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陈列的刘骞像

    一、考入黄埔军校 第二次东征九死一生

    父亲生于1901年，名盛根，后改名刘骞，号克谦，祖籍新都县天元乡，先祖是客家人，在新都小学毕业后考入四川省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入赖心辉主办的成都军官传习所，由著名学者、书法家颜楷讲授修身课。毕业后任川北边防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参谋，参加川境战争。

    1924年，父亲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一文中回忆说：“孙中山先生亲自主席，通过一个决议，就是要成立中国国民党的陆军军官学校，地点就选定（广州附近的）黄埔小岛上面。大家都记得黄埔这个名词，在民国十三年以后，不但震惊了全国青年的热血，而且震惊了世界，当时全国的青年有一个口号，就是‘到黄埔去’！凡海内外同胞，无论东西南北革命的青年，热血奔腾的时代青年，都喊出了一个口号，就是‘到黄埔去’。

    周恩来由欧洲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父亲回忆：“当时正是大革命高潮时期，学生中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又可以跨党，许多学生和教员是双重党员；马列主义的书如《资本论》、《共产主义宣言》、《论国家起源》、《反杜林论》等书和《三民主义》一样，人人都可以自由公开看的。我们当时对以上的共产主义经典著作很难看懂，有时在学习会上请教周恩来主任，他都很耐心的详为解释。上政治课时从三民主义贯串至共产主义，讲得精辟入微，通达明晰。”

    父亲还回忆道：“有一次政治部放映军事教育片，周恩来主任亲自在坦克演习影片放映时对教职员和学生解说。他拿着长教鞭指着坦克车的履带说：‘为什么坦克能爬上三四十度的斜坡，又能超越障碍和相当宽的战壕，就是它这个带齿的履带的作用；打击这个怪物，主要是先击毁它的履带，它就成死乌龟了。’当同学们听到‘死乌龟’三字，大家都笑了。当时中国尚无坦克，这部影片是总理由欧洲带回来的。黄埔军校首次放映这部影片。”

    “黄埔军校创办时没有武器，连步枪都没有。因广东兵工厂为杨希闵、刘震寰两军阀所霸据，忌恨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不发枪与黄埔，所以黄埔军校的枪和其他轻武器都是由苏联前后用海船陆续运来。运输船总是夜间到黄埔岛，就由学生搬运。有一次船又来了，在月光下，我们学生往返不知疲倦地将一船整箱整箱的武器搬运完了。其中除步枪外，还有机枪、山砲、追击炮、手榴弹等。在皆大欢喜中，要欢宴苏联代表和船员，每连选两个学生作为代表参加宴会。我当时是黄埔三期第一连学生，任第一班班长，陈赓（1903-1961，解放军大将），当时任我连副连长。连长是郜子举（保定军校毕业生），他就选我去当代表。

    宴会俄国友人是用西餐，学生哪里玩过这一套。周恩来召集我们这些土包子学生代表在政治部亲自教我们吃西餐时的规矩，怎么用餐刀和叉子，吃东西不要吃出声来，要斯文些，刀子不要割着嘴唇，叉子不要戳伤舌头等等礼义。

    “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1877~1925）在广州被人刺杀。黄埔军校于1924年创立之时，孙中山大元帅任命廖仲恺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地位在蒋介石之上（当时廖任广东省长兼财政厅长）。廖党代表对学生讲话时，蒋戎装佩刀站立在旁边；而蒋介石讲话时，廖党代表照例坐在一张藤椅上。当时黄埔军校的一切费用都由廖党代表负责筹划，他爱学生有如慈母，学生对他都非常敬爱。因廖党代表坚决奉行孙总理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深为右派所忌恨。全校学生闻耗皆痛哭，誓为廖党代表报仇，事后将反对孙总理三大政策的右派刺廖嫌犯魏邦平、梁鸿楷（粤军师长）等一一逮捕。某日夜间10点钟，校部命我带一班人将梁鸿楷押赴黄埔大坡地炮台监押。经过大操场时，梁以为要枪毙他，颤声问道：‘到乜嘢地方去？’（广东话到什么地方去）。一个湖南同学答道：‘大坡地’。梁误听为‘打靶的’三个字，遂突然跪下不走了，哀声说道：‘打、打、打靶，就在这里打好了。’我在月光下看见他面色惨白，全身发抖，心里又恨又好笑，大声说道：‘不打你，起来走，到大坡地炮台去。’”

