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已成立32年。它的诞生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结果。其成员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崇尚艰苦奋斗；崇尚团结友爱。它贡献是多方面的：离退休后老有所为，坚持信念与理想，树立了离退休干部良好形象；公开出版《晋察冀日报史》、《文旗随战鼓》、《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1938-1948）》等8种书，还印了《晋察冀日报国内外大事述评集》、《北岳风云》等5种书；举办抗战胜利40、50、60周年纪念，举办报社创刊周年纪念活动6次，举办纪念邓拓活动3次，举办纪念胡开明100年诞辰；祭扫烈士、寻找烈士亲属；报史研究会内部多次为了建烈士纪念碑、建爱心小学等捐款。它以自己的辛勤劳作和丰硕成果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与发展做出了切实的贡献，已经受到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的十分关注。

    关键词：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三十二年；研究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出现并活动至今一个重要社团, 已成立32年。由被称为“民族的号筒”的原《晋察冀日报》社的工作人员、现在已离休的老干部及部分子弟组成，以自己的辛勤劳作和丰硕成果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与发展做出了切实的贡献，受到了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的十分关注。我已经关注了该会九年。2005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参与筹建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晋察冀日报史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教授委托我（常务理事）代表史学会参加会议的筹备、召开的全过程。我开始与“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骨干熟悉，不断访问他们，并收集了该会的各种材料。近两年我参加国家基金项目柳斌杰主编、李东东副主编的《中国名记者》丛书，分工写了原《晋察冀日报》社10个记者，他们也是报史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对该会的认识渐渐深入。现在，把我的研究与大家分享，以求得到指教，来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在“人的觉醒”中诞生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诞生，缘于原《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们，在10年办报期间凝聚的战斗友谊和对历史的责任感。《晋察冀日报》创办是中外新闻史上的奇迹，游击办报的历程影响深远，一直受到领导、读者和学者的称赞。1939年，时任八路军前敌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到晋察冀边区考察，看到晋察冀《抗敌报》后说：“报纸是宣传和组织的一支重要武器，在战时更为重要。”“晋察冀的报纸工作确实做了模范，并给了我们很宝贵的经验。” 曾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言：“这个报，反映了晋察冀边区的现实，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成为晋察冀党政军民光辉历史的见证。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残酷频繁‘扫荡’、封锁围攻、轰炸破坏，在舒同、邓拓、刘平、胡锡奎、张致祥、吴砚农、胡开明等带领下，报社精干的新闻队伍‘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五台山、恒山、太行山地区，游击出报，长年与敌人周旋。编辑、记者、工人和干部中，牺牲了５０多名新闻骨干。他们冲破千难万险，不断把报纸发送到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广大读者手中。”“起到了鼓舞人民、团结人民的集体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题词：“民族的号筒”。 原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现名誉会长、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教授说：“《晋察冀日报》(含其前身《抗敌报》)是我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报中创办时间最早(1937年)、办报时间最长(1937年—1948年，10年半)、出报最多(2845期)的一家新闻单位，而且还因为该报报道了一系列抗日英雄典型：狼牙山五壮士、地雷大王李勇、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报道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巧妙的战术和作战方法，刊登了至今影响深远的抗战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晋察冀日报社还编辑出版了全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1944年)，为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有这些，在抗战新闻史、我党新闻史乃至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考察世界办报历史，“发现游击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此之前是运动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广泛使用了游击办报刊的主要是中国和苏联。”认为“《晋察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根据地办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一张报。”“《晋察冀日报》打着游击‘八匹骡子办报’是中外新闻史上的奇迹。”“回顾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对增强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精神，对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将大有补益。”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是个特殊的社会集团。根据社会学的原理，所谓集团是指为一定的目的而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社会团体。它的构成有三个条件：第一，其中的每个成员均有共同的社会活动的目标；第二，它必须是一个实体组织；第三，集团的成员必须有鲜明、强烈的集团意识。报史研究会的成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晋察冀日报》社、新华社晋察冀分社、晋察冀广播电台等新闻出版单位工作过的老同志，当时这几个单位都归晋察冀日报社，由邓拓社长统管。他们念念不忘“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艰苦卓绝奋斗的岁月，共同的目的就是把《晋察冀日报》报史写下来，留给后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春森与丁一岚、李肖白、张帆、周明等多次商议，一定要抢救报史。为此，积极筹备，继续扩大范围，同原报社老同志交换意见，大家都同意。机缘巧合，1982年中科院在组班子写“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时，因该报记录了这段光辉历史，邀请原报社老同志参加，很快就组织起来“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委会设在中国社科院，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成立后,由丁一岚去注册登记、刻图章，挂靠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从该会《简报》看，前9期抬头写“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委会、晋察冀日报史修史简报”，从第10期，即1983年６月25日开始写“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简报”，说明已完成了“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的任务，并开始了晋察冀日报史的编写。这说明“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组成是一个符合社团组织原则的正式社团。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经费来源多个渠道：成立前两年由中科院新闻研究所每年给3000元经费，之后多方筹集：1、河北、北京、天津省市政府和有关单位大力支持；2、原报社老同志所在单位的无偿帮助；3、报社老同志和亲属捐款；4、个别企业赞助。 经费开始丁一岚主管，白哲明具体管理，后有曹国辉、秦永川等人管，有帐本。目前由秘书长主管，会计、出纳均有。通常的做法是，在研究会办公会上，秘书长向会长、副会长、老同志代表汇报经费使用情况。第48期简报公布了2005年《晋察冀日报史学术研讨会》资金收支情况表，但并不是每次都登《简报》。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诞生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结果。其成员都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前，他们多数是在校学生受过不同程度的“五•四”运动的影响，因抗战爆发，一心消灭日寇，救亡图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晋察冀边区从事新闻工作。工作几十年后，仍觉得自己还应为国家的繁荣强盛而努力，这是“人的觉醒”。所谓“文的自觉”是指对文章价值的重视和笃信。1982年他们有的离休，有的将要离休，怀念青年时代奋斗的岁月，感到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写下来，以“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发扬革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这些认识在陈春森、白贵主编的《吹响民族的号筒——<晋察冀日报>的追忆与纪念》一书中有详细记载，陈春森、李肖白、周明、胡开明、陈英、雷行等25位老报人的文章中都有相同宗旨不同的文字表述。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机构组成和研究的问题。1982年２月，正值报社创刊45周年，在北京成立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103人参加成立大会，选举出45人组成的编委会，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会议，确定要做的几件事：一、编纂《晋察冀日报史》，先搞出《报史大事记》；出《简报》。二、报史研究会内分别成立河北小组（分会）、山西小组（分会），天津、上海设联络员。三、开始寻找烈士家属的工作。同时，编委会选举出：

