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完泾县皖南事变纪念馆之后，我们又匆匆赶到60公里外的芜湖市王稼祥纪念园。车在纪念园门口停下，已是下午两点四十。我们缓步登上台阶，纪念馆副馆长和2名工作人员早已在门口等候我们。

    王稼祥纪念园坐落在芜湖市风景秀丽的狮子山上，它西临长江，东望赭山，属于芜湖市第十一中学校园区。纪念园以秀丽天成的建筑及丰富的馆藏文物，赢得了游客的一致好评，先后被国家有关单位批准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走进纪念园，王稼祥生平事迹陈列室便朗然入目。随着讲解员的步伐，我们走进了王稼祥纪念馆。陈列室里收藏了王稼祥各个历史时期的实物、图片、信件等珍贵资料，突出介绍了王稼祥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卓越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丰功伟绩和重大贡献。

    王稼祥（1924─1925年）在芜湖圣雅阁中学读书，接受革命思想，并组织领导芜湖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10月，王稼祥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他由团转党。在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

    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

    1933年4月，他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翌年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过雪山草地时，王稼祥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到达陕北后，他因伤情恶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

    1937年夏，王稼祥转赴莫斯科治伤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944年，他因伤口恶化病倒而无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苏联治疗。1947年，王稼祥回东北解放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1949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几十年间，王稼祥总是在腹部带着热水袋工作。

    王稼祥是我党我军第一代卓越领导人之一。陈列馆里，对王稼祥在关键时刻对党和红军作出的巨大贡献进行了重点展示。他多次在党和红军面临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为确立毛泽东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作出了三大重要贡献。

    第一，从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留任前线指挥。

    王稼祥到苏区后，直接参与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他善于学习和观察，通过事实的比较与思考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并在工作中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毛泽东看来，根据地第二、三、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第二，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坚定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友谊。长征途中，王稼祥和毛泽东因伤病同坐担架，他们边行边谈。湘江战役失利后，红军官兵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在随后召开的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毛泽东力主改变红军主力北上计划，转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坚定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主张开始逐步得到贯彻和采纳。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来到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在一片橘林中休息，王稼祥说：“只有请毛泽东出山，才能挽救红军危局！”这一谈话史称“橘林密谈”。随后，王稼祥将他们的谈话告诉了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杨尚昆等人，他们都表示支持。同时毛泽东也同周恩来、朱德进行交流，并先后得到他们的支持。至此，遵义会议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事实证明，如果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必须立即变换军事领导。于是，王稼祥对毛泽东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

    遵义会议正确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遵义会议的召开，王稼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多次谈到：“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之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领导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镇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翻越夹金山时，王稼祥伤口痛得支持不住，只能步行，一直踉踉跄跄爬到山顶。担架员实在过意不去，要他坐担架下山，王稼祥却说：“你们也太累了，还是让我慢慢走吧！”就这样，他奇迹般地翻过了夹金山。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王稼祥功不可没；王稼祥在长征中的卓越贡献，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第三，及时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为确立毛泽东核心地位起了推动作用。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关于选举中央候补委员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把两次会议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1938年7月底，王稼祥回到延安。在9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以《国际指示报告》为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同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王稼祥又一次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当时统一全党思想和确保行动一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全会王明的错误受到批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得以确立，全党的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成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全会。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抱病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同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这是一篇已被历史公认为全党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