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在中央苏区读到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他用的这两本书还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两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划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这说明，到那时为止，这两本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但这两本书早已丢失，这是非常可惜的。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如何重视这两本书的以及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彭德怀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借不已。”从彭德怀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左派”幼稚病》等书已有了深刻的理解。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过的刘英曾亲眼目睹毛泽东读《“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时的感人情景。她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也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画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的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一次，毛泽东对刘英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泽东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由此可见，毛泽东读马列书的精神实在可敬。后来，毛泽东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长征路上，他患病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1964年3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

    在延安整风期间，为了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毛泽东在给党内同志的信中又提出全党同志都应当认真学习《“左派”幼稚病》等4本书，毛泽东推荐这些书，不仅是要求大家从中学习政治理论，而是着重要求大家通过这些书的学习来学习马列的思想方法。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上，毛泽东又特别提出要全党同志读《“左派”幼稚病》等5本马列著作。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当时革命斗争需要，毛泽东重新阅读了《“左派”幼稚病》这本书。1948年4月，正当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乘胜前进之时，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什塞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三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泽东1948年4月21日。”中宣部在6月1日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左派”幼稚病》等12本马列主义著作，胡乔木写了12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在目录前面加了“干部必读”4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给七届二中全会代表。由毛泽东起名的《干部必读》，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出要学习《“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主义著作的意见，以期指导工作，适应新形势，开拓新局面，完成新任务。毛泽东重视阅读马列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但他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被马克思主义一些个别论断所束缚。他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大胆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他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最推崇的古典小说

    毛泽东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是他一生中最喜爱读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他说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讲看《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它，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书，建国以前他便多次阅读过，建国以后，《红楼梦》更是他的案头必备之书。据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藏书目录，他翻阅或收藏过的版本就有十多种，如《乾隆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全图足本红楼复梦》、《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等，还有根据《红楼梦》的人物和故事加工或改写的作品。如：《红楼梦补》、《续红楼梦》、《红楼幻梦》、《红楼真梦》、《红楼圆梦》等，据毛泽东自己说，《红楼梦》他至少看过五遍。他不仅自己多次读，还常常鼓励自己的亲属，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党内高级干部认真阅读《红楼梦》，借此提高文学素养，并加深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最喜欢的中国现代作家

    毛泽东对鲁迅的认识，主要是从其言行中获得的，也就是说通过阅读鲁迅的著作逐步加深的。他赏识鲁迅的书，据熟悉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徐中远介绍，读鲁迅的书是他终身的爱好。还在延安时期，1938年1月12日，他给当时在延安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可见在此之前，毛泽东就已经读过一些鲁迅的著作，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他无法系统地读到鲁迅的著作。这年8月，我国第一部《鲁迅全集》由上海出版，通过党的地下组织，由上海辗转到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这套书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共20卷，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以及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其中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纪念本为“非卖品”，毛泽东得到的是第58号。该书封面为紫色，书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黑色一样的布料包角，做工十分精细，装帧别致。

    毛泽东对于这套精装别致的《鲁迅全集》十分珍爱，他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在那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不少的书籍和用品都散失了，可是这套《鲁迅全集》却一直伴随着他。建国后毛泽东住进中南海丰泽园，有一天，他在书房里阅读这套书，一边翻阅，一边饱含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在转移路上还要和敌人交火。这些书都是分给战士们背着，他们又要行军，又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些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

    1949年1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出访前夕，他亲手挑了几本鲁迅的书带走。在赴莫斯科途中，他有时还读鲁迅的著作。到了莫斯科，虽然有不少外事活动，可他还是利用零星的空余时间阅读。有一天，毛泽东外事活动回到住地，离开饭的时间不到半小时。这时他还拿了一本鲁迅著作读了起来。开饭的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把饭菜放在桌上，他都顾不上吃。于是，工作人员便轻轻地走近他身边，催他吃饭，毛泽东说：“还有一点，看完就吃。”他边看边自言自语：说得好！说得好！一直把剩下的书看完才吃饭。在吃饭时，他还津津乐道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在50年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并发行了单行本。毛泽东对这套新版的《鲁迅全集》亦很珍爱，把它放在床上，许多文章他读过多次。

