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以后，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和开国总理，十分重视对亲属的严格要求和管束。而在这其中，他对家族中年轻一代即他的子侄辈的教育，又有着更进一步的要求：他希望周家的子侄辈能够去当工人、当农民，去当兵。假使当不了工农兵，也要在基层工作，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1957年4月，周恩来的四堂兄周恩夔之孙女、18岁的周国盛从南京来到北京找周恩来，希望给自己找一份工作。周恩来和她谈话，要求她去工厂当一名工人。周国盛听从了周恩来的要求，遂被安排到石家庄国棉一厂。

    周国盛临行前，周恩来嘱咐她说：“你是我们周家第一个工人，到了那边要好好干，老老实实地工作。你要多向工人师傅学习，要尊重他们，不要受封建家庭影响，看不起劳动者。”又说：“你虽然小时候受过苦，可还需要克服封建家庭对自己的影响，要积极参加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去。”周恩来让周国盛搭他的车，顺路送她去火车站。周恩来的司机杨金明对周国盛说：“你去当工人，爷爷多高兴，还用小汽车送你去火车站。其他的侄子侄女都不让坐他的小汽车呢。”

    周国盛在石家庄国棉一厂当了一名纺织工人，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关心她、鼓励她。每逢节假日周国盛来北京看望周恩来邓颖超，并给两位老人带去一小兜梨或枣子，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十分高兴地接受。邓颖超还将梨和枣子分给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她说：“大家来尝尝，这是我们周家第一个工人带来的梨和枣子。”有一次陈毅副总理来到西花厅，周恩来也自豪地向陈毅介绍周国盛说：“这是我们周家第一个工人。”

    1964年8月10日，周恩来在对周家亲属谈话时说：“我们周家没有工人，国盛来了，就决心培养她做工人。”“培养一个工人可不容易呢。”

    周国盛一直在石家庄国棉一厂工作到退休。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周国盛的工人生涯表示满意。[1]

    周恩来的堂弟周恩彦之子周保章1950年参军，是海军工程部建筑处的一名海军战士。作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周保章一直受到七伯周恩来和七妈邓颖超的关心。1955年周保章在部队当兵时患上了肺结核，邓颖超得知后多次写信鼓励他要“正视疾病，恰当的注意治疗，须要坚持，不能急躁。”又要有“乐观的情绪”，相信他配合医生的治疗“不久就能康复出院。”1957年邓颖超得知周保章在疗养期间还在加强文化学习，在给周保章的回信中又说：“保章侄：前后两封信我和七伯都看了，知道你的病好些，我们都很高兴。同意你在疗养期间坚持进行学习的计划，不过，须得医生的同意，不可因此影响健康的恢复才好。”[2]

    1958年周保章从部队转业，分配在青岛公私合营来顺机械修配厂当文书。1961年1月31日，周保章从青岛前往北京看望七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第二天两位老人请周保章吃午饭。饭后，周恩来十分关心地向周保章了解工厂的情况：“国家现在这么困难，工厂生产是个什么情况？”“职工的生活是个什么情况？工人一顿饭能吃到什么？”周保章回答说：“工人每天4两地瓜干，职工2两，什么菜都没有，就着酱油汤吃。大家吃不饱、营养不够，很多人犯了水肿病。”周恩来听了，脸色显得很沉重。谈话时间不长，周恩来很快要出去开会。他站起身，嘱咐周保章说：“保章，你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坚持在基层。”接着，他又提高嗓门，双眼炯炯有神地盯住了周保章，说道：“你本来就是普通劳动者嘛。”（2018年5月18日，周保章对周秉宜回忆。）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心鼓励下，周保章坚定了在基层做一名普通劳动者的决心。1991年周保章从工厂退休后，他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给中小学生和青年人讲课，为宣传周恩来精神义务作报告达1420余场，获得山东省青岛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荣誉。

    周恩来的胞弟周恩溥（字博宇）之子周荣庆1950年代在志愿军医院当宣传文化干事。抗美援朝结束后，周荣庆从部队转业。周恩来对周荣庆说：“你到基层去吧，不要当官，当个工人最好。”周荣庆被分配到河南汲县卫生学校当文化干事。1957年，周荣庆从卫生学校下放焦作市代王镇拖拉机站，当了一名普通的职工。1958年代王镇成立人民公社，周恩来亲自执笔写信给弟媳王兰芳和侄子周荣庆表示祝贺：

