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自1928年5月创建以来，经历了反抗国民党军队五次“围剿”的战争，经历了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苏区群众一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帮助农民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求解放，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赞歌。中国工农红军是保卫红色政权的主力军，在苏维埃政府的创立、新生人民政权行使，苏区经济建设中冲锋陷阵、不怕牺牲，与苏区人民群众手牵手、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成为苏区民主政权建设的坚强后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红色政权、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革命团体。十年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熟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时期，是人民政权建设伟大实践时期，也是人民军队创建、发展、壮大时期。

    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苏区群众的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全盛时期仅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就达10万人以上。在红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粮食供给成为苏区政府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为解决红军粮食供给，从1933年3月开始，苏区曾经发行过多种多样的红军军用粮票。归纳起来有九大类别：一是红军临时借谷证，有50、100、500、1000四种面额；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米票，有8两、9两、10两、11两、1斤、1斤2两、1斤4两、1斤6两、5斤10两、6斤4两共十种面额；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有10斤和20斤两种；四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有50斤和100斤两种；五是不确定数量的群众借谷三联收据；六是中央军区供给部油票，有5斤和20斤两种；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收买谷子期票；八是节省三升米支援红军三联收据；九是其他临时粮食借据，等等。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粮票不仅开创了中国粮票发行历史的先河，而且还蕴含极其深厚的多种价值，留给中华民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成为我们永保红色江山的传家之宝。

    红军军用粮票的文化价值

    关于文化的解释，在大多数辞书中是这样说的：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类传统的观念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由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与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它是人类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感性上的知识与经验的升华。

    从上面的解释中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历史文物都体现一种文化。红军军用粮票产生、使用和流传，所传播的是一种信念坚定、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文化，是一种正能量的文化。这种正能量的文化，在战争年代曾经激励一批又一批人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英勇奋战、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就像东北大地上的红高粱，红润、洒脱、朝气蓬勃，给人以信心、力量和阳光；就像寒冬里熊熊燃烧的一把火，燃烧自己，温暖别人；当你来到苏区的时候，火热的激情、高尚的情操会时时感化着你，使你充满向上的力量，使你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希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苏区文化曾经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不怕苦、不怕累，为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之梦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勇攀高峰。这种正能量文化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独有的无价之宝。

    这种无价之宝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在：

    第一、信念坚定。理想与信念很重要，因为它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源泉。从红军粮票的发行过程，可以知道，只要是在苏区，不管中国共产党党员、红军战士还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因而在革命的征途上无论有多么巨大的牺牲，都前仆后继，义无反顾。从红军一次次减少食粮供给标准，到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粮支援红军，广大红军将士和苏区革命人民一心想的就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让广大人民群众都得到翻身解放。在这种坚定信念的支撑下，苏区群众在借粮时，心里想的是：不管苏维埃政府或者红军部队什么时候还，甚至有没有还，只要家里有谷子二话不说就给。1934年6月2日，长征前夕，正是青黄不接之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要求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支援红军，分配给江西省125000担，粤赣省9000担，赣南动员区25800担，中央直属的瑞金、西江、长胜、太雷4县37700担。截至7月底，兴国超额完成任务1倍以上，瑞金、于都、博生、胜利、太雷、石城、西江、长胜、会昌、赣县、杨殷等县，都超额完成了任务，福建的长汀、汀东、兆征等县完成借谷任务67716担，比原计划超额8700多担，保证了红军的粮食供给。瑞金全县仅有24万人，在中央苏区5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不仅向红军部队先后输送了11万人，还支援红军谷子25万担。下肖区杨荣显老人8个儿子，最大的46岁，最小的15岁，分三批送去参加红军，先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1934年秋天的弥留之际，毛主席亲自去看望老人。

