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才华在长沙求学时已经展露出来，他写的每篇文章都得到老师的赞许。他还曾经被评选为学校的优秀学生。   

    1917年8月，在给同学和友人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大同”是孔子在《礼记•礼运篇》提出的人类社会最高理想。“立德、立功、立言”是自古以来读书人的奋斗目标。

    同年，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在暑假期间到宁乡县拜访了一位隐居的刘翰林。据萧子升回忆，毛泽东当时在问答中讲：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这说明，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对《老子》一书下过很多功夫。  

    1911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长沙学习生活了七年。这期间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大量古代的经典著作。从毛泽东当时的通信和文稿来看，他比较喜欢和读得比较深的，有《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礼记》、《中庸》、《大学》、《朱子语类》、《张子语类》、《尚书》、《左传》、《汉书》、《史记》、《昭明文选》、《昌黎先生集》、《古文辞类纂》、《读史方舆纪要》等文史作品。此外，毛泽东也读了大量西方名著，包括亚当斯密《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毛泽东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1917年，毛泽东在为同学肖子升自学笔记写的序言中，提出四条学习方法：“一要积微起纤，日积月累，不要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二要广汇百家之流，不要囿于一家之言，偏执于一孔之见；三要梳萞条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要囫囵吞枣，生吞活剥；四要持之以恒， 锲而不舍，不要一暴十寒，半途而废。”这时毛泽东只有24岁，俨然一副大学者的老道和精熟。                             

    在学习的同时，毛泽东还很关心政治，积极参加反袁世凯称帝、反军阀黑暗统治的学生运动。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发着毛泽东萌生出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理想。但是到底做什么和怎样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在苦苦探索之中。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长沙》中的这一句正是这一时期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

    同一阙词的另一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则是毛泽东青年学子形象的自我写照。

    作为寒门子弟，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只有通过读书学习并对自己掌握的知识加以运用，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而且，毛泽东一生都以读书为最大爱好。无论在青年求学时期，还是戎马倥偬的间隙，毛泽东总是手不释卷，而且几乎无所不读。

    在毛泽东生前居住了十年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共有藏书9万2千册。其中除了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外，几乎都是中国古代历史、哲学、随笔、文论、诗词、小说等。毛泽东在这些书籍中留有批注手迹的书籍多大1300余部。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全文通读4000余万字的《二十四史》，十多遍研读《资治通鉴》。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天，由于视力不济, 还让别人为他代读《容斋随笔》。毛泽东真正是我们活到老学到老的杰出楷模。

    同一般的读书人不同的是，毛泽东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他读书是为了应用。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毛泽东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完全体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王阳明认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见《传习录》上）毛泽东对束之高阁的理论不感兴趣，他把书本当作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工具，把读书当作“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他会认真学习研究书本中的知识，但又不会被书本中的教条所束缚。

    二、北大立志

    虽然毛泽东在湖南时已是饱读诗书的青年学子，但他同当时的大多数进步青年一样，面对列强瓜分、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救不了中国，必须到西方寻求国家救亡振兴之道。为此，从1918年8月到1919年12月的一年多时间中，毛泽东先后两次来到北京。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原本是想为到欧洲留学做准备。但是，经过一番思考，毛泽东最终明智地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打算。

    尽管毛泽东天赋很好,也很勤奋,但是他对外语的学习能力却一直没有发掘出来。毛泽东认为这个弱点将使他在国外丧失已有的优势，因此决定把事业的重心就放在国内。

    此前，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已应蔡元培校长之邀进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这年10月，通过杨昌济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推荐，毛泽东成为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虽然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卑微工作，每月薪俸只有8个大洋，和北大教授300个大洋的月薪水平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然而，毛泽东籍此不但有了基本的生活来源，也有了旁听陈独秀、胡适等北大教授讲课的机会。这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积累新知识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在这里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学习、比较和思考中增长了见识也开阔了眼界。

    为了能够在北大听课，毛泽东几乎同时参加了北大的三个学生社团：一个哲学社团，一个现代文学社团和一个新闻学社团，结识了邓中夏等同样有革命理想的年轻朋友。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还认识了经常到杨昌济府上拜访的梁漱溟。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那时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所不同的是，梁漱溟这时已经是北大哲学系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图书馆的管理员。1938年，时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曾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可见二人在对世界、对时局、对人文等诸多方面有共同的兴趣和契合。这时毛泽东对十年前梁漱溟给他留下的印象仍然记忆犹新。当然，从此之后，梁漱溟对毛泽东也一直非常敬重。上个世纪80年代，梁漱溟在接受美国汉学家艾凯教授的访谈中曾说：“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在世界上恐怕都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

