齐退，以至军长阵亡，则杀军长所属之师长”，以下类推，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直到“班长不退，全班齐退，以至班长阵亡，则杀全班兵卒”。虽然蒋介石制定《革命军连坐法》的目的是禁止临阵退却，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它显然反映出旧式军阀的治军思想，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有天壤之别，而且在现代战争中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第三要有培训。1926年到1927年，毛泽东先后主持举办了广州和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重点讲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培训农民运动骨干逾千人，其中许多人成为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骨干力量。

    1927年11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刚到井冈山一个月，就指示在龙江书院创办边界第一所培训机构——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毛泽东亲自担任教员，培养部队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这些学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

    每个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大都会体验到方向不确定时的迷茫和打开局面之前的挫折感。只要你能够以探索创新和因势而变的精神，在上述五个方面多下功夫，就有可能逢凶化吉，逐渐接近成功的目标。

    第二章  井冈创业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

图：井冈山黄洋界哨口

    一、浴血罗霄

    井冈山山峰陡峭，峡谷幽深，地势十分险要。从军事上讲有易守难攻的明显优势。井冈山的中心区域茨坪镇的四周有大小五井（即五个小平坝）可安营扎寨，又有五大哨口扼辖着五条通往井冈山的要道，它们分别是北面的黄洋界哨口，南面的八面山哨口，西南面的双马石哨口，南面的朱砂冲哨口，东西的桐木岭哨口。只要有一定的兵力守住这五大哨口，进攻者是很难攻上井冈山的。

    所以，即便对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来说，上井冈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占据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两支武装曾在当地党组织影响下改编为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和王佐这对拜把兄弟分别担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他们虽自称革命，实为绿林草莽，各带一支队伍杀富济贫，平素以山大王自居，对正准备上山的工农革命军并不欢迎。

    1927年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开进井冈山下的宁冈县城后，毛泽东在山下曾托人带上他的亲笔信送给山上的袁文才，希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但戒心很重的袁文才却婉言推辞，请革命军“另择坦途”。袁文才的回信全文如下：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首”

    毛泽东碰了个软钉子，但是他并不气馁。1927年10月6日，为了说服袁文才，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只带几个贴身随从亲赴袁文才暗设埋伏的“鸿门宴”。

上图：袁文才书信影印件

    袁文才有意把与毛泽东会面的地点安排在他的大本营茅坪与毛泽东驻地古城之间、便于控制的大苍富户林风和家。由于惧怕被工农革命军吃掉，实现埋伏20多个荷枪实弹的部下的林家祠堂周围，以备不测。

    经过毛泽东推心置腹、晓以大义的耐心说服，并相赠100支步枪以表诚意，袁文才终于被打动，同意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地区，并主动提出接济1000元大洋和数月军需粮食。第二天，袁文才举行了按当地风俗最为隆重的仪式“拦路杀猪满地红”，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袁文才的大本营茅坪。

    接着，毛泽东又与占据井冈山中心位置茨坪的王佐会面并彻夜长谈。为了争取王佐的支持，毛泽东决定赠送70支步枪给王佐，王佐大为感动，当即回赠500担谷子给工农革命军。后来毛泽东又派何长工到王佐家里做王佐部队的工作，终于把这只绿林武装改造成党指挥下的革命力量。10月27日，革命军进驻井冈山的中心茨坪。这样，整个井冈山就成了工农革命军控制下的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后方基地和抵御国民党军队 “围剿”的天然屏障。

    1928年4月24日，朱德和陈毅带领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1000余人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同参加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整编为4个团建制5000余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带领以平江起义部队为基础成立的红五军800余人也上了井冈山。

    作为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根据地的力量得到空前壮大。

    虽然井冈山是一只革命的摇篮，但是，这只摇篮却始终处于血雨腥风之中。

    从1927年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到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的一年多时间里，井冈山几乎每天都在经受严峻的对敌斗争考验。红军曾经取得过龙源口大捷这样的辉煌战绩，也曾遭遇过多次失败，其中“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都使革命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

