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专制集权的“肃反”“大清洗”以及几代苏共领导人放弃“新经济政策”，重点发展军事工业，而对国计民生的轻工业以及农业忽略发展，导致苏联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苏联共产党对内不是积极改善人民的生活，而是扩军备战，对外侵略别国，这就从本质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变成了列宁所说的“军事封建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帝国主义。”

    斯大林执政后，完全抛弃了列宁所坚持的巴黎公社原则。在政治上，斯大林实行的是专制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经济上，实行的军工为重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工业路线，忽略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在民主选举上，斯大林基本上是实行专制制度，基板上没有民主选举，干部不是选举制，而是上级指定和任命制。所以，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在工资上，苏联普通工人的工资与权贵阶层的工资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由于官僚体制一级一级成金字塔形状，失职的官员以及腐败的官员只要和上级关系好，听上级的话，犯了错误也不会受到追责，更谈不上罢免。腐败也是一环靠一环。制度性腐败是苏联体制的特征。

    为了实行这种集权的专制主义，维护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斯大林控制了思想舆论的阐述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一种解释，不能有第二种解释。本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海洋，包含历史科学，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宗教学等等。但是，在斯大林那里，就只有一门阶级斗争的学说。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格·阿·阿尔巴托夫作为在苏共中央工作的高级干部，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揭露斯大林时期因肃反就逮捕和杀害了数万不同政见者。列宁时代的中央委员百分之七十被杀害。书中也揭露了苏联四万权贵阶层的特殊化生活以及特殊化的权利。这些生活上的特权以及政治上的特权保证了苏联共产党四万权贵享受着“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生活。同时，也隔绝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源。

    布哈林是列宁赞美的优秀的杰出的党的军事家、理论家，是列宁认为党的领袖的最佳接班人人选。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以叛国的罪名，未经审判，就枪决了布哈林。

    高尔基在沙皇时代，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小说。在斯大林时代，高尔基没有作品问世，得忧郁症而去世。

    世界著名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采访过毛泽东主席。她后来长期在苏联居住。在她的著作《斯大林时代》一书中，她写道：“1936年12月，2016名代表代表在克里姆林宫的雄伟的白色大厅里举行了制宪大会“”（《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北京版、第73页）“这部宪法甚至在起草的时候就遭到了破坏。这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很少宪法是受到严格的遵守的、但是苏联宪法是受到它的作者斯大林自己的破坏，而斯大林显然是以他的‘民主宪法’自豪的，然而他却犯了一个奇怪的两面做法的错误。因为，当这部宪法仍然是苏联的根本法，被人民、政府部门和普通法院自豪地遵守的时候，它却没有受到政治警察的一顾。由斯大林在1922年给予集中的权利的这个机关，已经成了国中之国。他既不遵守宪法，也不遵守苏联任何其他法律。从这里出发就产生了以后这些年的黑暗事件。 （《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北京版、第74页）

    黑暗的事件，典型的有卡廷惨案。1940年春，大约2·2万名波兰在押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由苏联内务部上报，经斯大林批准，惨遭杀害。其中4421人在斯摩棱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被处决。1990年4月13日，苏联政府正式承认卡廷惨案是“斯大林主义的罪行之一。”

    “阶级斗争是一种十分违悖马克思预言的现实。”（《现代社会冲突》{英}拉尔夫·达仁道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为几万无辜死去的苏共干部和人民平反，赢得了苏共与人民的普遍的赞扬。一场改革眼看就要在苏共内部进行。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反对的只是斯大林个人，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由于工人出身的赫鲁晓夫缺乏理论修养，也没有很高的思想水平，斯大林提拔赫鲁晓夫看中的也正是这一点。所以，赫鲁晓夫不可能，也没有从思想理论的高度阐述改革的必要性，没有改革的行动纲领、实施措施以及现实与未来的目标，对赫鲁晓夫的改革人们看不到希望，他的改革终于失去人心。

    赫鲁晓夫被权贵者废黜了。这是苏联改革失败的开端。因为，赫鲁晓夫触动了权贵们的奶酪。而不从理论高度清理斯大林专制集权主义的危害性，不清理斯大林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行径，特别是不批判苏共亵渎巴黎公社原则精神的历史反动，苏共就无法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轨道上前进。

    勃列日列夫继承斯大林的衣钵，延续了斯大林主义路线，对内继续实行专制政策，对外继续实行侵略扩张，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先后对波兰、阿富汗、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实行武装侵略，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行为，证明苏联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叛徒，证明他们的行为与巴黎公社的原则与精神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苏共的思想与行为注定苏共必定要失败。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当代世界不是衰落了，而是发扬了。这只要看看巴黎公社原则的实践，就知道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的思想原则在全世界是畅通的，而不是与之抗拒的。