    1919年3月毛泽东收到母亲病危的信，便离开北京，经由上海回到湖南。在母亲病况稍微稳定后，毛泽东又投入到紧张的革命工作中。这年7月，他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这时他已经知道民众力量的重要性。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联合》一文中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10月5日，毛泽东母亲文七妹去世。毛泽东从长沙赶回韶山时，母亲已经入殓。在为母亲守灵期间，毛泽东写了一篇文言祭文，祭奠他的母亲，文曰：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赍。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辉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在毛泽东所写的文章中，这算是一篇难得的奇文。文章饱含毛泽东对母亲真切的思念之情，也表现出他深厚的国学底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空闲时细细品味这篇信息量很大的文章，一定会有所收获。

    料理完母亲后事的毛泽东于1919年12月第二次来到北京。一个月后，毛泽东的父亲也因病去世了。这时，已经投身革命活动的毛泽东已经无暇回到故乡参加父亲的葬礼了。

    毛泽东年少离家，侍奉父母的任务主要由弟弟承担。后来父亲去世时，毛泽东甚至无暇回乡奔丧。在常人看来，这似乎在孝道方面有所欠缺。但是,儒家经典《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莫敢毁伤，此乃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乃孝之终也。”显然，毛泽东在立身扬名、彰显父母方面，百代之内，无人能及。由此可见，毛泽东之孝，是更高境界的孝。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之后，进一步受到李大钊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此之前，毛泽东曾经接触过当时西方关于社会改良的许多学术和思想，其中柯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一度对毛泽东影响较深（这也成为毛泽东“造反精神”的主要思想根源）。但是，苏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毛泽东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这时毛泽东通过进一步研读有关共产主义思想的著作，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明确了毕生为之奋斗的人生理想。

    毛泽东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便心无旁骛,矢志不移,把它当作终生追求的唯一的理想信念，而且，还以“知行合一”的精神把这种追求变成实际行动，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为此，毛泽东一生中从未认真地考虑过在其它任何行业就业谋生的问题,更是从未想过要升官发财。毛泽东一生只有两次从事过短暂的有薪酬的工作，一次是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在北大图书馆任每月薪酬8元的管理员。另一次是1912年，毛泽东在准备讨袁的湖南军队中当过半年每月军饷7元的士兵。终其一生，毛泽东是一位职业革命家。

    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能否树立并坚持一个利他的人生目标,决定了创业者的创业之路能走多远。也许一个利己的人生目标也能使创业者获得一时的成功，但是他要想走得更远，在适当的时候，他应当修正和丰富自己的目标，增加更多的利他的公益成分。这一点已经成为大部分成功的企业家的共识。

    1936年毛泽东会见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考资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毛泽东可以做多种选择，但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马克思？

    第一、马克思也是“创业者”（这也许与犹太人的文化传统有关）,他开创了解放全世界无产者的伟大事业。他在宣传鼓动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特别是在他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思想与从小就有反抗精神的毛泽东产生了强烈共鸣。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表现为三点。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二是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三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种美好的理想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 “大同”世界的含义相近。
《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那以后， “大同”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在其名著《大同书》中提出的类似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曾感染过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进步青年。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就在于友人的通信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对大同世界的向往，使毛泽东和当时的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有了天然的亲近感。

    第三、苏俄的示范作用。俄罗斯当时是地大物博的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刚刚脱离沙皇统治，相对于欧洲主要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与中国颇有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在苏俄的实现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第四、走西方道路的失败尝试。满清王朝灭亡前的君主立宪之路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化为泡影。满清王朝覆灭后，中国的政体从形式上看已经是按西方议会道路建成的共和制国家。但是，从1912年到1918年的六、七年时间中，行使中央政府权力的北洋政府却走马灯似的换了5任总统、12任总理。所谓的共和国实际上成了西方列强相互争夺的战利品和各路军阀角逐的战场。

    后来，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毛泽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并且能够在实践中灵活运用，这更加坚定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信念。这个信念，毛泽东一生从未动摇过。