    1925年9月举行第二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残部。此时周恩来调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于黄埔三期学生中挑选三四十人，任连党代表，父亲在被选之列。

    在父亲所撰《攻克惠州亲历记》中，他回忆道：“我军于10月9日抵达惠州，当即侦察地形，攻城部队遵照攻城部署分别进入阵地，10日作好攻城一切准备。惠州三面皆水，江湖环绕，只有北门一桥是通往城内的通道，城高而坚，加之城南又有飞鹅岭作屏障，易守不易攻，号称天险。《惠州县志》有一首诗，言此城之险：‘铁链锁孤舟，白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自汉以来，围绕惠州的战争不断，著名的就有几十次，但从未有攻破此城的记载。周恩来当时于连党代表中挑选27人任攻城敢死队（每队一百人），并亲自教我们在冲锋攻城时喊口号：‘攻打惠城城，大炮十二门。同志要奋勇，革命要牺牲！’

    13日拂晓即开始攻城。因敌人居高临下，火炮猛烈，猛攻一日，牺牲甚大，在北门担任主攻的第四团团长刘尧宸阵亡，营连长伤亡十余人，其他各部队伤亡总计达五六百人。

    周恩来提议将大炮集中用“集束”弹道总轰北门城垛，摧毁敌人城墙上的机关枪和炮兵阵地。

    14日，野炮兵以猛烈的火力集中攻击惠州城北门。敢死队在我强大火力掩护下，遂猛攻上城墙，打开城门，部队攻入城内，叛将杨坤如几被生擒。但用竹梯攻城时的战事是异常激烈的。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苏联顾问著名红军将领罗加觉夫、加伦将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在飞鹅岭上指挥。结果敢死队长27人牺牲21人。各部队总伤亡达千名以上。

    我们乘胜追击，又在河婆镇俘虏敌人七八千人，缴获枪数千支，大炮3门，一直追击到汕头后，我看见了周恩来主任。他笑容满面地拍着我的肩头说：‘小伙子，你们这一仗打得太好了！来！’我跟着他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拿出一张他与邓颖超的合影4寸照片，提起毛笔写上‘刘骞同志存 邓颖超 周恩来赠’。当时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立正、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照片。临走时，周恩来主任又亲切地说了些勉励的话。至今思之，如在目前，以后邓颖超代表东征军总部来潮州主持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和慰问前线官兵，我用手相机给她摄了十多张像片。”邓颖超当时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实际负责人身份，协助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领导广东省的妇女运动。

    周恩来赠送父亲的照片，一直妥善保存着，用相角贴在相册里，我们小时候亦经常翻看到。1949年冬，父亲在川北起义后调到重庆西南军区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父亲把周总理赠送的照片寄给总理和邓颖超，赓即收到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的回信，感谢父亲为他们保存了这些照片，说他们的这些照片，早在革命动荡奔波中损失了，并嘱好好学习，努力改造等勉励的话。

    1962年，父亲寄给周恩来一份《对解放台湾的建议》并附上当年他给邓颖超摄的几张像片。不久接到总理的回信：“你寄来邓颖超的照片收到了，她谢谢你。关于解放台湾的建议已交有关机关参考。先生关心国是，热爱祖国，实堪钦佩……。”

    1965年春天，父亲在成都第三人民医院做胃部手术，他在病床上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总理随即寄来50元表示慰问。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万民悲痛，而“四人帮”却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天怒人怨，全国各地爆发出赋诗悼念总理以示抗议的怒潮如洪波涌起。父亲含泪写了《痛悼周恩来总理》七绝八首：