    1927年10月22日晚，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遭遇偷袭而被打散。毛泽东身边只剩下罗荣桓率领的特务连30多个战士。罗荣桓元帅后来在回忆道：“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肖家璧靖卫团的突然袭击。部队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冲出敌人围困后，“四连一共剩下30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时，罗荣桓立刻起身站到毛泽东身边。受毛泽东坚强意志的感染和罗荣桓表率作用的影响，原本情绪低落的战士们纷纷提起枪站起来，充满信心地排好队形。然后又与走散的部队会合，共同回到井冈山。

    黄洋界是井冈山上一个著名的景点，也是一处著名的战斗遗址。1928年8月30日，红军三十一团凭借黄洋界的险要地形和尽有的两门迫击炮，击溃了国民党4个团的进攻，极大地鼓舞了井冈山军民的斗志。毛泽东也乘兴写下《西江月•井冈山》一词以抒发情怀。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在那种严峻的形势下，工农红军在取得一个个胜利的同时，也在付出着巨大的代价

    我们在井冈山上感到最悲痛的地方是小井红军医院遗址。1929年1月，来不及撤离的100多名红军伤病员在这里全部被国民党军队残忍杀害。这些烈士中的大部分的姓名直到现在都无法确定。有传奇色彩的革命老人曾志曾经担任红军医院总支书记。1998年曾志去世后，按照她的遗嘱，她的骨灰就埋葬在小井红军医院烈士墓旁。她要永远陪伴她的战友和伤病员。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这血与火的考验中，共产党人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强，他们变成了千锤百炼的利剑，变成了浴火重生的凤凰。

    二、武装割据

    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并不是消极地保存实力休养生息，而是在继续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地投入到根据地建设中。

    1927年11月28日，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这是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此后三个月，遂川、宁冈两县工农兵政府也相继成立。茶陵、遂川、宁冈工农兵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是共产党人在县一级行政区行政的尝试，其遴选工农兵代表作为行政长官的做法体现出明确的民主意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1928年5月2日，工农革命军攻占永新县城，随后，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成立。

    1928年6月，莲花、酃县工农兵政府相继成立。

    至此，以“六县一山”为主体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建起来了。鼎盛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人，割据势力曾扩展到安福、吉安各一小部。万安、泰和、桂东、资兴等县边地皆属根据地的外围屏障。

    1928年5月，毛泽东在宁冈召集湘赣边界各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简称边界政府）。人们常说1931年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一次预演，那么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就是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次预演。

    边界政府成立后，将土地革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政府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在井冈山地区展开了。

    1928年12月，边界政府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虽然由于准备工作比较仓促而不是很完备，但是对于将土地革命纳入法制轨道打下了良好基础。

    向贫苦农民分土地，是共产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重要因素，也是对出身贫苦家庭的红军战士的最大激励。

    从当时的土地革命到后来的土改，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的土地政策成为其领导的中国革命最终走向成功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深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为了充分调动农民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六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伊始，就设立土地委员会，具体指导土地革命工作。

    为什么土地如此重要？土地并不是一笔价值确定的财富，而是一个可持续的财富源泉。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相对于一笔固定的财富如金钱珠宝，土地的吸引力和激励作用更大。

    我曾看到过许多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当时写的标语，内容大多与土地有关，如“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红军分土地”等。这也说明红军当时把土地当作重要的激励手段。

    所谓土地革命，就是没收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村的广大人民群众。

    经过当年大约3个月的土地革命，湘赣边界各县的土地分配基本完成。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支援了革命战争，加快了根据地的发展。

    当然，以“打土豪，分田地”为特征的土地革命只是阶段性的工作。因为任何形式的土地私有化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三卷878页）

    但是在当时，老百姓是无法理解这个道理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应有不同的具体的策略。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也是动员农村广大贫苦农民加入革命队伍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