    顾问：胡开明（曾任《晋察冀日报》副社长）、张致祥（曾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刘 平（曾任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李 荒（曾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谢荒田（曾任《晋察冀日报》党总支书记）、李希庚（曾任《晋察冀日报》编委，通讯部部长）、王子野（曾任《晋察冀日报》编委）

    会长：陈春森（《晋察冀日报》创始人之一，曾任报社编委，副刊“老百姓”主编，“国内外大事”主编，《实话报》主编。）

    副会长：丁一岚（《晋察冀日报》编辑，晋察冀新华广播台播音员，邓拓夫人）、李肖白（《晋察冀日报》编辑科长）、陈化敏（晋察冀日报社印书厂厂长）、张帆（《晋察冀日报》记者、编委）、

    秘书长：丁一岚（兼-1991年）、曹国辉（1991-1993年，《晋察冀日报》印刷厂科长）、伊之（1993-2004年，《晋察冀日报》电务部党支部书记）

    副秘书长：曹国辉（1984-1991年）、秦永川（1991-2004年，《晋察冀日报》行政干部）

    2010年报史研究会进行了一次较大的增补，领导成员经过慎重考虑，因老报人年事已高，有的去世，一些子弟已经自愿为报史研究会做过许多工作，熟悉办会宗旨，在原会长不变的情况下，增添老同志和年轻人，也增加了活力。现在机构为：

    会  长：陈春森；

    副会长：杜导正（2004年增补，《晋察冀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现《炎黄春秋》社长）、周明（2004年增补，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厂长，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邓小岚（2004年增补，原北京市公安局干部；邓拓长女）；2010年增补：王卫国（原《新闻与写作》执行主编、北京写作协会副会长）、胡冀燕（中国社科院于光远秘书；胡开明之女）、陈寒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华魂网”董事长；两国将军洪水之子）、陈华（原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处长、《北京志•外事志》副主编，陈春森之女）

    秘书长：邓小岚（2004增补，兼）、陈华（2010增补，兼）

    副秘书长：陈华（2007—2010年）、邓壮（2007年增补，邓拓之子）、2010年增补：杜明明（杜导正之女）、赵革平（赵继英之女）、李左亚（李肖白之女）

    以上人员除陈寒枫、杜明明外，均为离退休人员。 1982年成立时103人，两年后，进入1985年达340人，分散在北京、石家庄、太原、沈阳、大连、哈尔滨、天津、武汉、上海、伊犁、兰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广州、南宁、昆明、保定、张家口等地，其中，多数在北京。研究工作由研究会拟定主题，个人分散研究、报送文章，也很重视集体讨论。专门讨论报史稿的编委会议和编委会扩大会议，开过40多次。 为沟通研究会活动和工作情况，截止到2014年10月共发简报67期。