    （一）当年黄埔畅谈兵，桃李春风细柳营。北伐东征驱腐恶，卌年犹念故人情。（注：卌，音xì，卌年即四十年，从1925年到1965年，恰好为40年。“犹念故人情”指总理汇钱慰问之事。）（二）中华崛起一英雄，虎跃龙腾战恶风。马列剑光飞舞处，翻天地覆笑谈中。（三）艰难缔造新中国，锦绣神州草木春。万国通盟同奋斗，星辰无数纪功勋。（四）双轮相辅致清平，日月经天大地明。总理万机劳梦寐，鞠躬尽瘁为人民。（五）噩耗飞传动地哀，五洲共昔失英雄才。风云变色乾坤暗，唁电纷驰雪片来。（六）芙蓉万朵满天空，大地飞花分处红。遗受永垂充宇宙，旱为霖雨暑为风。（七）长空荡漾响悲歌，泪比长江水更多。千古完人功盖世，永留浩气壮山河。

    这组诗当时在蓉城被广为传抄，其中6首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纪念周恩来总理的诗集《燃烧的泪》一书中。

    二、“献身北伐建奇勋”的黄埔夫妻

母亲陈德芸与胡兰畦的合影（1980年）

    “献身北伐建奇勋”是陈季让（陈毅元帅之弟）所写《克谦学长逝世纪念》中的诗句。北伐战争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广东国民政府组织的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誓师北伐，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北洋军阀的三个集团（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旁及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山西等地的大小军阀。父亲任北伐军第八军第三师政治部少校科长。

    当时第八军第三师、教导师与鄂军第一师组成中路军，唐生智亲兼指挥，担任涟水正面佯攻。7月9日，第八军第三师渡过涟水，10日晨占领湘潭。

    7月11日，北伐军攻克长沙，经过汀泗桥、贺胜桥激战，武汉门户洞开；经过40天之久的浴血奋战，坚城武昌被攻下，顺利结束了攻克武汉三镇的战斗。国民政府从广州北迁，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新格局，第一次大革命进入轰轰烈烈的高潮中。

    1926年秋，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在全国各地招生，经过初试和复试，政治部六期共录取男生986人，女生195人。这批学员，不仅文化程度高（有许多人是在校大学生），而且政治素质好，多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及同情革命的进步青年。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的母亲陈德芸（1908-1985，四川涪陵人）在复试时在195名女生中夺冠，考上第一名（第二名是北京大学的在校女生邓明芳）。同时被录取的还有母亲在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游曦和赵一曼。

    开学后不久，军校政治部队男生队和女生队各选出一些党员组成若干宣传组，分别在武昌、汉口作革命宣传，罗瑞卿和陈德芸编在一组，由陈德芸任组长，外出演讲，还一起在街头演出活报剧。

    陈德芸在军校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同是四川人笔者父亲的注意。当时父亲任武汉军委会作战科中校副科长，他以同乡关系，特意在武昌黄鹤楼设宴招待四川籍女生，借此机会结识了这位“女状元”。陈德芸知道刘骞会作诗，在宴会席上拿出她的军装照片请他题诗。刘骞却诙谐地在照片的边框提上“丘八的德芸！”取笑母亲（“丘八”是旧时对士兵贬义的称呼）。女兵们笑个不停，纷纷嚷道：“该罚酒！罚酒！”，从此父亲便开始了对母亲挚着的追求。

    1927年5月13日，南京政府发表了夏斗寅的反共通电，蒋介石唆使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夏斗寅联系第十五军刘佐龙部和驻四川的第二十军杨森部，乘武汉政府主力军都开赴前线作战的机会，进兵嘉鱼、咸宁、汀泗桥，直抵离武昌仅40里的纸坊，武汉革命政府危急。在这危急关头，叶挺率军队从河南北伐前线回师武汉。母亲和赵一曼、游曦、胡兰畦等女兵参加了由叶挺任西征军总指挥的反击叛军的战斗，击败了夏斗寅、杨森等叛军，冒着枪林弹雨出色完成了各种任务（中国当代传奇女杰胡兰畦在她的回忆录中亦写到母亲，有关黄埔女兵的电视专题片中亦多处提到母亲。）

