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建立了卓著功勋，为红军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一、理论成果——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人民战争思想、红军建设理论、军事经济思想、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二、精神财富——苏区精神。主要内涵是坚定信念、求真务实、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争创第一、无私奉献。三、有形遗产——丰富的革命文物和众多的革命遗址。我们要从文化的新视角对其加以研究、考察，挖掘其历史价值和精神实质。在发展红色旅游的规划中，要整合资源，保护、利用好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红色旅游的文化品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光加彩。
    主题词：苏区反“围剿”，文化遗产，研究开发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领导广大苏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五次反“围剿”战争，特别是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先后粉碎了近百万敌人的进攻，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建立了卓着功勋，为红军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理论成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理论，创造了一整套红军战略战术原则，初步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奠基于井冈山斗争时期，初步形成于创建中央苏区时期，即从1929年1月到1934年10月，而1930年10月开始的长达4年的五次反“围剿”战争，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提供了实践的舞台和理论探索的基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1931年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是红军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⑴ 虽然不久毛泽东被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他仍然不断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和建军的经验，坚决反对王明“左”倾错误军事战略方针。他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了革命武装力量要由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组成的思想，以及人民战争的思想。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人民战争思想、红军建设理论、军事经济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等4个方面。
    一、人民战争思想。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⑵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进一步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思想。经过四次反“围剿”战争实践，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毛泽东对人民战争思想的阐述更加精辟。1934年1月，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把群众形象地比喻为“真正的铜墙铁壁”，提出“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⑶ 毛泽东不仅看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伟大作用，而且阐明了人民战争得以发挥其最大威力的最佳方式和途径。
    二、红军建设理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如何将红军建设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等人关于红军建设的思想主要有如下4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红军的唯一宗旨。1929年1月，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开宗明义地指出：“红军宗旨，民权革命”。⑷ 同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更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第二、确立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重申和发展了“三湾改编”时“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31年7月，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指出，工农红军应“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下”，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⑸ 1932年红军总政治部的指示信和训令中，开始出现了“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提法。同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政治工作的训令》更为明确地提出：“健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用共产党的统一意志来领导红军。”
    第三、建立红军民主制度，以实现军队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针对红军初创时期存在着军阀作风的残余的状况，毛泽东把建立民主制度作为红军建设的重要环节。《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要求“坚决地废止肉刑”，废止辱骂士兵，要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进步和生活，在红军中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从而大大调动了红军指战员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第四，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同时，注重加强纪律性。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制定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进军赣南闽西后又增加了二项内容。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红军纪律的基本规范，为红军正确处理军民关系，实行正确的俘虏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保证。1931年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指出“红军的纪律是根据整个的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争的必需而制定的”。⑹ 把“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列为加强红军建设的一个基本条件。
    三、军事经济思想。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战争与经济关系的原理，独创性地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经济保障和战时经济建设的理论，它的主要特征是：以战争为中心，社会经济军事化。这一时期，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两大方面的内容：
    首先，提出红军战时经济保障的方针与实现途径。（一）“打土豪筹款子”。（二）利用战场缴获补充自己。（三）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农村生产力，支援革命战争。（四）进行一切可能和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
    其次，阐述了建立以战争为中心的军事经济体制的思想。1932年10月23日，《红色中华》发表了《在新的胜利的面前——财政经济问题》的社论，提出了“军事的财政经济”这个概念，并指出“军事的财政经济”是革命战争的核心动力。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⑺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又论述了坚持“军民兼顾”的原则，采取有力措施，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发展农业、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和合作社，关心群众生活，对于调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积极性的重要性。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有力地指导了红军的军事后勤工作和苏区的战时经济建设。
    四、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十六字诀”的提出，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成功运用，表明中国共产党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要用战形式的战略战术思想逐步形成，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均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最早见诸文字记载是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给党中央的信。信中写道：“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⑻“十六字诀”是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也是形成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
    “诱敌深入”是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由毛泽东提出的，它标志着红军战略方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实行“诱敌深入”，实质上就是劣势的红军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军队进攻面前，由于不能迅速地击破敌人的进攻，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退却步骤。从战略指导上讲，其基本内容是：实行后发制人，首先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动员和组织苏区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坚壁清野，积极参加和支援反“围剿”战争。其次是在强敌“围剿”开始时，红军主力向苏区内退却，保存军力，待机破敌。
    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灵活运用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取得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朱德、周恩来为此发表了多篇军事论文、报告，对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二、精神财富——在创建中央苏区和反“围剿”斗争中，广大苏区军民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并形成了伟大的苏区精神。
    苏区人民在反“围剿”战争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扩大红军。为了粉碎敌人“围剿”，保卫苏维埃政权，广大工农子弟踊跃参军参战，到处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情景。从1932年2月至1934年7月，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就有3次大规模的扩大红军运动，扩红总数达16万人。⑼据不完全统计，赣南苏区先后有33万余人参加红军；闽西苏区有10余万人参加红军，先后创建了6个军。⑽
    2．配合作战。各县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据1934年4月统计，中央苏区有赤卫队26.6万余人，少先队列15.7万余人，赤卫队模范营5.5万余人，少先队模范营3.4万余人，以上共计51.3万余人。⑾ 这些地方武装在反“围剿”战争中，担负着警戒、侦察、运输、担架、向导、宣传等工作，赤卫队则配合红军作战，在扰敌、堵敌、牵制敌人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3．筹粮筹款。为了支援前线，中央苏区政府发起了借谷运动，苏区群众积极响应，共筹集粮食100多万担，仅1934年7月，中央苏区就两次完成了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的任务。同时还收集铜8.2万余斤,被毯2万余床,棉花8.6万余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余万条,并采购10万元中西药,筹款150万余元。⑿ 1932年，中央苏区政府发行了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70万元，苏区群众踊跃购买，还超额完成了38万元。
    4．慰劳红军。苏区群众不分男女老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援革命战争，特别是妇女群众，纷纷组织救护队、洗衣队、慰劳队，到前方救护伤员，慰劳红军将士。
    在创建中央苏区和反“围剿”战争中，广大苏区军民浴血奋战，牺牲奉献，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苏区精神。苏区精神内涵可概括为24个字，即：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执政为民、廉洁奉公、争创第一、无私奉献。
    ——坚定信念，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于1930年1月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不仅提出了红军初创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构想，而且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仅坚定了中央苏区时期全党同志和全军将士的信念，而且对引领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是苏区精神的首义，也是苏区精神的灵魂所在。
    ——求真务实，“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一向注重调查研究，把它作为了解实际情况，制定方针策略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为了践行这一思想路线，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调查，发表了《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寻乌调查》等，开创了我党求真务实、注重调查研究的新风。
    ——执政为民，“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是毛泽东在苏区提出的“执政为民”宗旨。他要求苏区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注意工作方法”，“要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⒀广大苏区干部努力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