    文化价值取向好

    我们研究“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必须考察它的文化观，这是它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习近平说：“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对外扩张，而是中华文化具有感召力。” 文化从广义来说，它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认识、情感、道德在内的民族精神，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人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这从他们参加革命的背景和留下的足迹可以得到印证。原晋察冀日报社战地记者，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雷行说出了“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成员参加革命的背景。“晋察冀日报记者, 来自五湖四海, 是爱国的热血青年, 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 为了抗日救国, 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参加抗日战争, 当了晋察冀日报的记者。他们有的在《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刚出版时, 就参加了报社工作。有的从全国各地冲过国民党的封锁, 经过延安, 辗转前来参加报社当记者。仓夷是新加坡华侨, 为祖国的救亡图存, 远涉重洋, 到报社当记者。诗人田间、邓康, 中学教师陈肇、孙犁都成了它的记者。他们多数是青年学生, 过去没有学过新闻学, 没有办过报纸, 也没有当过记者。为了抗日救国, 毅然拿起笔作刀枪投入抗日战争, 当了记者。” 新中国建立后大部分人仍从事新闻工作，有的人也根据工作需要改行，但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尽职尽责。离休后怀念十年游击办报的艰苦岁月，要写下这段办报历史，弘扬为民族解放，不怕苦，不怕死，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人崇尚艰苦奋斗。他们书写了晋察冀边区全民抗战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史。报史研究会编的《晋察冀日报史》写出了《晋察冀日报》在危难中崛起，经受了极端艰苦的战争考验。从所附《晋察冀日报抗战时期游击路线示意图》中可以看到，他们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和长城内外的群山密谷的30多处的山野农村打着游击办报。为了在反“扫荡”中继续出报，他们曾“四进四出马兰村”、“七进七出铧子尖”，阜平马兰村、平山滚龙沟的乡亲为保护报社有40多人遇难。报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59位编辑、记者、发行员等牺牲。他们回忆：“日寇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进攻、围剿、扫荡十分频繁，几乎每年都集中众多兵力进行一两次扫荡：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金岗库村刚建立，就粉碎日寇第一次围攻；1938年春，粉碎日寇一万两千人对边区中心阜平地区的进攻；1938年秋，粉碎日寇5万余人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各铁路线向边区中心地区的多路围攻；1939年秋，粉碎日寇2万余人7路对阜平地区的围攻；1940年秋，粉碎日寇3万余人13路对整个北岳地区的扫荡；1941年秋，粉碎日寇7万大军，对北岳地区空前残酷的大扫荡；1943年，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对平津地区威胁最大的晋察冀边区，仍纠集4万余人进行大规模扫荡。

    由于敌人疯狂“扫荡”烧杀抢掠，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敌人对边区进行封锁，根据地物资严重缺乏，报社的队伍连食盐等生活必需品都很难买到。雷行说：每次出去采访，总是腰挎两颗手榴弹，如果遇到敌人，一颗投向敌人，自己乘机逃脱，如果逃不脱，就拉响另一颗与敌人同归于尽。自带被包，到游击区敌占区不背被包，只能穿一身衣服，和衣而卧。背着被包平时一天要走数十里路，遇到敌人袭击“扫荡”走的更远。写稿的墨水是把紫色颜料用水泡制的，蘸水笔是用钢笔尖捆在木棍上做成的。写稿粉连纸、黄毛边纸、麻纸，有什么用什么。常坐在被包或石头上，找块木板放在腿上写稿。没有住处，就住在老乡家的牛棚里，铺上干草当铺垫，打开被包，躺在草垫上睡觉。没有衣服替换，不能洗澡，长满了虱子。 这是当时他们的工作情况，许多成员有类似回忆文章记载。“记者用自己的颗颗红心，为抗日救国，为民族为人民的解放呐喊，撰写了大量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敌伪罪行，讴歌人民的通讯、诗篇。每位记者都有扣人心弦的经历故事。” 会长陈春森有篇长文章《新闻史上的奇迹——晋察冀日报》，发表在2005年《新闻与写作》增刊，详细叙述这段艰苦奋斗的历史。

    《晋察冀日报报史》和回忆文章都写到，报社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还出版多种刊物，还印过一本国际友人白求恩的医务人员培训教材《疗伤初步》，1944年5月报社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是中国最早的第一套《毛选》。报社十年中，出版的书刊约500种，经售、发行的书刊达千种以上，数十万册；培养出了一批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骨干。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人崇尚团结友爱。在报史中多处写到团结互助、友爱以及与驻地老百姓的友爱。他们都没有学过新闻学，边干边学。总编辑邓拓博学多才，道德文章均一流，待人宽厚，耐心、认真帮助大家，老记者带新记者，办培训班，通过各种渠道提高报道水平，大家齐心协力做好新闻宣传。记者从不挑肥拣瘦，不怕牺牲。1940年，雷行到繁峙县北山采访，敌人对着他射击，因隔着山沟，子弹噗噗响打在他身边，掀起一股股尘土，但总算逃脱。“张帆听到邓拓要他穿过“无人区”到五台县北部了解情况，进行采访。腰揣两颗手榴弹, 挎包装上几个山药蛋(土豆)，找了一个老乡当向导就出发了。” 记者从不挑肥拣瘦，无事生非，他们团结起来，不怕牺牲，以十分的敬业精神为民族的解放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