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台这座被红军鲜血染成的英雄城市里，我们不仅铭记了为了新中国的胜利而浴血奋战牺牲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诸多烈士们，还有一个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高台籍红军将士，在高台人民的心目中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王铭五。
前几天有幸读到《怀王铭五》，更让我心生敬佩。
陇上骄子多才艺， 矢志报国竟从戎。
抗日救亡策暴动， 宁都枪声震寰宸。
出生入死闹革命， 屡反围剿著战功。
壮志未酬身先死， 祁连含泪铭忠魂。
王铭五与董振堂他们作为宁都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他悲壮而光辉的英雄事迹，令人震撼，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为了怀念这位陇上骄子，我将他投身革命，追求真理的战斗历程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记住他！
王铭五，原名王全福，1908年1月18日，出生在高台县巷道乡（原正远乡）殷家桥村。王全福少年时家境优裕，6岁在家乡上私塾，聪明伶俐，勤奋好学，11岁考入高台县立高等小学堂（现高台解放街小学），在这个学校，全福年龄在班里最小，但学习成绩一直领先。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特别擅长书法绘画，尤其是书法笔走龙蛇，苍劲有力，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欢。在老师的悉心指教下，王全福进步很大，加之勤学苦练，是同学中出类拔萃，小有成就的一个。和别的孩子一样，他特别喜欢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让他着迷，诸葛亮、关羽、岳飞等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让他羡慕不已，成了心中的偶像，在与孩子们的游戏中经常模仿戏剧中的形象扮演岳飞、诸葛亮等英雄人物，慢慢的精忠报国，救国救民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种下理想种子。
1922年，14岁的王全福考入国立肃州第九师范学校（现酒泉实验中学）。酒泉古城是丝路重镇，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他在刻苦学习的同时，苦苦寻求报国之路。当时，辛亥革命胜利不久，中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在国立肃州第九师范学校有不少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精神熏陶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教授学业的同时，把民主、革命、科学的思潮传播到了学生中，尤其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进步思想，使王全福精神振奋，看到了中国新的希望。
1926年9 月在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帮助下，冯玉祥在绥远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参加北伐革命，由于和中国共产党的通力合作，冯玉祥率军向西北出击，一路上勇往直前，所向披靡，西北革命形势大好。冯玉祥在兰州、西安等地筹办军事政治学校，这年冬天，年仅十七岁的王全福刚从肃州第九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当王全福从同学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决心到西安报考军校。王全福的父亲王允文是个守旧的文人，也是富甲一方的地主，他只希望儿子学成之后继承和光大自己的家业，他苦苦相劝，坚决反对王全福报考军校。但王全福主意已定，他不顾双亲劝阻，于1927年1月26 日，顾不上在家过个团圆年，告别了父老乡亲和新婚不久的妻子方璇，毅然离家去西安报考军校，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1927年2月，王全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安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该校由续范亭任校长，共产党员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亲自为学员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概论》、《劳工神圣》、《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及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等，这一切对王全福来讲，犹如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军校学习期间，王全福接触了许多在国民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的理论，受到革命思想熏陶。为了表明自己投笔从戎，参加革命与旧时代决裂的决心，王全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铭五。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在北平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噩耗传来，学校的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官兵，无比悲愤，以实际行动纪念李大钊同志。王铭五、袁汉澄积极组织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利用墙报、黑板报、标语、油印小报等形式宣传政治主张，抨击军阀作风。渴望追求革命真理，文才出众的积极分子王铭五，成为油印小报、墙报编辑中的活跃分子，他观点鲜明，文笔犀利，在学员中树立了较高的威望。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与共产党员有了更多的接触，王铭五与共产党员袁汉澄（即袁血卒，“宁都暴动”领导人之一。解放后任总后干部学校校长，工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民政部副部长）关系密切，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受其影响，思想进步很大。