    宁汉分裂，大革命失败，武汉分校遂告结束，军校学生纷纷离校，有些学生由校方资送回原地，党团员另有安排。

    当时白色恐怖弥漫，反革命军警在车站码头设岗严厉盘查行人。军校女兵均剪短发。查出妇女剪短发者，多立即逮捕或就地处死。母亲得到父亲的掩护，乘轮船前往上海，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青年会（YMCA）结婚。当年4月，父亲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政治训练处官佐，中央军校政治部上校秘书。翌年，被任命为第三军政治部少将主任。

    三、冒险成功解决阮玄武事件

    1929年10月10日，冯玉祥、孙良诚等发动反蒋战争，宋哲元以代理总司令名义率军向河南进攻，一举攻占洛阳，前锋到达孝义（今巩义市）一带，并占领黑石关。

    蒋介石令唐生智部集结郑州，在黑石关阻击敌军，任命方鼎英（号伯雄，1888~1976）为第一路指挥官，率王均（1891~1936）第三军和阮玄武（1894~1986）第四十四军由漯河取道叶县等地阻击。

    讵料方鼎英指挥的部队刚行至叶县，蒋介石即下令变更行军路线，改道由鲁山县北进，直趋洛阳。阮玄武为前锋，王均部继阮部跟进。

    10月20日，阮部师次鲁山，王均部行至叶县、鲁山之间的张良店。阮玄武此时因方鼎英指挥官扣发阮军10万元之军费及对阮军补给留难，遂生变意，在鲁山屯兵，构筑工事，派萧之楚旅长对友军防御警戒，并割断电话线，第三军进入鲁山县城的前哨连亦失去联络，情势甚为紧张。

    这时，唐生智部与冯军孙良诚部正在黑石关对峙中，前敌指挥官杨杰所指挥的部队正沿着登封挺进中。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在漯河车站，方鼎英指挥部已进驻叶县，第三军在张良店，须于28日到达鲁山县。其时，父亲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王均接阮玄武来信，阮阻其前进，知阮部已发生变化，而自己又非蒋嫡系，处境困难，进止莫定。

    恰于此时，方鼎英传达命令，说阮玄武已叛变，命王均率领的第三军解决阮军，这一复杂情况，使王均一时难于处理。

    第三军由津浦线经长江轮转运平汉线北进时，父亲曾代王均向蒋介石要求换发装备。途经南京时，父亲又陪同王均晋见蒋介石，蒋对王颇加笼络，慰勉有加，并留王均与父亲共进晚餐。因此王均对父亲甚有好感。因由漯河出发须徙步行军，特把他的两匹爱马之一的名“油团子”的良马送给父亲。父亲结合前方情报，知其时阮玄武变化及因“人”（不满方鼎英）而起，即使与敌人勾搭，其谋尚未定，决定乘犹豫不决之际，前往游说，晓以利害，大敌当前，我军必须避免内讧，方为有利。

    厉式鼎参谋长认为阮玄武已叛变无疑，父亲此去定有危险。但父亲以为事机紧迫，事关此次此战役成败，遂说服王均，决定冒险去阮军一趟。

    10月28日，父亲临行前发一电报告蒋介石：“特急，漯河，总司令蒋钧鉴：阮军师次鲁山，态度突变。职即前往晓以大义。后情继报。职刘骞。有。”

    29日晨，父亲率三辆卡车，装100袋面粉，带领一排人，以慰问阮玄武军为名，由张良店出发，到达鲁山县城。进城前后，发现的确情势危急，满城戒备森严，充满了战争气氛，碰见黄埔四期生黄炳阳（当时阮军政治部秘书），惊惶报告，知阮军政治 部主任邓文仪（1905~1998）已被扣留，政治部人员被遣散。

