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城想：这八名红军高干在这时候押往西宁，必然是凶多吉少啊！他心中非常着急，立即在福音堂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蔡光波、刘德胜、王定国等人。会后，高金城立即让蔡光波赶往兰州办事处汇报。不久，谢觉哉回电，将甘州的这一情况已电告中央，中央正在设法营救，让高金城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九月初，在八名红军高干押往西宁前，高金城派人给送去了生活必需品和药品。

    由于高金城及时准确的报送了情报，给中央营救红军赢得了时间，党中央多次派人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八名红军高干于九月二十二日回到了十八集团军驻兰办事处，刘瑞龙、魏传统、惠子明、张玉清等八名红军高干握住谢觉哉、彭加伦的手，含着热泪说：“感谢党的营救！感谢同志们的帮助！”谢觉哉说：“你们应该还要记住一个人。”八名被营救的红军高干异口同声地问：“谁？”谢觉哉说：“基督教牧师、福音堂医院院长，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高金城。”八名被营救的红军高干一听这话，高兴地说：“那个牧师还到监狱里看过我们！我们都认识他！”

    一批批流落红军被营救转移，一批又一批的被俘红军相继“失踪”，引起了韩起功手下敌工处长的注意。韩起功让敌工处长派人盯哨，敌工处长在福音堂周围布下了许多便衣人员。这一行径，被机智细心的蔡光波感觉到了。蔡光波将这一情况与高金城交换了意见，决定找来刘德胜谈谈看法。刘德胜说：“我天天在福音堂进进出出，这里许多人都认得我，引起了韩起功的注意。”三人一商量，决定让刘德胜先撤离出去。高金城立即给刘德胜化了装，给刘德胜沾上了假胡子，戴上了狗皮帽子，打扮成了粮食贩子。就这样，高金城把刘德胜安全地送出了县城。

    一天，在韩起功兵营当差的刘光弟来到福音堂，说是要看病。他悄悄地告诉高金城，说：“马步芳要密谋杀害共产党，他的黑名单上有你的名字。你赶快离开这里吧！”可高金城也知道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他想，还有许多失散的红军需要营救，如果离开这里，别人又不熟悉这里的情况。最后，他还是决定留下来。

    腊月的一天，从祁连山里来了十九红军伤病员，高金城把伤病员全部安置在福音堂疗伤。这事被敌工处长知道了，他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韩起功。韩起功气急败坏，与敌工处长设了圈套，要密谋杀害高金城。193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四）凌晨4时，韩起功的中校副官马兆祥带着几人来到福音堂，敲开了高金城的门，说：“高大夫，韩师长得了急症，请你立即出诊治病救人！”高金城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临的，他趁收拾医疗器械之际，在房间里悄悄写下了一张纸条：“安排伤病员马上离开医院，先到民乐避风，让后设法转移到兰州办事处。”

    高金城从容地收拾好医药箱，跟马副官来到了甘州大衙门街韩起功住所，刚一进门，韩起功就劈头盖脸地说：“我的高大主任，我早就怀疑你是共党分子！现在，你还有啥屁要放？”高金城说：“韩师长，你说我是共党分子，确实高抬我了！我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基督教徒。”韩起功一听这话，气得七窍生烟，像野狼一样，声嘶力竭地吼叫：“日奶奶的！你还嘴硬，你放走了多少红军！你当我是聋子瞎子？”说着，就让手下的人严刑拷打，要让高金城交出共党分子的名单来。高金城知道事情已全部暴露，也就不顾一切了，大声指责道：“共产党有什么不好？西路红军有什么不好？他们爱国爱民，抗日救国有什么错？而你呢？欺压人民，放火杀人，散尽天良，像魔鬼一样！”韩起功一听这话，气得发抖，大声吼叫着，他让手下狠狠抽打，打掉了高金城的几颗牙，越是打，高金城越是叫骂：“你们这些马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杀人不见血的魔鬼……”说着，就向韩起功扑去，飞起一脚就踢到了韩起功的裤裆，踢得韩起功像杀猪一样嚎叫。

    敌人终于下毒手了。穷凶极恶的韩起功，没有从高金城口里得到一点线索，就命令他的手下砍去了高金城的手和脚，将高金城活活地埋到了司令部后花园里。高金城在甘州营救西路军指战员200多名，其中不少是党的重要干部。他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人士的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