1927年6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同蒋介石决定合作反共、反苏，并促成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合作，冯玉祥下令清共，冯玉祥“礼送”在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出境，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即原国民联军)这支具有民主进步倾向的武装力量走上军阀队伍的道路，变为军阀混战的工具。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王铭五所在学校也卷入了中原大战滚滚硝烟之中。王铭五被分配到冯玉祥装备精良的十四师，任西北军孙连仲部手枪旅二团中尉连副，参加了中原大战。
1930年10月，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败北，西北军退到黄河以北的原反蒋军第2方面军第5路总指挥孙连仲，于10月18日，在新乡通电投蒋，当月26日被委为第26路军路总指挥。随后该部调山东济宁一带就食整编。1931年初，孙连仲江西清乡督办名义，率部进入江西，参加对中央红军的第二、三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分四路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蒋介石为达其“剿共”并在战争消除异己的双重目的，将在山东立足未稳的第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剿共”。二十六路军达到江西之后，初战便损失一个旅，士气更加低落。加之备受蒋介石的歧视排挤，粮饷不济，水土不服，病疫流行，军心浮动，众思北归。二十六路军士兵目睹革命根据地内实行了土地革命，工农生活得到改善，红军官兵平等。通过鲜明的对比，更滋长了厌战情绪，对蒋的离心力越来越增加，就连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也借口养病，离开部队到后方享乐去了。此时的王铭五为七十四旅三营一连连副，也和二十六路军的广大有正义感的官兵一样，积怨满腹。他怀念亲人，怀念故乡，更怀念大革命年代的美好时光和朝夕相处的共产党朋友。他望着宁都城外，看着日趋增多的家乡兄弟们的坟莹，想起远在家乡的父母和妻子，黯然泪下。
1931年5月，中央军委派王超、袁汉澄（袁血卒）、李肃等人到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他们到后首先与该部的地下党员、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接上了关系，很快掌握了官兵中的思想动态，并充分利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这个部队的政治影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壮大党的力量，伺机发动起义。
袁汉澄和王铭五是西安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的老同学，从西安到郑州一直在一起，同吃同住，情同手足，彼此感情很深，而且在西安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一起担任过校内进步墙报、油印刊物的编辑。袁汉澄对铭五的政治倾向和为人十分了解，决定首先发展王铭五加入共产党。
党的信任使王铭五激动不已，他当即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并尽自己的全力促成二十六路军暴动，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就这样，经袁汉澄同志介绍，王铭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王铭五在思想上已做好了随时为起义献身的准备，他把自己用过的书籍和用品装入一个皮箱，到街上照了一张照片，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一起托人寄回家里，他在信中说他将矢志报国，不能回家尽孝，请求父母原谅；叮嘱妻子方璇代替他侍奉双亲。
王铭五入党以后，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工作夜以继日，不知疲倦，格外起劲，把自己一切都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白天他广交朋友，掌握了解官兵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秘密宣传党的政策；晚上他印制传单，撰写宣传提纲和文章。二十六路军系旧军队改编而成，军阀作风严重，陈规陋习较多，官长经常打骂士兵，而王铭五为人忠厚，态度和蔼，以礼待人，深受士兵尊重；加之，二十六路军中西北人居多，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士兵中广交朋友，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士兵，徐国珍同志（甘肃天水人，解放后被授予少将军衔，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甘肃省军区司令员）就是王铭五发展的共产党员之一。
王铭五不但在士兵中威信高，在军官中间也有一定影响。因他擅长书法，字写得苍劲有力，来求字者很多，王铭五是有求必应。当时许多军官的墙上，都挂有他的墨迹。王铭五以文会友，在军官中交了许多朋友，一些高级军官 也很赏识他的才能。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对他十分赏识，关系十分融洽。这既为他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又减少了暴露身份的可能性。当时组织上曾考虑到万一起义失败，就准备留下他。为了确保起义工作顺利开展，经中央军委批准，在二十六路军中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由特别支部全面负责起义的策划、组织、宣传和实施。刘振亚任特支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主要负责起草、收发党内文件和收支党费等项工作。王铭五经常以请客吃饭、打麻将牌为掩护，召集共产党员秘密聚会，研究发动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此时，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借口养病，离开了部队，部队事务由参谋长赵博生全权负责，特支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就决定争取赵博生，经支部研究，由王铭五执笔给赵博生写了一封信，试探赵博生的反应。