    “兰芳同志并荣庆侄：
    听大姐读你来信，很高兴。你们首先进入公社生活，我们祝贺你们。□要向你们看齐，祝好。
    周恩来
    一九五八、十、八”

    周荣庆遵照伯父的教诲，始终坚持在基层工作，从没有对外透露过自己是周恩来长侄的身份。1958年正是全民大炼钢铁时代，周荣庆又从代王镇拖拉机站被抽调去了焦作市九里山炼钢厂参加炼钢，并在那里认识了农村姑娘晋菊清。

    1959年，周荣庆和晋菊清结婚。周恩来得知他与农家女结婚，称赞道：“这很好嘛，劳动之家光荣。”邓颖超寄给新婚夫妇一对鸳鸯枕套、一条烙花毛巾被和一条毛毯。

    大炼钢铁热潮过去之后，周荣庆又调回焦作，在焦作市卫生学校继续做文化干事，晋菊清也随之被分配在焦作市一个街道鞋厂当了工人。

    1968年5月，晋菊清随周荣庆去北京看望伯父伯母，邓颖超对晋菊清说：“你可是咱家第一个工人（指周恩来与其两个胞弟之家），又是农民之女，我还得向你学习呢。”

    当时周荣庆已有三个孩子，全家六口人只住不到15平米的房子。但是他从没有向周恩来和邓颖超提及自己的困难。直到周荣庆的母亲王兰芳患重病，邓颖超得知之后十分焦急，让秘书赵炜给新乡市政府发电报请求援助，新乡市政府才得知：原来周总理的弟媳和侄子一直生活在焦作，才开始派人四处寻找总理的家人。

    1989年，60岁的周荣庆退休，退休前是焦作市群英机械厂的一名职工。（2018年6月10日，周志勇对周秉宜回忆）

    1955年夏，周恩来的胞弟周恩寿（字同宇）之长女周秉德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主动要求去农村做一名小学教师，因此被分配到了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当老师。3个月后，朝阳区委将周秉德上调到朝阳区委宣传部工作。周恩来知道后对周秉德说：“你怎么当干部？不当小学教师了？你还是应该在基层单位工作。”

    1958年的一天，周秉德在西花厅陪周恩来散步时，周恩来问她：“你工作几年了？”周秉德回答说三年。周恩来又问：“你有没有当科长啊？”周秉德回答说她才工作三年，不可能当上科长。周恩来便没有再问。

    1965年初，周秉德的丈夫沈人骅从北京空军学院调到西安空军学院工作。周恩来对周秉德说：“你作为军人家属，应该跟人骅一起去西安工作。”周秉德随后调去了西安。

    1974年，周秉德又随沈人骅调回北京。周恩来很严肃地问她：“你怎么回来了？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邓颖超在一旁解释道：“人骅调回北京了，秉德是作为随军家属回来的。”周恩来才不说话了。[3]

    1961年夏天，周恩寿之长子周秉钧高中毕业，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周恩来把他叫到西花厅，和他谈话。周恩来告诉周秉钧，国家正在遭受自然灾害，农村的劳动力严重不足。为了保障农村的劳动力不受影响，减轻农村的压力，中央开会研究决定：今年不再去农村征兵，只从城市征兵。周恩来希望周秉钧放弃考大学的机会，带头报名参军。周秉钧听从了伯父的要求，没有报考大学，于当年9月应征入伍，进入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学习飞行。[4]

    据周恩寿之妻王士琴回忆，周恩来对即将离京要去当兵的周秉钧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一定认为我这个当伯伯的管你们太严。你们不是我的孩子，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会管得比这个更严。”（2000年3月6日，王士琴对周秉宜回忆）

    1967年周秉钧从航校毕业，被分配到广东沿海前线的飞行大队成为一名保卫祖国领空的空军飞行员。

    周恩来邓颖超十分关心周秉钧在部队的工作和生活。周恩来有时会亲自打电话向广州军区的飞行部队了解周秉钧的工作表现。

    周秉钧将自己在部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心得写信向伯父伯母汇报时，邓颖超也高兴地将这些信送给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传看。

