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夔皋”是夔和皋陶的并称，两人皆在舜帝时居官且有政绩，后人借二人之名指贤明的辅弼大臣。文王是儒家推崇的圣贤君王。孟子为儒门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关羽也是民间公认的修文尚武的圣人。由此可见当时红军将士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

    在收录毛泽东建国前著作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中，毛泽东引用中国古典文献和文学作品多达约60处，其中孔孟等儒家经典著述约20处。

    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提倡研究孔子。1938年，他就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1973年5月，在谈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他又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中谈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战略退却”是必要的，要暂时放弃一些土地和城镇，就是引用《老子》第三十六章里“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句话的意思。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以抗日战争为例，说明矛盾转化的论点时，正是引用《老子》中的话来发挥的：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要“全面地看问题”，就得掌握辩证法，懂得“两点论”。这是毛泽东后来一再强调的观点。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但赞同老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且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上发展了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内生的辩证的思想方法。

    受笃信佛教的母亲的影响，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慈悲情怀，也曾经研习过佛学思想。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也一直保持着对佛学的尊重。在毛泽东投身革命斗争的数十年历程中，他曾多次走访沿途的庙宇，与僧人亲切交谈。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更是与多位佛学大师，如达赖喇嘛、班禅大师、赵朴初居士等经常交往，探讨有关佛教的问题，并留下许多佳话。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以“儒释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抱以亲近和尊重的态度，并且一直在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毛泽东思想中，最能够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精髓就在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中，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成语，引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对刘德的评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刘德在汉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四月，以皇子的身份受封为河间（今河北省献县）王，他将其毕生精力投入了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对古文化宝贵遗产的保存和延续做出的巨大贡献。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方法，表明了毛泽东对刘德的认可。后来毛泽东在实事求是基础上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模式与明朝大儒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实践主义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显然与孟子提出以民为本的思想相一致，同时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所谓独立自主，强调的是要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主要依靠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来解决问题，这与《易经》中“自强不息”的思想和孟子所强调的反求诸己的方法也是一致的。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毛泽东一直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思想，这与恩师杨昌济的影响是分不可的。早在1913年，毛泽东所记的《讲堂录》中，就记录过杨昌济转述的王国维关于中国学术发展分期的观点：“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宗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是比喻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进和传播。

    的确，通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缺陷。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均为当时世界范围最优秀的人类文化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在帮助中华民族突破传统的认知障碍，学习西方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方法，学习西方的文明和科学技术方面起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没有盲目照搬照抄马克思的理论。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写到：“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这段话中，毛泽东讲了两个重要观点：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是通过实践检验证明了的；二、在中国革命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践情况相结合。这两个观点也是实事求是的观点。

    尽管毛泽东青年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已经算作“饱学之士”了，但是他直到垂暮之年依然在研读中国历史上的优秀典籍和史料。在毛泽东居住了十年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共有藏书9万2千册。其中除了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外，几乎都是中国古代历史、哲学、随笔、文论、诗词、小说等。毛泽东在这些书籍中留有批注手迹的书籍多大1300余部。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全文通读4000余万字的《二十四史》，十多遍研读《资治通鉴》。毛泽东晚年把阅读宋朝端明殿学士洪迈的文史笔记《容斋随笔》当作工作之余的休闲消遣方式。《容斋随笔》这本书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历史掌故及历史人物评价等多个方面，信息量非常大，其中每篇文章短小精干、言简意赅、观点鲜明，兼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所以深受毛泽东的喜爱。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天，还让别人为他代读《容斋随笔》。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毛泽东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杰出典范，同时也表明对中国古代典籍的博览和钻研是毛泽东能够超越性地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条件。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毛泽东生前有两大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业余爱好。第一个爱好是古典诗词。毛泽东自幼喜欢古典诗词，而且造诣颇深。青少年时期的诗词作品已有磅礴气概，中年以后的诗词更是登峰造极。毛泽东既有豪放又不废婉约的诗词风格、独步天下的英雄气概和悲悯苍生的诗人情怀已经奠定毛泽东在中国诗史上的重要地位。毛泽东的第二个爱好是中国书法。毛泽东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曾让秘书田家英从故宫博物院借出唐朝僧人和书法家怀素的书法真迹，对怀素草书字帖进行大约一年时间的研究临习，然后又用草书大量默写唐诗宋词，终于在晚年形成了奔放豪迈、潇洒自如而不失法度的毛体书法。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国书法的喜爱和造诣正是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担当者的最好注脚。

