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前夕，我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赶赴老家时，母亲只剩下一口气了。我守在床边，问母亲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母亲已经不能说话，只是把一只张开的手极其困难地伸向我。顿时，《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终时伸出一个手指头的镜头在我眼前晃起来，但立马被我否定了。母亲心胸豁达，性格开朗，为人大方，乐于行善，不可能心存严监生的吝啬。我双手抱握住母亲那只古树皮般的手，深情地压在自己的胸口上，痛苦地梳理母亲近年来曾经表露的一缕缕心思，全家人对母亲的这一哑谜也绞尽脑汁猜来想去，可半天都没理出个头绪来。突然，只见母亲的眼帘慢慢地撑开，目光饱含着希望；又慢慢地合上了，似乎留下某种遗憾。
　　夜晚，我着手起草《祭母文》。当写到“母亲与中国共产党一同诞生”时，我手中的笔猛然刹车了。我似乎猜出了母亲临终遗愿的谜底。一只手，五个指头，莫不就是一颗五角星吗？顿时，母亲生前多次讲过的“一颗红星”的故事在眼前放起了电影。
　　母亲出生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夕。母亲的童年也是灾难深重。她三岁丧父，随母改嫁后，她难以忍受继父的欺凌，五岁便被背到曹家做了童养媳。十三岁那年秋天的一个清晨，母亲独自挑一担水桶，到离家三里远的田垄里浇菜。她见水库里有不少五颜六色的鱼儿在戏水，便弯腰去抓，一不小心栽进了水中。待她醒过来时，眼前星光灿烂，好多穿灰色衣服的人，头上都戴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她躺在一个兵哥哥怀里，望着兵哥哥头上的红五星，问这问那，一点也不怯生。母亲晓得了，兵哥哥他们是红兵（军），是毛委员带他们上的井冈山。他们这次下了山，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打仗。红兵哥哥救了她的命，她要当红兵。父亲不让她一个人去，要么一起去。祖父祖母不允许父亲去当兵，父亲是他们从亲戚家抱来带大的，是曹家的香火。也不让母亲去，母亲也是他们拉扯大的，要为曹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母亲无可奈何，含泪央求红兵哥哥把五角星给她。兵哥哥摘下军帽上那颗布质的红色五角星，送给母亲作纪念。
　　母亲把红五星珍藏在针线包的铜针筒里，再悄悄地藏在神龛上的观音菩萨腹中。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每逢初一十五，母亲烧香时总得感谢红兵哥哥的救命之恩，为红兵哥哥祈福求平安。母亲一生生过八个儿女，就有一双取名叫国星、国兵。在平常的日子里，母亲一闻见红兵的消息，总要打听清楚才放心。
　　一九四五年中秋前夕，正在坐月子的母亲听说两个当兵的枪杀门口塘里的鱼，被村里的血性后生缴了枪，并捆绑在祠堂门口的屋柱上严刑拷打。母亲一听是“当兵的”，便急着赶过去，远远看见两颗闪烁着光芒的红星，她不顾一切地挤进去，用身体拼命护住其中的一个，吼叫着阻拦道：“不要打了！他们是红兵”！后生们还是不肯放手，他们告诉母亲：“这不是解放军，是兵痞！是土匪”！母亲红黑不相信，黄军装，红五星，怎么会是假红兵？直到当兵的实在挺不住了，老实交待他们确是白军，为了挑起老百姓与即将过来的解放军的关系，他们奉命四处上演恶作剧。尽管如此，母亲还是疑惑不解，怎么会是白军，明明是红兵嘛，那鲜红鲜红的五角星……
　　母亲珍藏红五星的事，地方地境的人都不晓得，家里人也不太清楚。可是，母亲自己也没有料到，那颗鲜艳的红五星会毁于一旦。
　　“社教”刚过，“文革”开始，破四旧，立四新。全大队的红卫兵倾巢出动，挨村挨户搜出“封建迷信”的东西，付之一炬。待到母亲收工回家，家中的神龛、菩萨早已不见踪影。母亲还不甘心，双手扒着滚烫的火堆，企图用汗水和泪水浇活那一颗红色的五角星。
　　母亲对红五星的情怀刻骨铭心，没有随着时光的流失而淡化丝毫，一直梦寐以求心中存活的那颗星。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我正在抓紧复习功课，准备争取参加来年的高考。一向希望我读书出人头地的母亲，却突然提出要我去考兵。我思来想去，尽管我高中毕业回乡已过两年，符合了考大学的条件。但是，大队能否推荐我去考，还是一个梦。我不能坐等人生前途，枉度青春年华，只有遂母所愿，新年过后便换上草绿色的军装，到乌鲁木齐部队警备区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