    70年代初，毛泽东年近80，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天天躺在床上坚持读鲁迅著作和各种书籍。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线装本）。该书共收鲁迅手稿29篇，都是从尚未刊印的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得到这本书后，不分昼夜，一有空就翻阅。手稿选集里有的字写得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一行一行往下看，一边看还不时用笔在上面圈圈划划。

    毛泽东自1971年生病以后，大部躺在床上，借助放大镜看单行本的鲁迅著作。后来视力越来越差，看书越来越吃力。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央办公厅同意，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地将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由于是大字，原来一卷的内容现在要印成数个分册，印刷任务很大。为了让毛泽东早日读到《鲁迅全集》的大字本，便采取印好一卷送一卷的办法。毛泽东则收到一卷就看一卷。毛泽东对这种新印的大字本看得很快，常常是这一卷看完了，下一卷还没有送到。有一次，新到的一卷看完后，他还想继续看，可是书又没到，便风趣他说：我又“断炊”了。待毛泽东收到全书时，他也差不多读完了。

    毛泽东读鲁迅的书认真、仔细。他对鲁迅的每本集子以及许多文章，何时写，何时编，何时出版，都十分注意。如在《旦介亭杂文》的封面上，他写有：“1934年作，1935年12月编”；在《彷徨》的封面上批有：“1924—1925年，1926年8月出版”，等等。《二心集》中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原书副标题只写了“3月2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他阅读后在“3月2日”前加了“1930”四个字。对于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讹的地方，毛泽东也把它一一改正过来。如《二心集》中的《唐朝的钉梢》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里面有张泌《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从，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毛泽东看后，认为“消息未通何计从” 的“从”字，从诗词音韵的平仄看，显然是错了，于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将“从”字改为“是”字。经查证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八，“从”字确是“是”字之误。后来，在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时已将其改正。

    毛泽东对鲁迅的著作非常熟悉，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讲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有很高的评价。

    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讲话，深刻地论述了鲁迅三个方面的特点，并将其概括为伟大的“鲁迅精神”。毛泽东称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说他“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5年4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讲到“治病救人”的问题时，用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作譬喻，教育全党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的人，我们要团结一致。”后来毛泽东还说过：“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路走。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不许别人革命”。“要给人出路。阿Q要准许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鲁迅描写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本质是好的。”

    毛泽东非常赞赏鲁迅的诗，不仅细心地阅读，不少诗他都能背下来，在练习书法时，常常要书写鲁迅的诗，有时友人请他题字、题词时，他就常录鲁迅的诗相赠。对鲁迅《自嘲》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用得最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1958年，在湖北武汉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随团应邀力全会演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登台接见，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他写几个字。当晚，毛泽东就书写了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前面还有小引：“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说，好吧。因写如右。”落款是“毛泽东，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还多次书写鲁迅的诗句赠给来访的外国朋友。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欢鲁迅，喜欢鲁迅的著作，同时他号召大家学习鲁迅，读一点鲁迅的书。1957年3月6日至13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召集过一次新闻、出版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在谈到写文章及写杂文等问题时，毛泽东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是好。你们赞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不会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鲁迅的著作，伴随毛泽东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夕，在他卧室的床上、桌子上、书架上许多地方都摆放着鲁迅的书。

    最后要的一本书：《容斋随笔》

    根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的记载，毛泽东要的最后一本书是《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

    最后读的一本书：《三木武夫》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周福明回忆：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已进入弥留之际，医生不断抢救，他反复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时，他还是要书看。他讲要一本书，但他语言含糊、声音微弱，连最能听懂他的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着急了，示意给他拿过纸和笔来，在纸上写了“三”字，然后又用手敲敲床，周福明猜是和“三木”有关，轻声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书？”他默默地点点头。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危的毛泽东仍关切地注视着日本局势的变化。当秘书找来有关三木的书读了几分钟，他又昏迷过去了。这是毛泽东读的最后一本书。

    最后一次读书时间

    1976年的9月8日5时50分，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还读了7分钟。

作于：二○○九年四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