    虽然毛泽东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对孔孟老庄及诸子百家均有所学习研究，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却并不是尊古复古、食古不化，也不是彻底否定、全盘西化，而是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辩证法的思想进行扬弃。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通过汇总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成果和相关历史人物的评价，归纳起来，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主要取决于四条标准：

    （一）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
    （二）是唯心主义世界观还是唯物主义世界观；
    （三）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还是辩证法的思维方法；
    （四）是“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

    例如，对于孔孟的儒学思想，毛泽东虽然也说过一些肯定的话，比如1943年他在一篇通信的批示中写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但总体上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是否定的。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我八岁起就厌恶儒家”，“我这个人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还写过“孔学名高实秕糠”的诗句，在晚年甚至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批林批孔运动。这当中虽然有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但从本质上看，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始终认为孔子的阶级立场是奴隶主的，孔子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孔子的思维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孔子一生推崇先王（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康王）、追求恢复周礼，是“厚古薄今”的。所有这些，成为毛泽东否定孔孟学说的根本原因。

    对于老子，虽然它也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也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但是，由于老子的《道德经》中表现出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老子第一次提出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多少、生死、胜败、攻守、进退、静躁、重轻等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矛盾转化方面，老子认为“反者道之动”，一切事物都是向相反方向转化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等例证，说明事物都会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化。老子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毛泽东是最看重的，而且加以批判地继承扬弃。

    由于受母亲的影响，毛泽东青少年时是信佛并且也学习过佛经的。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虽然放弃了对佛教的信仰，但又一直对佛教抱以尊重和友好的态度。毛泽东1955年在同达赖喇嘛谈话时在评价释迦牟尼时讲道：“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渡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1959年，毛泽东在同班禅大师谈话时说道：“我不大懂佛经，但觉得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显然，阶级立场决定了毛泽东对释迦牟尼和六祖慧能的肯定。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式。”

    2017年1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精深高妙的瑰宝，是数千年以来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中国的企业家应当认真学习一些国学基础，内可以修身，外可以教化企业员工，形成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氛围。

    例如，我特别赞同当今一些企业家对《孝经》的研习，我本人也曾在多种场合讲解过自己对《孝经》的学习体会。这是一篇孔子口述、曾子记录的文章，虽然只有1799字，但是它称得上是唯一一部能够系统完整地体现孔子思想的著作。与梁漱溟、熊十力并称“三圣”的近代大儒马一浮曾说过：“国学者，六艺之学也”，“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

    尽管我们每个人似乎都知道孝是什么，但是你如果没读过《孝经》，你的理解很可能是片面的。

    孝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保护好自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如果每个青少年懂得这个道理，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

    《孝经》分别针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提出五个层次孝的内容，其中要求诸侯“高而不危”，“满而不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求卿大夫“言满天下五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如果近年被查处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能够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不会利令智昏、盛极而衰，甚至身败名裂。

    通过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的初步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历史地看，正如中国化的佛学已经成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将成为是发展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毛泽东思想为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是否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是否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法的思维方法既是用毛泽东思想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标准，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近代国学大师马一浮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说过“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注：诗、书、礼、乐、易、春秋）。” 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列强欺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苦难时期，马一浮能讲出这样的话该有多么强烈的文化自信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根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一个创业者要想成为有成就、有作为的企业家，也应当有文化自信。而这种文化自信的根，就在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

    第五章 井冈山精神与企业家精神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通指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意志、决心和智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之所以能够星火燎原，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高超的战略战术之外，红军将士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这种精神力量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中国革命创造的一笔宝贵财富。这笔宝贵财富的核心内容就是井冈山精神。