    笔者曾经收到一张中国工农红军三十四师使用的黑色壹百斤红军临时借谷证。这个三十四师，就是电视剧《绝命后卫师》的那个师。目睹这张承载了一段惨烈历史的文物原件，让人思绪万千。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红三十四师主要由闽西子弟兵组成，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下辖第一OO、第一O一、第一0二团全师共6000余人。当年闽西子弟勇跃参加红军的感人故事，人们永远铭记在心。赖老石头父子两一起参加红军；林金堂三兄弟一起参加红军；张桂雄与新婚妻子李满玉夫妻一起参加红军；木子李在家里6个兄弟参加红军都已经牺牲，留下他和失眠的老母亲情况下，老母亲继续送第7个儿子参加红军。正是由于闽西人民的大力支持，红三十四师的兵源才得以补充。谁都知道参加红军很艰苦，参加红军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但闽西人民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部队能够打败国民党反动统治。

    1934年11月29日下午15时，红三十四师奉中革军委电令在枫树脚阻击桂军，为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三十四师孤军深入，与超过自己十数倍的敌人英勇奋战，最后在敌军的团团包围之下，全军覆灭。师长陈树湘在战斗中腹部负重伤，肠子都流了出来。为不当俘虏，他命令警卫员补上一枪。警卫员不愿意，流着眼泪为师长包扎好伤口，抬着他且战且走。最终由于寡不敌众而被捕，在敌人用担架抬着陈树湘去邀功请赏的路上，这位英勇的红军师长乘敌不备猛地撕开绷带，用尽最后气力把肠子扯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最后，除了一00团团长韩伟与几个战友跳崖幸存外，6000闽西将士全部阵亡。湘江战役一仗，50000万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湘江，尸体满山遍野，惨不忍睹，致使当地流传：“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这就是信念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留尽最后一滴血！

中国工农红军三十四师（椭圆形印）使用的壹百斤红军临时借谷证

    第二、求真务实。不要小看红军军用粮票的发行，它虽然是历史开创性的工作，第一次发行，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又处于那个动荡不定的战争年代。但对于粮票的管理监督是非常严格的，体现了对政府与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如对据谷证的记账要求，对借谷票的发放方式，甚至对票据如何填写，都有明确的规定，有的还直接就印刷在票据之中，公开透明让大家都知道。

    为了加强对粮票发行的管理，在1933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20号训令中，第七条规定：各级政府收到中央财政部的借谷票后，要另立借谷账簿，将所收群众的谷子数，发出给群众的谷子票数，发出给各机关的谷子数，出卖的谷子价与数，逐项记账，以便清算，其出卖得款缴交支部[库]的部分，支库对于此款，要另立一款，名为“群众借谷款”，不得混在特别收入或红军公谷款内。

    在1934年8月3日，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发出的《粮食的记账转账方法》第17号通知中，对借谷票据的使用和管理作了详细的规定：借谷票由中央粮食部征收保管局发行。各县粮食部收到借谷票后，即应对清数目，按各区需要分发到区粮食部，然后由区粮食部发到乡的粮食收集委员会。各级粮食部收到上级发来的借谷票时，须另立账簿，记上级来数，给上级一个收据。分发到下级则记下级的去账，取得下级的收据为凭。

    在1934年8月30日，中革军委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粮食部发出关于确实执行领谷必须依正式手续的规定的联合命令中。对各地出现的错误做法给以纠正，规定：各级仓库或运输站，亦必须严格执行中革军委第十九号命令，如没有中粮部的支付命令、借谷证、米票、各级仓库发谷凭单，或部队正式盖公私章的领谷收据，绝对不能支发谷子。……如红军人员不遵照以上正式手续强迫支取时，可将其队员姓名记下或报告其首长或直报中革军委，以便于应有的处罚。

    第三、艰苦奋斗。由于中央苏区的财政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里和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为使有限的经费保能够证前方的需要，在财政政策上贯彻节省方针，一直是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联收据”，只是苏区节省运动的一个缩影。这些粮食票据虽然貌不惊人，所记载的节省数量也不是特别多，但它所体现的却是一种艰苦奋斗的先进文化。

