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徐向前和朱瑞率部进入沂蒙抗日根据地，组建了八路军第一纵队。1940年，徐向前奉命从沂蒙山区返回延安。(沂蒙老兵张秀岳供照)

    退休后不久，我参加了《临沂市文化志》的编纂工作，再次接触到那些革命故事和人物，让我仿佛又回到了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每当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又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老一辈革命家在沂蒙山区革命战斗的事迹，一直深深地感动着我。这时，我终于下定决心：自费搜集有关沂蒙山区的革命文物和文化史料，按摄影、书法、诗歌、歌曲、绘画等形式，分门别类，汇编成书，让沂蒙精神发扬光大，世代相传，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沂蒙精神财富。
    我出这些书，既是为了缅怀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抛头颅洒热血和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奋斗的老一辈革命者，也是为了教育现代人，让他们记住那段历史，让人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同时还要为后人留下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让他们永远记住那段光辉的历史。一句话，历史感动了我，我也要感动和教育后来人。
    中红网：采写和出版这六本丛书，长达百余万字、上千张照片，以及大量绘画、题词、歌曲等，内容极为丰富，需要相当高的文化程度。请问你上过什么学？
    张秀岳：我出生在山东莒县一个贫苦的家庭里，受伯父张文卿、叔父张百川等共产党员的影响，14岁就在家乡参加了地方部队，后来又到华东野战军的卫生队工作。从此，出生入死，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等重大战役，为革命数次挂彩负伤，并入了党、提了干。
    我这辈子有个特点，就是爱学习。抗日战争时期，我才六七岁，当时上的是抗战小学，学习环境相当差，一会儿战斗警报拉响了，一会儿要下地干活了，学习只能挤时间。就这样，我还坚持学习，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小学三年级。后来我参了军，即便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也没有忘记学习。渡江战役后，我搜集到了很多书，有空就读起来。因为很多字不认识，我就准备了一本袖珍词典放在上衣口袋，查过的字就用铅笔标注一下。没几年，硬是把这本词典翻烂了。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抢救‘红色沂蒙’”

    中红网：就这样，你退休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踏上抢救“红色沂蒙”文化史料的漫漫征程！
    张秀岳：我当时立下了这样一个心愿，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抢救“红色沂蒙”。为此，我曾遇到过不少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经费不足。我当时每月的离休工资仅为55元，老伴是一个农村妇女，四个孩子全都上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当时，我一下子拿到了2300多元住房补贴。本想用这笔钱，加上过去的一些存款，盖座新房子。但我为了出去搜集资料，硬是把钱攥在手里就上路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扛了一袋子煎饼、几罐子咸菜和一个黄书包，踏上了寻找资料的艰苦旅程。从此，钻汽车、挤火车、访战友、找资料，先后行程5万多公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访问了上千人次。

1945年7月1日，罗荣桓在山东省莒南县筵边传达中共七大精神，要求大家克服反攻前夜的困难，去争取最后的胜利。(沂蒙老兵张秀岳供照)

    中红网：你一个人承担这么大范围的资料收集工作，可以想见会遇到很多困难。你身体顶得住吗？
    张秀岳：我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的血脉里流动着的是一个军人的血。亲身经历过那段炮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缔造新中国的革命战争，在我身上也打下了光荣而又痛苦的烙印：１９４７年冬，在胶东保卫战中担任卫生班班长，为了背伤员过乌龙河，把刚刚被炮弹炸伤过的腿，长时间地浸在了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所以，每逢阴天下雨，或者站立、行走时间长了，关节就会隐隐作痛。这些年来，我一直是长年拖着患有严重关节炎的病腿去采访的。
    前几年，还为了赶时间编书，我还得过一场脑血栓的大病。
    中红网：你真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沂蒙老兵！那你采访的第一个老战友是谁？
    张秀岳：我访问的第一个对象是中国驻柬埔寨前大使康矛召。抗战时期，康老曾在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搞过摄影，他夫人杨玲是当年的战地记者。康老夫妇对我的到访非常欢迎，翻箱倒柜地找出了20多幅当年陈毅元帅在沂蒙山区工作和战斗的照片，并向我介绍了不少老摄影记者和个人收藏爱好者。总的说，多数老战友、老同志对我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
    中红网：在你采访过程中，有没有不顺利的时候，或者说碰了壁？
    张秀岳：确实，我的采访并不是每次都很顺利。有时采访对象不让进家门，他们的老伴甚至都不让我进门。但是，我不怕困难，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上门，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