    一旦认准的正确的人生道路，就要始终不渝地走下去。这是所有奋斗者能够取得成功的基本法则。

    去年春天，我出差湖南长沙时，偶然踏进了湘江西岸的一座树木茂密的幽静院落。这里曾是毛泽东的同学和战友蔡和森的故居。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游过湘江，到西岸的蔡和森家或岳麓山下的爱晚亭中交流思想，讨论救国之道。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罗章龙等13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这里组建了以"砥砺品行，革新学术，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五四运动期间，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思想上、干部培养上作了重要准备。

    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基础上组建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还被任命为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他在长沙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二十多个工会,组织了多次罢工活动。通过毛泽东的努力，到1922年底，湖南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总数达230人，为全国各省第一。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他的才干得到了总书记陈独秀和国产国际的认可。根据对当时形势的判断，这次大会做出了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推动国共合作，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实现政治主张的决议。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和李大钊等国共双方的主要干部都出席了会议。根据中共三大做出的国共合作决议，毛泽东加入了国民党，并当选候国民党补中央执行委员并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作为列席代表，蒋介石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孙中山希望蒋介石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上，没有安排他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两位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伟人第一次交集。

    其实，1887年出生的蒋介石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

    蒋介石原本出生在大户人家，由于祖父溺爱，从小顽皮骄横。然而好景不长，蒋介石7岁时祖父去世，8岁时父亲又去世，曾为填房的母亲寡居后，独自带着3个未成年的孩子，靠着三间老宅和30余亩田地勉强度日。可以说，蒋介石幼年的生活境况并不比毛泽东更好。

    把生活的唯一期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的母亲对蒋介石的教育极为重视，先后送蒋介石到私塾和奉化县城的学堂读书。所以，蒋介石也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

    蒋介石1906年考入保定军校的前身“通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考入东京的清政府为留日学军事的中国学生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其间加入“同盟会”。1910年，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候补生身份到日本野炮兵第13联队实习。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蒋介石提前结束在日本军队的实习，回国参加革命。

    相对于共产党人而言，蒋介石更早地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利用孙中山委派他创办黄埔军校的机会，蒋介石逐步建立起所谓“嫡系”的军事力量。

    当时，在中国建设一个像苏联一样的苏维埃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所有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

    然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路径和方式并不十分明了。由于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口号，同国民党合作便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思路。

    但是，在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这个思路很快被国民党彻底粉碎。1927年，由于国共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在国民党右派策划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等一系列反共活动中，数十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这时的蒋介石已经从革命者转变成为反革命者。通过与国民党合作来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三、秋收起义

    1927年的夏天，中国被笼罩在最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初步而又明确的回答。

    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南昌起义部队很快就撤出南昌，而且主力部队进入广东后就被打散了。但这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见解。这段话的记录原文如下：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即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后，在毛泽东自己主动要求下，中共中央的委派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安源，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遭遇到人生第一次性命攸关的险境。以下是革命老人谢觉哉对这次遇险经历的叙述。

    “1927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并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一块儿去的共有三个人，走到浏阳时，他们被团防军逮捕了。

    团防军押着他们，毛泽东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放他走了。没走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追到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了追的人一些钱，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走到前面岭上，追他的那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

    毛泽东急忙走下岭，拐到一条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他躺的那个地方。

    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涂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看见有个打柴的，他对打柴的喊：‘喂，下面在打仗。’‘什么事打仗呀？’那个人于是走过来与毛泽东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毛泽东回答说：‘不错，告诉你，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帮我一把吧！’

    打柴的很惊讶：‘怎么帮法？’毛泽东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草鞋和饭，又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

    1927年9月9日，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了。

    但是，秋收起义的前两天，起义计划已经泄露了。9月7日，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已经得知即将发生大暴动，并随即宣布从9月8日起特别戒严五日，采取了极其严密的防范应对措施。

    由于敌人已有充分准备和敌我实力对比悬殊等原因，以攻打长沙为目标的三路起义部队均受到挫折，而且伤亡严重，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仅剩下1000多人。

    这对于第一次带兵打仗的毛泽东来说是一次多么惨烈的现实啊！

    可是，尽管明显面临着敌强我弱、伤亡惨重的严峻形势，中央依然要求起义部队强攻长沙。但是这一次，经过了血与火考验的毛泽东没有继续执行中央指令。9月14日，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的毛泽东在第三团干部会议上当机立断做出改变了攻打长沙计划的决定，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