    父亲面见阮玄武，分析形势，晓以利害。阮终于表示服从总座，绝不勾结敌人，绝不妨碍友军，愿改归杨杰（1889~1949）指挥官指挥。父亲当即将此情况，当着阮的面拟一电稿，以“特急”电报告蒋介石。

    阮玄武当即将此电稿交参谋长拍发，然后设宴招待父亲。饭后，父亲即亲自去救出被软禁的邓文仪（邓为黄埔一期生，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抗战期间曾任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中将主任等职。1949年去台湾。1998年在美国去世），并带领第三军派往鲁山打前站的先遣连等一行人员全部离去。父亲临行前，还婉谢推辞了阮的馈赠。

    父亲让车直开到漯河总部。路经张良店时与王均军长见面，详述晤阮情形。王遂放心。父亲随即上车，连夜赶往漯河总部，于30日到达。此时周佛海（时任政治部主任）得知阮玄武事件已被挽救，即引父亲到铁甲车相连的花车上晋见蒋介石。

    父亲呈上阮致蒋的信，并面陈化解的详细经过。蒋连声说：“很好！很好！你的电报我看到了，你做得很好，很辛苦了！” 并当即与何应钦、周佛海商定，将阮玄武部和王均部改归杨杰指挥，补发阮部开拔费10万元，另给阮慰劳费3万元。父亲也获得慰劳费一笔。

    蒋介石又亲笔给阮玄武写一信，说明同意改归杨杰指挥，“命令随发，并派刘骞主任面达一切”。蒋命父亲改任阮军政治部主任，意图对阮进行监视。还留父亲同进早餐。

    四、南京十年

    父亲29岁时，即获得少将军衔，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他用奖赏的慰劳费在南京湖北路修建了有两幢洋房的花园住宅。其间被选派日本学习，于日本明治大学研究院毕业。回国后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1933年底参加筹建黄埔军校校史纪念馆，1934年正式成立时任校史纪念馆筹备委员会委会、校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等职，后任陆军步兵师政治部主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副处长等职。1936年任复兴社南京分社干事、黄埔同学会组织委员、训练总监军事教育处处长等职。

    父亲工作之暇，尤醉心于与书画家交往，收藏书画。他曾专程去山东曲阜拜见孔子七十七代嫡长孙孔德成（1920-2008）。当时孔德成还很年幼，袭封三十二代衍圣公，但书法已佳，赠父亲对联一副。又去北平拜会齐白石，请白石老人画了几幅尺寸很大的条幅，有《蝦》、《螃蟹》、《牵牛花》等。在北平，父亲还到恭王府萃锦园拜访了溥儒（1896-1963）。溥儒字心畲，自号羲皇上人，为清皇室恭亲王奕忻之孙，曾留学德国，获天文和生物学双博士学位。工诗文书画，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溥儒赠父亲《秋林高士图》，其上题诗云：“枫叶萧萧雨，山崖瑟瑟秋。空林无过客，斜照满寒流。”

    父亲在廖仲恺被刺身亡后，曾参与押解廖案涉嫌人；廖夫人何香凝闻讯从外地来广州时，父亲奉命率兵到车站码头迎接，并搀扶廖夫人下轮船；1935年9月1日，廖仲恺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时，父亲也参与其迁葬仪式（当时中央军校政治部摄有照片）。因此廖夫人何香凝对父亲颇有好感，极为礼遇，曾当面作了幅《梅菊图》，画上题字为：“先开虽具冲开志，后放犹存傲雪心。  刘骞同学惠存 香凝”。其后又赠送《何香凝画集》第一辑、第二辑。并在封面题写“刘骞同学纪念  香凝”。这两册画集乃“文革”浩劫幸存者，为我保存至今。

