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倾心于苏区红色文物收藏的人，2016年8月2日，历史为我收藏生涯记下永远难忘的日子。

    头一天上午11点50分，我和妻子乘座K572列车从龙岩出发前往北京。此去除了看望小孙子以外，主要办二件事：一是协助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领导，举办第十三届全国红色收藏展览交易会；二是联系我的新著《中国工农红军军用粮票研究》（暂定名）一书的出版事宜。由于退休之后的生活非常自由，我们出行大多不会考虑时间问题，故而首选普通火车。因为高铁和动车此时都没有卧铺，从福建的龙岩市到北京要运行二十多个小时，对于我们60多岁的人，实在太累了。只有普通火车有卧铺，在火车上睡上一觉，第二天中午时分就到北京西站了。这一夜，我们躺在微微晃动的火车上，就像睡在儿时的摇篮，火车轮子与铁轨碰撞发出的非常有节奏声音，仿佛是首催眠曲，晃晃悠悠很快带我进入了梦乡。等到第二天醒来，已是上午9点多了，也不知火车到了哪里。我习惯了睁开眼睛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手机，躺在床上先浏览一番，看看有没有重要信息。现在通讯那么发达，真可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

    我习惯于先看个人微信，有空则看看群聊和朋友圈。因为个人微信一般都是比较重要的信息。当我打开杨荣彬的微信，发现他刚刚发来两张图片，一张为书的封面，一张为书的第一页，并附言：“洪老师把把关，是真是假？”

    杨荣彬是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副馆长、研究员，曾经出版过《红都拾遗》（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介绍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文物。他长期从事文博工作，在中国文博界也是享有声誉的人。他所在的纪念馆馆藏苏区红色文物应该在全国是屈指一数的。现在他来与我商讨苏区文物，总觉得问题有些颠倒，我一个民间草根，他是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堂堂的文博研究员，面对他我真有点战战兢兢的感觉。还好，之前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他之所托我自然不敢怠慢。

    从他发来的图片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封面图片很简单，只有一个女人照镜子图案，上方从左至右写着“仁凤山及其附近”七个字，中间还盖一个“秘密”两字的小方印。书的第一页标题之下，能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三个字，但之前还有三个字，除了第一个“调”字比较清楚以外，其余两个字很模糊。通过放大系统反复放大缩小，也还是迷迷糊糊，好像是“调查者”三个字。接下来正文第二行前面也有两个字分辨不清，第三个字是“者”字，好像是“报告者”三个字。分号后面是7个人的名字，名字后面都有括号注明其身份。他们是：刘义顺（特委书记），钟亮照（仁风山矿工），钟文亮（茶子圩农民），钟元璋（乱石知识分子），刘大训（乱石小学教员），潘云宾（赣县爆竹工人），王海中（乱石农会委员）。名单之下是时间：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地点：会昌。

    由于只有两张图片，加上我对这段历史并不是非常了解，不知道这本小册子的来龙去脉，只知道1929年初，毛泽东带领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之后，公布于众的第一个调查报告是1930年5月份的《寻乌调查》。

    我便问了他一下：“内容不清-----是毛主席写的调查报告？-----还是什么？”

    杨荣彬说：“对”。

    过了一段时间，我回他：“调查报告---不错！个人初步认为真品，上手就更清楚了。”我之所以会这样回复他，一是根据我鉴定苏区红色文物的经验，虽然“看、摸、闻、想”四个步骤中只能“看”和“想”,但直观感觉这东西是对的。二是留有余地，所以加上了“上手就更清楚了”一句话。其实这是文物鉴定的一句行话，只见图片不见实物，只能这样说。图片与实物是有很大距离的，图片受到拍摄角度、光线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反映实物的原貌。

    在我回复杨荣彬后不久，他又发了一张图片来，并且附言：“同一本有两种油墨”。

    我知道他在担心为什么一本薄薄几页的小册子，会用两种油墨来印刷。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顾一下当年苏区的历史。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找到什么用什么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就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印发的纸币，同一面额不同颜色的情况经常可以看到。据文献记载，由于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苏区印刷用品奇缺。印刷纸币的纸，有的是苏区群众藏在粪桶底下，从白区挑过来的；油墨买不到时，自己用猪油拌黑色锅底灰制作而成。

    所以我这样回复他：“苏区用墨是很随意的，很正常。有几个页面？最后一页拍来看看。”

    他果然把底页图片发了过来。并告诉我这本小册子有“8张16面”。

    从发来的图片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是赣西南特委翻印的，翻印时间是1930年6月4日。至此，我对这本小册子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凭直觉，认为这是一件珍贵文物，并且马上萌发购买的欲望。

    收藏的人对于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往往会使用一些小技巧，比如声东击西，明明自己喜欢左边这件东西，却对右边那件东西装模作样，故意磨磨蹭蹭拖延时间，转移视线。有时明明知道这件东西很珍贵，却又把它描述的平平常常，甚至吹毛求疵，其目的都是为了砍价。