    1994年4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同志视察井冈山时说：井冈山精神有丰富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井冈山精神尤其要弘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
    第二、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精神；
    第三、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精神。”

    2001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视察江西时,把井冈山精神概括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近年来，井冈山干部学院的专家学者根据中央领导的概括，对井冈山精神的精髓与特征作了进一步的解读：

    ——井冈山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
    ——井冈山精神的灵魂是坚定信念、矢志不移；
    ——井冈山精神的基石是依靠群众、艰苦奋斗。

    针对这三个方面，笔者再简论如下：

    （一）实事求是、敢闯新路

    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成语，引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对刘德的评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刘德在汉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四月，以皇子的身份受封为河间王，他将其毕生精力投入了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对古文化宝贵遗产的保存和延续做出的巨大贡献。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一方面说明实事求是的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相通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毛泽东对刘德的认可。

    实事求是一直是毛泽东坚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是毛泽东用来对付一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锐利武器。只要毛泽东发现革命斗争的具体行动与客观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不相符合，他就会随机应变，果断调整行动方针。例如秋收起义发动后，仅仅过了4天，毛泽东就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而移师井冈山。毛泽东走下井冈山的时候，原计划是“围魏救赵”，但因敌情变化，便因势利导，转而到闵赣边界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领导前三次反“围剿”中总结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是实事求是思想在当时条件下军事斗争中的具体运用。

    自从毛泽东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后，毛泽东始终坚持认为武装斗争是革命力量生存和夺取政权的必要手段，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为此，他始终把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这两条主线交织在一起。在党的建设中突出对军事斗争的领导，在军队建设中强调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古田会议”决议就是这一重要思想的集中体现。

    坚持实事求是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和中央特派员曾多次下达错误指令，或出击湘南，或攻打长沙、南昌。如果按上级指示办，可能全军覆没。如果违抗上级指示，则可能受到纪律处分。由于未执行继续攻打长沙的命令，毛泽东受到了一生中最严厉的党内处分。毛泽东虽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但也积极争取中央的理解和支持。1928年11月，毛泽东向中央写了一份长达16000字的报告（即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井冈山斗争》一文），有理有据地论述了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放弃攻打长沙而引兵井冈的决策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解释。这份报告对于争取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经过深入思考而形成的斗争智慧。所以，坚持实事求是，既要有勇气，也要有智慧。
毛泽东在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特点是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期间，尽管军情频繁、工作繁重，但他还是用了大量时间做调查研究，并先后写了《寻乌调查》等近20万字的调查报告。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和前提。

    毛泽东在实事求是基础上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模式与明朝大儒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实践主义思想也是异曲同工的。

    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详见《传习录》）。

    在战争年代，能否坚持实事求是，决定了革命力量的生死。在和平年代，能否坚持实事求是，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复出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作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和战略构思，是和平年代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经过“文革”十年浩劫，我国经济已处于千疮百孔、捉襟见肘的地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重建，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是百分之4.7，1978年则下降到百分之一。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1976年全国职工平均年工资为575元，低于1966年的583元。1976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只有1965年的一半，亏损企业占1/3。全国农村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1976年我国进出口额仅有134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5.8亿美元。

    “文革”期间，我生活在大连旅顺。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但是当时老百姓的困难状况却和城市的美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几乎所有的商品都要凭票供应，包括粮、油、布、棉、肥皂、洗衣粉等日用品。如果要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大件”，则需要积攒很多“工业券”才能买到。我记得当时在粮店里每人每月只能买到2斤大米和2斤白面，其余的粮食定量全是高粱米、玉米面、红薯面等粗粮。所以大连人被戏称为“的确良的裤子，玉米面的肚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这次全会的最大贡献是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与此同时，这次会议首次吹响了改革开放的进军号，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到1980年代中后期，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大部分票证被取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进入增长快车道。

    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又一项重大举措。

    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根据国务院领导关于《港澳经济考察报告》的批示，在宝安、珠海两县调研之后，安排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建议将宝安、珠海改为地级市，建成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发展对外贸易，巩固祖国南大门。1979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并批准同意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

