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0月，日军纠集九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源进犯。新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王缵绪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在北面的滨湖各县节节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王缵绪命长子44军军长王泽濬与日军鏖战20余日，使敌未能前进，且有所缴获。此时另一路敌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加之日机猛烈轰炸，迫使44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地区。日军旋即迫近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桃源。王缵绪率余部退至沅水以南的郑家驿，王泽濬率44军在常德外围之太浮山和太阳山地区分别截击日军。该军150师师长许国璋于是役身负重伤，自戕殉国。12月3日，余程万失守常德后，六、九两战区增援部队始陆续赶到，在太浮山地区与日军搏战。王泽濬率44军击败桃源之敌后，奉父命追击至藕池口。敌军退守注滋口一线。

    王缵绪先后抗战八年，亲自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湖滨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重大战役，大小战斗计2300余次。所辖44军和67军共六万六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壮丁四万五千余，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四万余人。经过多年抗战之后，第二十九集团军仅存不到二万人，壮丁力夫伤亡失散更是不计其数。1944年2月，王缵绪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撤消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67军建制，只保留了44军。由军委会批准，44军仍由王泽濬任军长，辖149、150、161、162四个师，调归第九战区指挥。王缵绪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陪都卫戍总司令。

    1944年5月，长衡会战，日寇再发动对长衡攻势。6月7日，敌军第3师团窜抵古港附近，44军军长王泽濬奉父命于9日展开攻势，击破古港东门市之敌，并缴获甚多。日军继续增兵反攻，迫使44军浏阳撤退，日军68师团同116师团与我军争夺浏阳阵地，44军固守浏阳，经喋血奋战九昼夜，终以战力不支，14日退出浏阳。日军继陷攸县，此时，王缵绪亲自指挥44军军长王泽濬赴茶陵南北地区，迎击该敌。7月，日军攻陷茶陵，8月日军又攻陷衡阳，直指桂林。战后，44军留置湘粤边区。1945年元月，由王缵绪父子率部又参加湘粤赣边区作战。1月中旬，日军一部攻击茶陵、安阳南进，王缵绪指挥44军迎击，奋战阻截，敌未得逞。8月，日寇宣布投降。因抗战有功，王缵绪被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和抗日英雄荣誉称号。因此，王缵绪在抗战时期就成为了全国民众最为敬仰与歌颂的英雄人物。

    1945年2月10日，王缵绪任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王缵绪上任即告诫部属不得欺压百姓，在辖区内分设若干军民合作站。整顿监狱，释放罪轻者，在两天内释放数百名烟贩，他说：“种烟运烟的都无事，吃烟贩烟有何罪？” 此举触怒上峰，认为王“太霸道”。他改善劳改人员待遇，规定禁止肉刑，以养廉耻；视寒问疾，力求卫生；言行训育，化囚为民；经济公开，以谋温饱；严禁剥削，以维福利；贿赂绝迹，一洗贪风。大力整肃重庆治安，捉拿大流氓雷鸣心。1946年2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因群众热烈参加，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王缵绪明确指示所部“为尊重民主运动起见，不拟加以管制，仅以劝告方式维持会场秩序”。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卫戍司令部奉令改组警备司令部，王缵绪所担任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改任武汉行营副主任。随之，国共内战势不可挡，蒋介石曾二次打电话给王缵绪，要委任他南京卫戍总司令一职。作为王缵绪的内心，根本不想打内战，并持抗拒内战态度，拒绝接受重要委任。

    1947年5月2日，蒋介石电召王缵绪到南京面洽，临行前王缵绪曾对记者说：“……首都卫戍总司令一职，中枢虽有意相委，但本人年事已老，不愿再任军职。此番赴京晋谒主席，除本一贯精神以在野之身翊赞中枢外，别无他项希求。因目前营谋官位者正多，本人实无此需要也。”自王缵绪从南京返川之后，继续从事他的教育事业，并有众多教育界及文化名人出入他的府上，商讨及探索如何引领教育的发展方向。在当时，王缵绪是教育及文化界中的凝聚之人。在此期间，王缵绪已着手创办巴蜀商学院时，却吸引了有识之士们的拥簇，将可迎来“锦上添花”。巴蜀学校董事长王缵绪将这些成员组建成董事会，其名誉校董：曾子唯、陈怀先、赵资生、康心如、周宜甫、李奎安、王兰楫、黄之贲、汤壶研、陈丽生、连雅各、魏诩丞、杨赞卿、何说岩、唐棣之、季叔平、杨芳龄、曾纪瑞、曾吉芝。事后，国共内战再起，导致巴蜀商学院未办成功。

    1948年5月16日，王缵绪调任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副主任（5月19日，重庆行辕改为重庆绥靖公署）。同日，王缵绪出席国大返回重庆，公开表达对时局的担忧，他说：“……政府与党意志之不齐一，已于此次国大会中，充分表露无遗。而政治改革之无实效，亦可于铲除豪门资本，举办救济特捐等例中概见。故欲挽回国事之颓局，非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并力去敷衍塞责之官僚作风，努力做出成绩。尤于铲除豪门资本，安定人民生活一点，非彻底做到，不足以压人心，挽颓局。” 8月4日，行政院第10次会议任朱绍良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王缵绪、贺国光、杨森为副主任。