    我便开始做购买前的准备工作。大约过了个把小时，我给他发了一条微信，直接问：“愿转让吗？”

    他回复：“正在联系”。过不久，又发来一条微信：“能出多少价？”

    收藏品交易有个潜规则，买家一般是不先开价的，所以我回复：“这不好说，叫他先开价试试看，价格合适我就买，太贵就算了（放弃的意思）。你也知道，苏区的东西是买不完的。”我故意用“苏区的东西是买不完的”一句话来降低他对价格谈判的期望值。他回复我一个“OK”样的手指图案，表示赞同我提出的观点。这也说明我的心理战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价格谈判奠定了基础。

    随后，我继续发微信给他：“这种翻印的东西比较差些，不是原版。”这句话让他慌了神，回复道：“是假的？”

    然后我进一步挑毛病：“封面----一个女人照镜子梳妆-----感觉与内容不配套，怪怪的，你说呢？”他也发现这个问题，不理解当时翻印者是什么用意。回复道：“就是”。我继续说道：“越来越有点怀疑，不太符合苏区文物的一般图案风格。”他也说：“封面女郎很别扭”。

    至此，我认为价格谈判可以进行了。我直接打电话给他，让他先报价。没想到他在电话里一开始就很肯定地说，这小册子是国家一级文物，很珍贵的。我知道这是他在为抬价制造舆论。为降低他对价格的期望值，我据理力争地说：这东西还不能肯定就是真品，有待进一步请专家鉴定，另外，目前所有收藏品的交易价格都呈下降趋势，估价不能过高。我们在电话上交流了大约半个多钟头，交谈到最后，他报出了10万元的交易价格。

    这下我心里有了底数，猜测着到时候看了实物之后，估计8万元左右是可以拿下的。心里还有点美滋滋的，觉得8到10万元买个国家一级文物很值得。

    可我当时还在去北京的路上，到了北京的当务之急是，协助红色收藏委员会办好第十三届全国红色收藏展览交易会，以及尽快将《中国工农红军军用粮票研究》一书完稿。因为如果在11月之前没有脱稿，就赶不上出版社2017年的出版发行计划。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这个题材非常迎合纪念活动，俗话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错过了这个时间就可惜。确实抽不出时间去了解和购买。另外，根据多年来收藏交易的经验，10万元左右的苏区红色文物，在这个收藏圈内一下子是很难买卖成交的，可以慢慢来。

    等我把这两件事办完，已经是12月初了。第十三届全国红色收藏展览交易会圆满成功，《中国工农红军军用粮票研究》一书，解放军出版社也表示可以出版发行。就在我刚刚换过神来，准备去瑞金观看那本毛泽东会昌调查的小册子时。一个江西收藏圈的朋友，给我发来一个噩耗，说杨荣彬先生于11月30日因心脏病突发离逝了。我想，这下真是完了，不但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毛泽东会昌调查小册子的线索也断了。我在沉痛与惋惜双重夹击之下，开初几天，天天都处在非常郁闷之中，吃不饱睡不香，痛心疾首。

    收藏人对自己喜爱之物的追寻，很多时候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像唐太宗李世民喜欢《兰亭序》，千方百计弄到手后，死了也要把它带到棺材里去，下辈子还想享用；张伯驹为了得到《平复帖》，卖掉了北京几处房子，宁愿过着清贫的生活。实际上，对自己喜爱之物的追寻，已经融入了收藏人生活的全部。想想，多少人为此无怨无悔风餐露宿？多少人为此不顾倾家荡产如痴如狂？

    一件这么珍贵的苏区红色文物就这样擦肩而过失之交臂，不能不说是与自己无缘。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这件珍贵文物，就在我与杨荣彬先生交谈之后不久，被江西省兴国县文物局收藏了。这倒也使我感到一种欣慰，它毕竟被我们的政府收藏起来了，文物属于国有比个人收藏更有益处。听说兴国县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组成由文博人员和党史专家参加的课题研究小组，专门对该小册子进行研究。在原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著名中央苏区党史研究专家凌步机先生带领下，对毛泽东会昌调查的小册子内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由江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管，老区建设杂志社主办的《苏区研究》杂志，2016年第6期刊登了题为《新发现的毛泽东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考析》一文。课题组通过查阅档案资料，走访当事人等方法，用一万五千字的篇幅，考证了1930年4月毛泽东确实做过仁风山调查，并整理出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得出了《仁风山及其附近》记述内容属实的结论；叙述了《仁风山及其附近》的历史意义。

    《仁风山及其附近》是一份中央苏区历史及地方党史的珍贵史料。填补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调查研究内容空白，丰富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和实践。我虽然为失之交臂而后悔，更为兴国文物局得到中央苏区珍贵史料而高兴！

    （作者是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  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