    苏区的节省运动很早就开始，江西苏维埃政府早在1930年11月就曾经发出通告，号召节省伙食费和办公费，支援革命战争。闽西苏维埃政府也曾经于1931年9月作出规定：“各级政府办公的费用，在现在财政困难情形之下，须尽量节省，工作人员须规定额数，不得随便安插闲员，所有群众团体，除少先队儿童团以外，一概不得在政府预算内开支。“一苏大”以后，苏区的财政支出发生了较大变化，不仅项目增加，包括大规模的苏区经济、文化建设、苏维埃政府运行等等。而且各项支出规模也扩大，尤其是红军部队供给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红军筹款不断减少，这就使本来困难的苏区财政更加困难。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人民委员会就发布第3号通令，号召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开展节俭运动，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要求所有地方政府的预算支出、杂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得浪费，以免多耗经费。

    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之后，为了使节省运动“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运动，以更实际地帮助革命战争”，中央政府机关于11月20日成立了节省委员会。随后，各级政府和各团体机关相继也成立了节省委员会，加强了对节省运动的组织领导。12月2日，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向全苏区广大群众发出了“实践六项节省规约”的号召，六项节省规约是：（一）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二）不进馆子，不吃零食；（三）节省办公费百分之三十；（四）普遍建立节省箱；（五）每个伙食单位建立一个菜园；（六）开展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1934年4月19日，时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签发了《为节省运动的指示信》，指出：“为了战争的全部胜利，为了苏维埃的利益，继续开展节省运动，是各级政府机关及后方军事机关的当前最紧急的中心任务之一”。

    1934年6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第一条规定：真正开展群众的节省三升米的运动，从节省中得到75000担谷子。并且规定这一节省粮食运动必须于7月10日前完成。各级党部及苏维埃应该把粮食的动员，作为自己重要的工作，经过各级粮食部用力来领导这一运动。

    苏区群众性的节省运动，由于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带头节省，依靠和发动群众军政、军民共同节省，以及把节省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结合起来，把节省运动与统一财政、裁减工作人员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为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创造了经验。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对于今天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之梦，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无私奉献。自从来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苏区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他们深知只有跟着共产党，支援红军，才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苏区群众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他们为支援红军而借谷时，不管这些粮食票据是多么简单粗糙，有些甚至只是写一张便条，都没有怀疑之心，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部队。在开展节省运动中，尤其是1934年以后，苏区群众急红军之所急，勒紧裤带，咬紧牙关，义无反顾地一次次从自己的谷仓把谷取出来，送往前线供给作战的红军部队。他们中许多人甚至不要借谷票，或者事后主动把借谷票又还给苏维埃政府了。翻开当年的《红色中华》报，一条条自动退还谷票，退还公债票的报道历历在目。所以，这种红军军用粮票，不仅仅是简单的“获取粮食的权益凭证”，而是苏区群众与中国工农红军一种鱼水之情的传情纽带。红军战士为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抛头颅、洒热血；苏区群众为支援红军想方设法、尽其所有，共同高唱着一首为中国革命无私奉献的昂扬之歌。

    老红军张爱萍将军对这段苏区生活的历史非常有感触，晚年他在与儿子张胜的一次对话中谈到苏区这段历史时说：中央苏区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他过去在共产主义小册子里读到的理想社会，现在就在脚下！中央苏区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建立起来的工农政权，是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需要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群众中，处处洋溢着当家做主人的自豪与骄傲。在党内没有等级观念，上级与下级、政府与老百姓、人民与军队之间，充满了同志式的平等和友爱。中央苏区的生活方式是军事共产主义战时供给制，没有私有财产；有恋人、有夫妻，但没有家产。在这里，军队和各级政权的领导人，是一群满怀革命理想和抱负的青年，他们充满了为理想而牺牲的激情。尽管，中央苏区的一切还带有新事物初创时的幼稚、简单，甚至概念化的特征，但它毕竟体现了人类大同理想的雏形，毕竟显现了人类追求平等、自由和公正的理想光辉。