1931年的一天下午，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外出回来，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写有“赵博生亲启”的信件，他拆开一看，信是由打入二十六路军内部的共产党特别支部委员会写给他的。信的主要内容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 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光明前途。 赵博生一口气读完信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他想到，二十六路军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进入江西后，几个月来，部队每况愈下，不仅打仗受挫，尤其是被困在宁都之后，因为薪饷没有保障，物质生活菲薄，加上北方士兵不服水土，瘟疫蔓延，几个月中便死去了几千人。尤其让他反感的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让他对蒋彻底失去了信心。他早就对共产党有好感，为了拯救这支部队，他一直都在寻找共产党。赵博生立即与特支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特支代表组织跟赵博生面谈了他的入党问题。1931年10月，赵博生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后，赵博生在特支的领导下，以自己代行二十六路军军务的身份，利用当时部队中不断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和渴望找到出路的军心，积极稳重、因势利导地在士兵和高中级军官中开展工作。同时特支又团结了一心想抗日，且对共产党的革命精神非常钦佩的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和对蒋介石积有旧怨的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及该旅一团团长黄中岳转向革命，和他们一起整饬部队，展开了新的练兵热潮。
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沦陷，中华民族的危亡牵动人心。全国掀起了抗日反蒋怒潮。第二十六路军中广大官兵表现出了很高的抗日热情，发出了“回北方，打日本”的呼声，高级将领也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并立即付诸行动，。由董振堂率领七十三旅开路，离开宁都向北挺进。但是，这一行动马上遭到蒋介石的严厉申斥，下令撤回原防“死守宁都”，再有“奢谈抗日者杀勿赦”。这样以一来，就更加激化了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的反蒋情绪，发动起义的条件日渐成熟。王铭五的工作更加忙碌，经常彻夜伏案疾书，起草党内文件，著名的《特别支部宣传决议》等文件，就出自他之手。王铭五还写了一首歌，歌词是：红军来了缴枪吧！每人三块大洋回家吧！红军来了都欢迎，打倒卖国奸臣回北方。红军来了齐唱歌打倒日本军阀，得解放。这首歌当时在二十六路军中间广为流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天气一天天寒冷，宁都城内的气氛也变得神秘紧张起来，1931年12月初的一天，只听到东方隆隆地飞来一架飞机，在宁都城外降落。原来党在南昌的秘密联络机关被敌人破坏，我党特支领导名单落入敌人手里。蒋介石手令主持二十六路军军务的赵博生，将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一网打尽，情况万分紧急。赵博生当机立断，一面应付上级命令，一面找董振堂安排部署，准备提前起义。起义前夕，王铭五的主要任务是稳定身边部队和搞好宣传工作。一切布置停当后，他立即起草了起义宣言和宣传大纲，并且亲自书写了许多标语“到红军中去，红军与我们是兄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三省”“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苏维埃政府”等口号的煽动性跃然纸上，通宵达旦的工作，使王铭五双眼布满血丝。在宁都起义纪念馆存档的，为数不多的宁都起义时留下的标语里，还有王铭五的墨迹。
1931年12月14日下午，赵博生和季振同下达命令：4时，七十四旅二团接替一团担任守城任务。七十三旅学兵连、七十四旅一团特务排、总指挥部特务营分别控制二十五师师部电台、总指挥部电台和蒋介石的特务电台。宁都各要害部门以及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由刘振亚派人看守。七十四旅一团一营包围二十五师李松昆师部，三营包围总指挥部。
下午6时，赵博生以参谋长名义，在天主教堂二楼召开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执行行营“进剿”命令团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只有李松昆一人未出席。一楼七十四旅一团部分人招待那些护送旅、团长前来开会的警卫兵，并在“宴会”开始时，缴了他们的枪支。赵博生趁势号召大家起义，参加红军，回北方打日本。在场的多数军官表示赞同，但是，当即仍有第73旅、80旅、79旅各一名团长跳楼欲逃跑，被楼下的武装人员擒获。少数顽固分子当场被捕。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赵博生命令鸣枪3响，宣告全军起义。于是宁都城内枪声四起，各部按预定计划行动，进展很顺利，仅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从城外带走一个团的兵力。当晚，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起义宣言，郑重宣告二十六路军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红军。
12月15日凌晨，大规模的起义已经成功，除了驻在宁都以北40里的石上的一个团没有参加外，26路军的2个师共6个旅11个团，计17000多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起义以极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二十六路军两个师17000余人弃暗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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