    此外，父亲还收藏有徐悲鸿、张大千、张书旂、陈树人、柳子谷、梁鼎铭、梁又铭、谢无量、李曾廉等人的书画。

    父亲任黄埔军校校史纪念馆和参与黄埔军校史的编纂工作，因此常和当时的党国要人、国民党元老交往接触，书信往来，以了解历史情况。父亲着意保存了许多尺牍，并装裱成册页，署名“名贤书札”，其中有林森、戴季陶、于右任、汪精卫、周佛海、何香凝、李济深、张治中、陈诚、吴稚晖、张静江、贺衷寒、陈诚、胡汉民、桂永清、刘峙等人。

    这些名人中，还有专门写赠父亲的条幅或对联。如张治中（1890~1969）写赠父亲的一条横幅，“文革”前还悬挂在红墙巷旧居的退堂中。

何香凝赠父亲的《何香凝画集》

    五、和黄埔同学的交往

    据《风云际会——黄埔军校第三期生研究》（陈予欢著，中山大学出版社），父亲在南京时任复兴社南京分社干事、黄埔同学会组织委员、中央军校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等职。

    贺衷寒（1900~1972）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书记长，他和父亲是日本明治大学的同学。贺是湖南岳阳人，黄埔一期生，黄埔三杰之一（另二位是蒋先云和陈赓。父亲在黄埔军校曾任第一连第一班班长，陈赓任第一连副连长），长期主掌国民党政府的情治系统。1926年被派往苏联，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9年任西北慰劳团团长，途经延安，曾与毛泽东数度长谈。

    父亲交往的黄埔同学多有一些共同经历。如桂永清（1900~1954），黄埔一期生，江西贵溪人。曾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北伐战争。1951年授海军二级上将。他曾邀请父亲一同去台湾任海军政治部职务。父亲未去。又，桂永清夫妇曾请父母亲把我的小妹妹运蓉（出生于1945年，现在美国）抱养给他们，亦被婉拒。

    父亲最好的朋友是关麟征（1905~1980），黄埔一期生，陆军中将。原名志道，字雨东，陕西鄠县（今改名户县）真花硙村人。此村现改名为振华威村，这是因为关麟征在抗日战争中曾参加长城古北口战役、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等，屡立战功。时人称台儿庄战役中负责防守的孙连仲和负责攻击的关麟征为“孙钢头”和“关铁头”。蒋介石当时声称：“中国军队如都像五十二军（关任军长）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

父亲书孙中山

    关麟征生性傲岸，素有“陕西冷娃”之称。但父亲却和这位“陕西冷娃”有亲密的交往，且由来甚早，他俩曾共同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据父亲回忆：

    “关麟征任第二十五师师长时，住在洛阳（杜聿明当时任关的副师长）。我当时任黄埔军校洛阳军分校政训处少将处长，关每星期天必来分校‘西宫’（过去吴佩孚的司令部）浴室洗澡，玩耍。都是我招待他，同度周末。关在古北口抗击日寇、腹部被日军炸弹破片削伤一大片，他都给我看过。古今中外，无话不谈。他学识渊博、豪放亢爽，对于史哲诗词，非常爱好，尤爱书法。

    以后关麟征调任成都中央军校校长，我在成都任四川保安司令部少将主任。老友重逢，关找我兼任军校少将高级教官，又续编军校校史（黄埔军校十周年时的校史，是我主编的）。他每逢星期日常同军校政治部主任王锡钧（黄埔一期生，湖南人）、教育长刘伯龙（黄埔三期同学，贵州人）来我家玩耍、下棋、玩纸牌、写字、做诗，饮酒、谈天，无不尽欢而散。各自的妻子儿女亦常相互来往。有时同游新都和成都附近的庙宇，青城、峨眉山等处亦同去玩过。