    红军军用粮票就是这样体现一种无私奉献的文化！

    红军军用粮票的艺术价值

    红军军用粮票是有其独特艺术价值的，这主要体现在：

    一、主题鲜明。恰如其分地说，红军军用粮票不仅仅是“获取粮食的权益凭证”这一种功能，它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宣传单的功能。粮票的设计者们把粮票与宣传单两者结合起来，不仅使它具有获取粮食的作用，又有宣传群众鼓动群众的作用。在不少的粮票品种中，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画，即由铁锤与镰刀交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1933年3月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有；八两、九两、一斤四两、一斤六两、五斤十两、六斤四两、江西省、公万县、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米票也有。突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彰显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鼓励苏区群众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翻身闹革命，把党的光辉形象永远树立在人们的心中。苏区是那么地艰苦，共产党员带头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事迹鼓舞着群众；战争是那么地危险，共产党员带头冲锋陷阵，死而后己的精神教育着群众。苏区群众在耳闻目睹中亲身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没有穷人的翻身解放。他们对共产党、对红军的热爱是出自内心的，真诚的。正是这种纯洁的爱，才涌现出像瑞金下肖区的1户农民，把8个儿子一齐送去参加红军。

有党徽标志的临时中央政府借谷证

    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主题艺术，不但使粮票显得正气盎然，呈现勃勃生机的苏区风貌，而且符合土地革命战争的时代特征，符合苏区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这种设计的艺术风格为以后革命根据地，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票证的设计提供了经验。

    二、简单质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社会动荡，主要矛盾是对敌斗争，处于极简的生活方式。设计者与印刷机关顺应历史潮流，无暇顾及粮票设计与印刷的精美程度，只注重突出实用性。所以在图案的设计、油墨使用，多数以线条、文字组合，黑色油印盖红色印章，显得简单朴实。这种简单朴实带着历史烙印的红军军用粮票，没有红红绿绿的图案，既美观又落落大方，给人以一种质朴无华的美感。

    其实，简单艺术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人类对美的追求一般都有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但繁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又回到初始状态。简单质朴在无数次的轮回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01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推荐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倡导欲望极简、精神极简、物质极简。人们在经历过五颜六色，花花世界的现代都市生活之后，又开始向往安静舒适的田园风光，返璞归真正在成为一种时尚。从这种角度去欣赏红军军用粮票的设计艺术，更会感觉到它简单艺术魅力的伟大。

    三、浩然正气。红军军用粮票体现一种团结群众、宣传群众、鼓舞士气的生机勃勃的朝阳之气，一种正能量的艺术风范。像红军临时借谷证上部设计，两边各一个留白的五角星，就像红军战士两只瞪大了的眼睛，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50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的设计，中间一个长方形群众挑谷支援红军的会意图案，反映着苏区群众争先恐后支援红军的热烈场景。100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中间半圆形红军战士冲锋行进图，鼓舞着红军战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联收据，直接表达了苏区群众全心全意支持红军，支援革命战争的愿望与决心。这些浩然正气的艺术设计在红军军用粮票上表现出来，对于经过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对于经过战争洗礼，目睹国民党反动军队大肆屠杀劳苦大众的红军战士，无疑具有极大的宣传感染力和启迪作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6年1月5日到第十三集团军视察，看到长征中红军战士周国才过草地时保留下来的半截皮带，深有感触地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八连(第十三集团军某红军团四连的前身)战士周国才跟随部队穿越草地北上，进入草地不久后他们就断粮了，他和6位战友只好煮皮带充饥。最后轮到吃周国才的皮带时，看着心爱的皮带被细细地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皮带丝，漂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国才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当皮带第一个眼儿前面那一截被吃完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哭着恳求战友说：“我不吃了，同志们，我们把它留着作个纪念吧，我们带着它去见毛主席。”这样，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大家忍饥挨饿，将这吃剩的半截皮带保留了下来。在随后的长征途中，周国才的6位战友相继牺牲，只有他随红四方面军胜利抵达延安。为了缅怀牺牲的战友，他用铁筷子在皮带背面烫上了“长征记”3个字，并用红绸子包裹起来。1975年，周国才将这条珍藏了几十年的半截皮带捐赠给国家。

    习近平在视察中特意叮嘱要发掘好、运用好部队中的红色资源，丰富“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内涵，加强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确保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红军军用粮票也是体现坚定不移，“铁心跟党走”信仰的力量，也是我们必须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