    1979年4月，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后，首次提出“特区”概念。并提出要在特区建设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5月16日，中央和国务院批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各划出一定范围试办经济特区。

    当时建设特区是有政治风险的，深圳特区开始建设不久，就有人发出“深圳除了一面五星红旗，都资本主义化了”的议论。对于刚刚经受文革浩劫的人来说，这是一顶令人恐惧的政治帽子。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提出了发展经济特区的特殊办法和对投资者的优惠政策。

    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决定设立厦门经济特区。

    1984年5月4日,中央印发《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提出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意见和若干具体政策措施。

    1992年10月11日 国务院（国函[1992]145号）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准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确定了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

    2010年5月5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同意设立重庆两江新区的批复》(国函〔2010〕36号)，批准设立重庆两江新区。

    2017年4月1日 ，鉴于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等优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此设立的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这些特区和新区，既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可以比作聚集改革力量和发展优势的一个个“根据地”，它们必将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坚定信念、矢志不移

    毛泽东从小就是一个经常违抗父命，喜欢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的人。独立思考正是坚定信念的前提。

    毛泽东曾经在恩师杨昌济的影响下阅读过19世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译本。泡尔生认为，一个人如果全神贯注于一个精心规划的目标的实现，那么，这个人追求目标的行为本身，就是最高的和绝对的价值。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早在1917年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中，就提出“意志也者，固人士事业之先驱也。”

    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便开始有意识地磨砺自己的意志。冷水淋浴、横渡湘江、到各地游学等都被毛泽东当作磨砺意志的方法。

    但是，艰苦环境的磨炼并不能保证意志力的长久持续。坚定的信仰才是意志力的真正源泉。

    当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支撑毛泽东革命意志的不竭动力。

    这种坚定的信念还化作了不虑生死、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927年12月的一天，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庄剑、一营营长黄子吉叛变，企图拉着一个营的部队叛变投敌。毛泽东闻讯后只带一个排的兵力星夜兼程前往阻拦。追到红以团团部后，毛泽东当庭揭穿陈浩等人的叛变阴谋，下令逮捕陈浩、徐庶、韩庄剑、黄子吉。毛泽东这种不顾个人安危的英勇精神在危急中挽救了革命军队。

    自从毛泽东开始领导革命的武装斗争，便多次身临险境。我在瑞金参观毛泽东故居时，讲解员告诉我们，有一次敌机扔下的炸弹就掉在毛泽东卧室窗外大榕树的树杈上，幸好引信失灵没有爆炸。

    在毛泽东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亲人就有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妹妹毛泽建、侄儿毛楚雄、毛泽覃之妻赵先桂、毛泽覃妻子贺怡、毛泽建丈夫陈芬，表侄王德恒、毛泽东内弟杨开明、向钧、内侄女杨展等十二位。

    毛泽东有几个子女在很幼小的时候就失散了，一直到解放也无法找到。

    但是，这一切从未影响毛泽东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对于毛泽东来说，在实现理想的征途上，没有什么是不能抛弃的。

    每到革命斗争处于低潮时，革命信念无比坚定的毛泽东总要用很大的精力来给大家鼓劲，通过描绘革命成功的美好愿景，引导部队官兵和革命群众树立必胜的信念和昂扬斗志。比如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文家市用“小石头砸烂大水缸”的比喻，重振工农革命军的士气。走下井冈山之后，针对林彪提出的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充满诗意的豪迈语言，向红军将士展现出中国革命高潮到来之时的宏伟景象。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看着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一定想起他失去的亲人和为革命事业付出重大牺牲的父老乡亲，否则，他就不会在煤油灯下写下令人热血激荡的《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毛泽东生死观的真实写照。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在为纪念张思德而写的《为人民服务》中写道：“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入去死，就比鸿毛还轻。”直到现在，毛泽东的生死观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但这的确是他坚定的信仰的有力支撑。

    在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身上也同样体现出对共产主义信仰无比坚定、矢志不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