    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说：“共产党人承受的巨大压力不光来自日新月异的世界本身，而且也来自他们各自国家的具体现实。社会结构变了，社会的精神、道德面貌也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权力的关系，都在变化。所有这一切都要求要改变理论见解和政治观点。可是这种改变没有出现。换句话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实际上是与时代、与已经到来的新时期的相互关系的危机，人们在多数情况下根本没有发现它的到来。”《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7页。

    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最深层的根源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原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的原则。

    对于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的非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是这样评价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苏联曾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巴黎公社原则的伟大历史胜利。毛泽东在1926年就指出：“巴黎公社是开的文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我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但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苏联实行的极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科学原则以及巴黎公社原则却是相背的。

    最早认识这个问题的是在苏联留学的中国、日本、越南等国共产党派出的留学生。他们对苏联的变质都有过深刻的批判。1968年，依据对苏联的观察和亲身经历，由日本共产党的留苏学生执笔写出了《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对苏联共产党的腐败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那时的共产党国家以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就已经得出结论：苏联已经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巴黎公社原则，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历史的成因，有经济发展方式滞后的原因，有国际社会环境复杂变异的原因。但是，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美国学者分析苏联解体时认为，苏联的解体有外部的原因，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高级干部贪污腐败，严重脱离群众，背离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离了巴黎公社原则，导致了苏联国家的解体。这和俄罗斯共产党的现任主席久加诺夫的观点一致。他认为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主要原因是共产党执政缺乏监督，导致共产党的腐败。是共产党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权、阐述权。任何人，任何团体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能有一种解释，而不允许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学科的研究。这种做法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窒息了马克思主义，阉割了马克思主义。三是国家缺乏民主科学的机制，导致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发展不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发展。

    当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的时候，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纷纷易旗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价值。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成了一些国家的流行思维。生产消费学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也就没有消费。但是，在中国，曾几何时，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经济学却受到了批判。

    因此，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衰微，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科学思想胜利。因为，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机制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的原则和方向，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脱离了人民群众，党的领导干部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导致腐败丛生，党和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最后导致党和国家制度的崩溃，这才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真正原因。

    对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60余年对苏联问题进行了跟踪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了高放的著作《苏联兴亡通鉴》。这部著作印证了习近平对苏联解体原因分析时，思想观点判断的准确性。苏联于1991年12月26日解体。高放把原因归结为：“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带来的“三个缺失，即缺失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法制，”导致“亡党亡国亡制。”这种分析是中肯的。因为，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不是没有专政的机器和手段，不是国力、军力不强大，而是不关心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党的干部不是按照列宁的要求，在群众中民主产生，而是层层任命，脱离群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贪污腐败，和群众的工资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最后导致政权的轰塌。高放先生分析了苏联这一时期的现状和政策。认为苏联从30年代起，就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巴黎公社民主科学的原则。

    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亵渎、蹂躏巴黎公社原则的同时，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却在蓬勃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十条措施，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部分做到了，有的甚至大部分或基本上都做到了。如西方国家免费的中小学教育，免费的医疗保障，社会福利主义，累进税制，征收高额的遗产税，日益消失的工农差别等等，说明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反其道而行之，而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想精华，指导国家建设，促进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延续和复活的真谛所在。这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现象。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一些社会主义的措施，目的是延长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命。客观上也为劳动人民带来了社会福利，实际上是促进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发展。恩格斯在晚年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进入。“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利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只要取得多数人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的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3页）“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4页）

    恩格斯确定“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这就是说，民主共和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是同等重要的，是一致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发达时期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新论断。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现实证明恩格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论断是正确的。因为，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元素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最简单的说，巴黎公社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思想原则，而这些思想原则在美国都已经落地生根开花了。

    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全面胜利，主要的标志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的胜利，典型的就是巴黎公社原则在全世界畅通无阻。表现为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流派，它的哲学、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空前的活跃和发展。而不是看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多少。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感到欣慰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曾经被资本主义国家指责为“洪水”“猛兽”的科学思想在曾经遭到驱逐、镇压的国度，却延续了下来，并得到尊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日常的一项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和其他的学科研究所一样，在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作为学术研究机构，它的地位、作用显然是毋庸置疑的。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在这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生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和论文答辩，都可以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硕士、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