    1949年3月4日，王缵绪致函毛泽东，感谢承蒙优待其子（王泽濬于淮海战役被俘），继称天道忌盈应适可而止。5月14日，川康渝国大代表、立监委员、省市参议员联系会在成都举行大会，17日闭幕，王缵绪被推为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会通过西南应变三大方案：政治——用人唯贤，严惩贪污；经济——彻底限田，停止征实；军事——协助国军，组训民众。

    6月1日，国民政府任王缵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6月13日，王缵绪再次向记者发表时局感言：“……我对政府，对国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说的是病的症结所在，民间的疾苦。三四年来，曾与总裁（因我素来称蒋总统为总裁，原注）上书不下七八万言，如政治之贪污无能；财政上无限制的发行钞票；党团的人员全在做官，不下乡工作；教育腐化；司法较过去的军阀还贪污，剥削平民；征兵尽是兵贩子；主张胜利后不能裁兵……，可是这一些办法都没有被当局采纳，千言万语等于石沉大海。”

    1949年12月7日，王缵绪又任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因长子王泽濬第44军军长于淮海战役被俘）14日，他授意新编44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24日胡宗南所派成都城防部队撤离成都，王缵绪以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名义接管成都。25日，由王缵绪出面在成都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

    1949年12月31日，贺龙率部进入成都。1950年王缵绪主动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他把掌控的军队和全部武器移交给贺龙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的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

    1950年后，他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民主人士、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等职。1950年12月24日，王缵绪将创办十八年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和西充学校无偿捐献给政府。为此，邓小平同志曾指示“一切不变，只许办好，不许办坏”。1952年10月10日，王缵绪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由西南博物院收藏。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存文物中，王缵绪捐献的国家一、二级书画藏品达167件。

    王缵绪个人最大爱好即书法、诗词和收藏。他是第一批加入上海海上亭云书画社，曾有部分诗词、题字传世（资中永庆寺牌匾“令我见佛”、资中银山镇题“古银山县”、重庆巴蜀学校“诱诲堂”、“棫园”等）。他与文化名人交往甚密，如、梁漱溟、黄宾虹、黄炎培、齐白石等。王缵绪说话幽默风趣，外号“笑和尚”。他“私德尚好，烟酒赌均不沾，自奉亦简”。

    王缵绪热爱乡里。当年西充经常遭遇灾害，以致“民食艰难，饿殍日多，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王缵绪“每接乡讯，深恻于怀。虽以恭桑之谊勉竭绵薄，略谋赈济，而杯水车薪，终苦无所裨益”， 1927年10月22日，他会同鲜英等22人发起对川北旱灾给予赈济。1937年 3月2日，王缵绪亲笔致函建设厅长卢作孚，请求他“设法为敝县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赈”。凡有西充人上门求他，都予以“打点”。特别是灾荒年，每到部队开饭时，总有不少人找来说自己是西充人，王缵绪说：“是西充人就拿碗添饭。”有时人多了碗不够，部下向王总司令报告，他说“没得碗就用瓢。”在西充，“拿碗添饭”这句话百姓流传至今。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王缵绪为此持不同看法。他身边的好友都被打成了“右派”。如：台盟中央主席谢雪红，起义将领龙云，民盟中央章乃器、罗隆基，民主人士鲜英，就连曾动员他起义的中共党员、四川省政府参事室主任高兴亚也被打成“右派”这此现实情况让他无法理解。特别是官方又提出所谓“阳谋”的说法，更为让他无比愤概和鄙视。他认为，这样极端地发动政治运动，制造“阳谋”，把大批受人尊敬的有识之士和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打成“右派分子”而感到震惊；同时，他看到各级领导干部把“宁左毋右”奉为圭臬，否则便被视为“右倾”而受到批判，甚至受到处分；而不少党棍把奉行极左路线，作为升官揽权的不二法门，一朝权在手，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便得心应手地结党营私……他把这些弊端看在眼里，自然心生愤恨，写出了揭露和批判文章，急欲带到境外发表。为此，王缵绪请准了赴港就医的理由，不幸真相被知情人陈子庄（王缵绪的秘书）告密。在深圳预先布控，待王缵绪过境之时，将其扣押至成都。一直被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与世隔绝3年。于1960年，终因绝食抵抗并死于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内。事发当天，仅《四川日报》刊登，题为“反革命分子王缵绪偷越国境被捕”。可见未审已定罪名。事后，当局将他欲想境外发表揭露和声讨国内“反右运动”真相的文章视为绝密，采取销声匿迹，将他定为终生羁押。就连新闻已报道随身携带的罪证（57份反右运动剪报和约52万字的个人日记）也从未曝光，至今都无法让人看到。

    王缵绪曾在看守所关押3年期间，既不提审也不定罪，视为终生羁押。与此同时，改写与他相关史料，否认他的抗战经历和率军起义事实，将其打入另册，完全做到官方史册未有其人。让其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为人知。

    材料来源：事迹部分基本采用西充县人民政府志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