    关麟征爱写字，擅狂草，书法雄劲飞舞，有类岳飞草书。他在武侯祠写有一副对联：‘此地江山犹大汉（指汉昭烈帝）；何年人物似先生（指诸葛亮武侯）。’此联是满清最后一个状元骆成骧撰写的，由关补书，解放后没有看见了。关在新都县桂湖写的对联是：‘五千里秦栈蜀川我犹过客；三十顷荷花秋水想见伊人。’此联相传是清朝某宰相撰书，年久坏去，由关补书，悬挂在桂湖升庵堂，解放后不见了。其他在青城山黄帝祠石柱上刻的联语。我于1979年夏上青城还看见。在宝光寺大雄宝殿关写的金字大横扁，在灌县二王庙写的匾额，在文化大革命后才不见的……”

    关麟征和父亲同游青城山在天师洞古黄帝祠写的对联是：“八百里青城玉垒依然山色秀；五千年华夏金瓯永固帝恩深。”联文为家父所撰。这副对联一直保留在古黄帝祠的正门处，可能是因为关将军用狂草书写，一般人难以辨认，而此祠又较偏僻，“文革”中才能幸免于销毁。

    著名学者吴宓教授（1894~1978）的《日记》已经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他在1946年5月1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五月十二日 星期日，晴，凉，风，5:00起，约7:00乘吉普车至军校，见关公（即关麟征），面辞聘任教官，未毕而保安司部政治主任刘骞（克谦）至，同观关公为骞写《正气歌》屏幅。9:30毕，进牛乳饼干。”

    吴宓和关麟征同为陕西人，过从甚密。尤其是抗战时期关率第九集团军驻防云南的时候，吴宓在西南联大任教，在《日记》中多处记述他和关的交往。

    1949年11月某日，关夫人徐孝仁率两名副官驾两部美军中型吉普车到成都市支机石街56号接我们全家去机场乘飞机去香港转赴台湾，恰逢父亲被委任为川北十四区专员，已经赴任去剑阁。关夫人又欲带走几个大的孩子，因父亲不在家，母亲不好擅自作主。关夫人只得顿脚叹息而去。以后传言，关麟征曾惋惜说：“克谦怎么这样糊涂，克谦怎么得了！”（见父亲在1979年写给省市委统战部的《简历》和《附关麟征过去与我交往情况》。）

    关麟征在1949年秋，先回陕西接走父亲，把一家老小先送到香港。11月某日，他偕夫人从成都飞台湾，在香港机场停机小憩时，他借口去探望病中的父亲，遂留居香港，深居简出，整日以写字读书为乐，有“黄埔书家”之誉，其书法作品曾在香港大会堂展出。

    1980年初，父亲被委任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据说最初是准备委任为省府参事，因当时市委书记熊宇忠（1910~1991）很看重父亲，要求改任市府参事。组织上正准备安排父母亲去香港小住，拜会关麟征，做统战工作，因为父亲在军校任教时的一些学生当时已在台湾任军政界要职。

    岂料1980年7月30日，关麟征因心脏病猝发进医院抢救，于8月1日去世。徐向前元帅发唁电慰问其家属。父亲亦发唁电（由组织上代发，笔者犹保存着此电报的底稿）。

    关麟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关伯男，小儿子叫关伯偼，和我们兄弟差不多大，常和我们一起玩，现都在美国。关伯男大约是1938年出生。据关麟征的妹妹关梧枝说，关伯男几年前还来过西安（打倒“四个帮”后，关梧枝任陕西省政协委员，1979年曾去香港探亲）。

    犹记1947年春天，关将军派车来接我们全家去灌县看都江堰开水典礼。大姐运慧带着我和运诚弟与关家大小姐同车。一路上，关小姐操着好听的北京话（其母徐孝仁为北京人）和大姐交谈，还从纱帕中取出雪白的面饼给我们吃。看完典礼又一同乘滑竿去二王庙，在走索桥时，运道弟的一只皮鞋脱落掉入桥下江滩上。关将军立即叫勤务兵绕道下河滩拾起来，给弟弟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