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习主席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他说，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我听后非常振奋，感慨万千，写下如下心得。

    201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或者说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巧合。在这年，我们将同时纪念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伟人诞辰120周年，一位是周恩来总理，一位是刘少奇主席。他们同时生于1898年，一位是生于3月5日，一位是生于11月24日。那是一个风雨如磐、国衰民弱的年代，更是一个风云际会、英雄辈出的年代。时代造就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这些时代的英雄，这些时代的英雄也成就了这个英雄的时代。可以说，他们生的光荣。

    周恩来同志与刘少奇同志又同时逝世于“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同志卒于1969年11月12日，周恩来同志卒于1976年1月8日。刘少奇同志在身陷囹圄之前，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维护共和国主席的尊严，周恩来同志在重病期间曾以拨乱反正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刘少奇同志之死，引起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疑虑；周恩来同志之死，引起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和反思。由此，引发了“四五运动”。可以说，“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民意基础。两位伟人死于不同的境地，一位是被“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一位是被“文化大革命”拖累而死。前者呼唤人们增强法律观念，依法治国；后者使人们认识到“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说，两位伟人的去世，同样是死的伟大。

    他们的死，不仅是一种灵肉的“圆寂”，更是一种精神的“涅槃” 。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许多的思考……我们应该以刘少奇主席去世的日子“11月12日”为“《宪法》教育日”，增强全民的《宪法》意识；我们应该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日子“1月8日”为“人民公仆日”，增强全体干部的“公仆”意识。以此来纪念两位伟人，以此来做一次全民族素质的升华。

    现在有一些人拿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同志的一些评价和批语来非议甚至攻讦周恩来同志。不可否认，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但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评论我们的领袖。凭心而论，当时谁没说过违心的话，谁没办过违心的事，对“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当时，老一代革命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要紧跟毛主席不掉队”，“要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但当他们发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灾难时，他们又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抗争，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牺牲。刘少奇同志献出了生命，周恩来同志耗尽了心血和精力。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在那么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独撑危局，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党性担当，维系国家机器的艰难运转。陈云同志曾经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没有周恩来同志，党和军完全可以置身政治漩涡之外，但他偏偏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献身精神，鞠躬尽瘁队的命运不堪设想。他救了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昧着良心说话。”此语代表了大多说人的心声。有人指责周恩来同志，认为他“八面玲珑”，没有和“四人帮”做坚决的斗争。你让他还怎么斗争？一位年逾古稀，重病缠身的老人，一位党和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功勋卓著，谁还能对他怎么样？他死而后已，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你还让他怎么斗争？当时，他面对的是一种异常复杂的政治环境，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都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你让他怎么办？是的，他可以不讲斗争艺术，不计后果，拍案而起。那将造成两种后果，一是像彭德怀、刘少奇一样被打倒。其结果，在我党的高层中将失去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和”力量。另一种后果，就是凭着周恩来同志在党内、军内的威望和资历，拉起一支队伍进行抗争，那将造成党内分裂。权衡利弊，周恩来同志只能选择一条道路，相忍为党，有理有力有节地进行斗争。

    当然，我们也不能为伟人讳，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特殊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散布的一些诬陷不实之词，使周恩来同志也做出了一些误判，有些情况也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包括对刘少奇等在内的同志做出了一些错误的批示。相信如果周恩来同志能够认识真相，他一定会勇于承担责任，主动纠偏。这在我党历史上已经屡见不鲜，周恩来同志是我党在党内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多的领导同志之一。伟人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知错必改，善莫大焉。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是无私的。

    对于“文革”这段历史，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客观地看，它不仅是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的不幸，更是我们全党的不幸，我们只有从历史的高度、哲学的高度、文化的高度、制度的高度来认识这段历史，才能避免这种悲剧再次重演。苏共二十大时，赫鲁晓夫曾作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台下有人向赫鲁晓夫提问，“当时你干什么去了？”赫鲁晓夫马上追问，“请问刚才提问的是哪一位同志？请你勇敢地站起来。”全场噤若寒蝉。赫鲁晓夫说，“我当时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这段传闻不知真假，但它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历史的教训，必须寻根溯源，不能脱离历史环境，要从全党，甚至每个党员个人来检讨，一味地苛求前人，只能治标而不治本。

    让人感到欣慰和感动的是，刘少奇同志的后代、周恩来同志的后代能够正确对待这段历史，把个人和家庭的恩怨情仇化解在历史的长河中，融入党的事业中。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在刘少奇冤案平反后，对于毛泽东同志在我党的历史地位和贡献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她带领全家瞻仰毛泽东同志的故居，向毛泽东同志表示缅怀和敬意。刘源同志主动邀请毛、刘两家的后代聚会，真心实意地帮助毛泽东同志的后代排忧解难。这次在南京、在淮安举行的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大会上，刘源全程参加。在参观周恩来同志生平事迹展览时，他听得聚精会神。看到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历史照片时，他动情地拉着周恩来同志的侄女周秉德的手，提议在两位老战友的照片下合影留念。在纪念周恩来同志的座谈会上，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周恩来同志的高尚品格和人格魅力。特别是讲到1963年5月1日，周恩来总理把他们一家请到家里做客，陪着他打乒乓球、戏耍，他玩得非常开心。直到临近傍晚，周总理接了一个电话，随后他笑逐颜开地对刘源他们讲，你爸爸已经安全地抵达柬埔寨王宫。这时，刘源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爸爸刚刚度过一场生死劫难。国民党特务企图在柬埔寨暗杀刘少奇主席，周总理不仅派出得力人员在一线保护刘主席，而且在后方把刘主席的家人接到身边百般安抚呵护。刘源谈到，“周伯伯邓妈妈真是比我自己的父母还亲切。父亲有时对我还很严厉，而周伯伯邓妈妈一直对我和蔼可亲 。从记事起，周伯伯邓妈妈就对我无微不至地关心，而自己也把他们当做最亲的亲人，从小学起每学期的成绩单都要送到他们书桌上。”刘源小时候喜欢画画。10岁时，他曾画过一幅虾送给周伯伯。“文革”结束后，刘源和母亲去看望邓颖超同志，临走时邓妈妈将他们带进周恩来总理的卧室，没想到墙上赫然挂着刘源当年画的那幅虾。刘源说：“我10岁时画的画，没想到周伯伯挂了18年。这是风云动荡的18年，不容易啊！周伯伯等老一辈革命家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到动情处，刘源数次落泪。他说，这种战友之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也是坏人难以挑拨的。刘源还谈到，在他顶着巨大压力反腐时，他看到第一批在网上出来“力挺”他的，就有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理解和信任。刘、周两家的交往，展现着共产党员的胸怀、气度、人品，更体现了共产党员的修养。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和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不由不让我们想起两位伟人的党性修养。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南方局的同事们为他准备了茶点祝寿，但他拒绝出席，自己闭门谢客，在办公室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以明心志。作为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周恩来同志曾经要求他的下属，“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他不仅这样严格地要求他的下属，而且以其毕生的经历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刘少奇同志在他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共产党员要在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中自觉改造自己，提高自己革命的品质和能力”，“ 共产党员既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 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把个人利益溶化在党的利益之中，克己奉公，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 共产党员要把维护党的团结、纯洁党的思想、巩固党的组织作为自己的最高责任”。比照这两位伟人的“言”，就可以读懂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也可以理解他们后人的“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