    1970年7月周秉钧被评为广州空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2013年5月14日，周秉钧对周秉宜回忆）

    周秉钧为保卫祖国的东南沿海驾驶着歼击机飞行了二十年。

    1964年8月2日和10日，周恩寿的次子周秉华参加了伯父周恩来在西花厅召开的家庭会议。当周恩来谈及周国盛当了纺织工人时，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咱们家有了一个工人，但是还没有一个农民呢。”这时，坐在一旁的18岁的周秉华向伯父表态说：他已经和班上几个同学相约，明年高中毕业后就一起去农村插队落户，学习邢燕子、侯隽，做一个新时代有文化的农民。周恩来立刻转向秉华说：“秉华要去农村，好啊，我们是支持你的。”

    1965年，周秉华高中毕业时被西城区武装部征入部队。周恩来知道后对他说：“既然是部队需要，你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过，等你复员了，你还可以去农村，实现你当一个农民的理想。”

    1969年春天，周秉华复员回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市印刷一厂当了一名工人，周恩来又对他说：“你要好好向工人师傅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1974年6月，周秉华告诉伯父，他被调到北京市出版办公室下设的一个读书班做理论教员。周恩来很吃惊，说：“哎哟，你怎么也当了干部了？和你大姐一样。”又说：“你应该一个星期下（工厂）去劳动三天。”周秉华说：“厂里对我下来没意见，主要是出版办公室不会同意。”周恩来说：“那你就要和他们辩论，一直到他们想通了、同意了。”[5]

    改革开放以后，周秉华先后在北京市出版局所属的北京市图书市场管理处和北京市行政执法总队，专项负责北京市文化图书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先后获得全国扫黄打非先进工作者、北京市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2006年周秉华退休后依然每天坚持乘公交车去图书批发市场上班，直至2014年底，68岁的周秉华才因病正式离开工作岗位。

    1968年2月，周恩寿的次女周秉宜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周恩来让周秉钧转告周秉宜一句话：“如果秉宜能到农村去当个小学教师，能直接和一个农民子弟结婚，就算秉宜有出息。”又说：“或者就去部队当兵。”（1995年5月周秉宜采访周秉钧）

    1973年4月，周秉宜从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回到北京，被分配在北京市革委会外事组（今北京市委外事办公室）。她上班后的第一个周末去西花厅向伯父伯母做汇报，不想伯父早已知道，他只对周秉宜说了一句话：“人家是在照顾你。”

    1974年6月，邓颖超约周秉宜去西花厅谈话，说周秉宜的工作专业不对口，希望她换个单位。周秉宜表示愿意去做自己的本行，邓颖超说：“那你自己去跟单位讲吧。”

    1975年1月，周秉宜调离市革委会外事组，在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宣传科做出口商品的宣传和设计工作，后在经贸部《国际贸易》杂志社做一名美术编辑，直至退休。（周秉宜回忆）

    1969年初，周恩寿的三子周秉和报名去延安插队落户。临走前，他去西花厅向周恩来邓颖超辞行，周恩来鼓励他说：“你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陕北农村插队落户，我和你七妈非常高兴。陕北是毛主席领导我们战斗生活了十三年的革命圣地。”“希望你能在那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锻炼改造自己，过好思想关、劳动关和生活关，做好生活艰苦和长期落户的心理准备。”

    1971年初，周秉和应征参军，分配在南疆军区。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陕西省革委会领导交待，让他们派人去接周秉和回陕北，又与新疆军区领导联系，让他们放周秉和回延安。邓颖超给周秉和写信说：“伯伯希望你脱下军装，继续回陕北插队。”又说：“还有那么多的知青不是都在农村当农民吗。”周秉和又回到了延安，继续在农村劳动。