    1927年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向萍乡退却，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

    当时参加会议的何长工后来在回忆道：“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里的一个大教室开会，我和杨立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一些会议情况。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得很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打长沙，主张将部队转向山上做大区和农村。他分析了形势后说，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直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些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卢德铭同志坚决拥护毛委员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出身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此时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卢德铭在起义部队中是有影响力的，由于卢德铭等起义骨干的支持，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形成了决议。

    第二天早上，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召开的全体官兵和当地群众参加的大会上，毛泽东在讲演中化用的“司马光砸缸”的典故，把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比喻为大水缸，把革命武装比喻为小石头。毛泽东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在秋收起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氛围下，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一次重要的角色转换。在这之前毛泽东是一介书生，主要做宣传鼓动培训教育工作。而且，毛泽东一度也相信通过与国民党合作的形式可以“和平”地实现共产主义。从发动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彻底打破原来的幻想，由书生转变为战士，成为一名指挥工农武装驰骋沙场的军事统帅。

    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造成巨大社会影响，展示了工农武装的力量。毛泽东由此更加坚定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信念。因此，秋收起义无论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还是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于秋收起义失败的结局，毛泽东应该是有预感的。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虽然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他又强调具体的斗争形式是“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当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希望毛泽东去中央工作时，毛泽东谢绝了，他说他要和“绿林好汉”交朋友。由此可见，以攻打长沙为目的的秋收起义并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但他还是执行了中央下达的任务，并认真地进行策划和准备。他也许已经认识到，即使起义不成功，也要把这次任务当作组织起一支工农武装的良机。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把井冈山作为秋收起义部队的落脚之地，但是他经过审时度势，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方向性的战略选择：决定把部队拉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去寻求有利的战机和生存空间。

    1927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刚刚攻占的莲花县接到江西省委来信，得知“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封信对毛泽东引兵井冈起到了导向性、决定性的作用。

    1927年9月29日，向井冈山进发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这时队伍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晚，毛泽东在其居住的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会上，毛泽东总结了攻打长沙失败后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官兵的政治思想状况，认为当前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变化，提出对部队进行改编的意见。

    根据会议形成的决议，起义部队由1个师缩编为1个团，下设2个营7个连，另设军官队和卫生队。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组织设置了党代表。同时，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每个连队建立民主选举产生的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宣传动员工作，组织士兵文娱生活，监督部队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对军官行使监督权，保障士兵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这件事就是后来载入中国共产党建军思想史的“三湾改编”。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提出的建党建军思想，为从此以后的革命军队建设明确了方向和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此走上一条与旧军队和其他军事力量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从八七会议到引兵井冈，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斗争从战略和战术上做了三方面的转变：

    ——斗争的原则由狂风骤雨式的大暴动转变为以保存革命队伍有生力量的游击战；
    ——斗争策略由强攻中心城市转变为建立农村根据地，实现武装割据；
    ——以长官意志为核心的旧军队管理方式转变以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工农革命军建军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从群众性革命运动的鼓动者转变为工农革命军事斗争领导人的毛泽东的非凡领导力也开始展露出来了。

    领导力即运用权力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按照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其名著《领袖》中阐述的观点，权力的两个要素就是动机和资源。二者是相互联系的。缺少动机，资源的力量就会缩减；缺少资源，动机也就毫无价值可言。

    从发动秋收起义到引兵井冈，毛泽东追求革命理想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但他拥有的资源却十分有限。一开始他只有一个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特派员的身份，没有一兵一卒。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身来到在安源张家湾召集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工农义勇队党代表潘心源，中共安源市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队总指挥兼安源农民自卫队队长王兴亚等人开会部署起义工作。由于有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革命活动打下的基础，毛泽东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戴。会议确定了秋收暴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毛泽东任书记，出身旧军队军官的卢德铭任秋收起义总指挥。然后他们就开始率领5000多革命军战士攻打长沙。攻打长沙失败后，卢德铭也不幸牺牲，大家士气极度低落，如何把几乎溃不成军的1000余名革命军官兵从困境中走出来，是对毛泽东领导力的严峻考验。