    1972年2月，周秉和经延安贫下中农推荐、领导批准，作为一名工农兵学员进入清华大学学习。1973年周恩来陪同外宾访问延安时回到枣园，他问枣园村书记雷治富：“周秉和毕业后还回延安，参加延安的建设，你们欢迎不欢迎？”雷书记回答：“我们当然欢迎。”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对周秉和说：“我已经和延安的乡亲们说好了，等你大学毕业后还回延安，继续参加延安的建设，那里的人们可都说欢迎你回去呢！”[6]

    1968年8月，周恩寿的三女周秉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周恩来十分热情地鼓励她：“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你到内蒙古牧区安家落户，一定要到贫下中牧中间去，要虚心地向那里的劳动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做贫下中牧的好儿女，安心干革命。”同时，又嘱咐周秉建说：“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你要注意和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和蒙古族人民搞好团结。”

    1970年12月，周秉建应征入伍。她回到北京去向伯父报告这个好消息，周恩来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却是：“秉建，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再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去。”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周秉建又回到了内蒙古当一名普通的牧民。

    1974年春，内蒙古自治区领导调周秉建去自治区团委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周秉建专程回到北京，向伯父汇报此事，周恩来要求秉建主动辞掉这份工作，他让周秉建去向自治区领导汇报和请辞，他说：“你一定要讲清楚对这件事情，我们只是从知识青年家长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请领导和组织上作参考、作考虑。”周秉建随后辞掉了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职。[7]

    1975年秋天，各地大学到基层招生，周秉建考上了内蒙古大学。她又回到北京向周恩来、邓颖超做汇报。周恩来在医院病床上和周秉建通了电话。邓颖超首先在电话中提醒周恩来说：“小六（周秉建小名）考上了内蒙古大学，这次你可不要拦人家，这是人家自己考上的。”周恩来答道：“嗯，嗯。”当周秉建接过电话后，周恩来对周秉建说：“你在大学要学习蒙古文，学成以后仍旧要回到内蒙古大草原，为蒙古族人民服务。”（2001年3月20日，周恩来生前的护士许奉生对周秉宜回忆）

    周秉建大学毕业后，留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从1968年到1994年，周秉建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了二十六年。1994年周秉建调回北京，在财政部任职，曾被评为财政部优秀党员和财政部老干部局干部年终背靠背考核考评打分第一名。

    综观以上周恩来对子侄辈的近乎严苛的要求，探究他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决心和行动，应该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旧中国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但是中国几千年落后的旧的封建习俗、封建思想，比如贪污腐化、群带关系、等级意识、歧视妇女等等仍然顽固地存在于社会层面。如果不注意思想观念的改造，就会产生新的特权阶层，就会阻碍新社会的继续进步，就会开历史的倒车。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8]这其中就包括了反对封建的旧观念、旧势力，建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

    周恩来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首先拿自己的家庭做为典型来进行批判。他生前不止一次地对子侄说道：“我们这个家是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周恩来1964年8月2日对亲属讲话）

    1958年夏天，周恩来的四堂兄周恩夔之子周华章结婚，周恩来和邓颖超请新婚夫妇来西花厅吃饭。饭桌上，周恩来问周华章之妻侯云珍：“云珍，你家里是什么成分？”侯云珍回答：“我家是贫农。”周恩来又问：“那华章跟你讲过周家的情况吗？周家可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啊。”侯云珍回答：“他讲过。”周恩来又问：“那你怎么看？”侯云珍说：“出身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却可以选择。”这时，周恩来严肃地说：“周家是大地主、大官僚、大封建、大家族。”一口气说了四个“大”字。（1994年周华章对周秉宜回忆）

    1963年3月，周恩来的堂弟周恩彦之女周保庄和丈夫张中平从安徽芜湖回河北乐亭接女儿回家，返程路过北京时去看望七伯周恩来。周恩来在和他们谈话时，特别说道：“不能只知道伯伯是总理，我们周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9]

    1958年11月，周恩彦之儿媳、周保常之妻蔡淑清到北京出差，并去西花厅看望七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周恩来嘱咐她说：“要去恩寿伯伯家，让恩寿伯伯给你讲周家封建大家庭的家史，要正确看待封建家庭的影响。”周恩来还特地让秘书把周恩寿的详细地址写下交给她。[10]

    周恩来反复向子侄们强调周家是个封建家庭，是为了让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封建家庭、封建思想的腐朽和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