    毛泽东最终经受了考验。随着革命队伍的日益壮大，毛泽东的领导力也逐渐变得坚如磐石。

    在权利的两大要素动机与资源之中，动机比资源更重要。强大的动机能够创造资源和拓展资源。当然，对于创业者来说，能够创造资源和发展资源的动机绝对不是仅仅满足个人私利的动机，而是能够创业团队全体成员的共同远景。

    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决定了创业者能获得多少资源，也决定创业之路能否走向成功。创业者要善于把高尚的创业动机化作自己强大的内心力量，然后再用这种内心力量感染身边的所有人。

    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到到他带领秋收起义失败之后的余部走向井冈山，已经过了八年时间，毛泽东自己也已经从一个求知若渴的青年变成了34岁的心智成熟的中年男子。在这八年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的内心力量中除了他至死不渝的人生理想之外，还包括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因势而变等斗争智慧。

    毛泽东一生中都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对于毛泽东来说既是座右铭，也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总揽一切工作的行动纲领。

    毛泽东正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比较对东西方进步学说，研究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并形成了自己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思考。

    对当今创业者来说，学习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认清形势，大胆探索，创新求变，趋利避害对于创业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回顾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学习、探索和革命实践，对创业者的启发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对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是创业的基础。毛泽东幼年系统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前，曾广泛阅读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著作，一度还接受过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有比较才有鉴别，由于毛泽东有广博的学识基础，所以他一旦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到底。

    创业者在选择创业方向之前，也应当有必要的知识积累。这样你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信息和关系中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向。

    在已经走上创业之路的年轻朋友中，理工科学生相当居多。虽然他们已经掌握了应有的专业技术知识，但是要成为成功的创业者，这些知识还不够。成功的创业者必然要成长为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需要综合性的知识结构，除了专业知识外，管理知识和人文知识是不可缺少的。

    第二、敢走别人没走过的新路。走新路成功概率高但风险也大。创业者也要有风险意识。毛泽东引兵井冈有一大利益、两大风险。一大利益是暂时摆脱强敌，可以争取修养生息并发展壮大的机会。两大风险之一是将因违抗命令而受到中央处罚，之二是能不能上得了井冈山。事实上这两大风险后来都变成现实，由于特派员误传，毛泽东“差点”被开除党籍，最后更正为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而占据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一开始是坚决反对毛泽东上井冈山的。

    第三、不能背离战略原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毛泽东确立的战略原则。而且，在毛泽东领导革命斗争的整个生涯中，这两条原则是贯穿始终的。

    当今的创业者在制定战略时也必须先确立战略原则，比如企业定位和产品定位一旦确定，一定要坚持下去。“差异化”，“创新制胜”，“优质服务”等经营理念一旦提出，也不可轻易变动。由于“得陇望蜀”、“这山望着那山高”而失去战略定力的企业家大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战略原则一旦确立，就要始终坚持下去。战略定力也是企业家必须具备的内心力量。

    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创业者通常会遇到两个可能干扰战略定力的问题。一是在初见成效之前发生经营困难，二是遇到其他方面的利益诱惑。

    首先，几乎所有的创业之路都是充满荆棘的。产品研发不能如期完成、成长期过长、资金链断裂和骨干人才流失是创业者创业早期会经常遇到的困难。创业者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切实可行的对策熬过这个困难阶段。

    其次，几乎所有的创业之路都是充满诱惑的。做制造业的可能会被做房地产的诱惑，做实业的可能会被做投资的诱惑，做差异化的可能会被做规模化的诱惑。创业者必须认识到，所有的选择都是有机会成本的。一旦选择了最适合你的创业方向，切忌轻易改变。否则将得不偿失，甚至会一事无成。

    第四、要善于适时的战略调整

    由于形势总是在不断变化，所以在实施战略过程中，既要坚持方向和原则，又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的第五天就作出停止攻打长沙的决定，到了文家市作出向萍乡退却的决定，到了莲花又作出引兵井冈的决定。每一次重大战略调整都不是事先预定的，而是根据对形势变化和环境条件的准确认识而进行的。

    对于今天的创业者来说，由于内部条件或外部形势发生的变化，也会遇到需要对创业方向进行调整的情况。这时要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当然，战略调整不应完全自我否定，不要轻易回到原点，推倒重来。调整时尽可能利用已有的基础和资源，趋利避害，选择更有利的战略方向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