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福建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全景(管其乾 摄影)
2015年2月18日,《永安是长征最早出发地》作者安孝义先生(右)与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村支书吴金兴合影留念(管其乾 摄影)
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81周年座谈会的领导与专家学者来到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纪念馆参观,图为在纪念馆门前听取讲解(黄光棉 摄影)
参加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81周年座谈会的与会专家徐占权(左一)、老红军后代韩京京在看纪念馆展出的红军抗日标语“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等 (黄光棉 摄影)
2010年冬前保留在福建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管占炳老厝的与北上抗日宣言口号一致的红军标语“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的谈古协定及一切密约”等(赖晓斌 摄影)
保存于北上抗日宣言第一村福建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瓦窑头厝的红军抗日标语(管其乾 摄影)
保存在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丰村瓦窑头厝的红军抗日标语“全中国抗日的工人农民士兵团结起来,实行对日作战”(田竞 摄影)
石峰村的红军抗日漫画《蒋介石下令言抗日者杀无赦》与1934年7月15日《红星画报》同题漫画同源,证明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散发的传单和宣传口号是事先印制(管其乾 摄影)
1934年7月15日正式发表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
左起田竞、罗仁发和王向东在北上抗日宣言第一村石峰村瓦窑头厝合影留念(谭立颖 摄影)
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主编的《今日长征路图集》有关先遣队进入永安的时间和线路 ,其中有北上抗日先遣队驻扎石峰村民房(管其乾 摄影)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证明《北上抗日宣言》等4部宣言书是事先印制的供红七军团沿途散发使用(管其乾 摄影 安孝义 提供资料)
闽浙皖赣4省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书收录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路线要图》(安孝义 提供,管其乾 摄影)
原载于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长征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上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长征路线(安孝义收藏 管其乾 摄影)
1934年8月30日中央局宣传部《关于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的报告大纲》证实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正式出发日为1934年7月15日(管其乾 摄影)
新华社前身《红色中华》1934年8月20日第227期第2版报道红军在(石坊)石峰村活捉敌营长的战例《我福建游击队又击溃白军两团》(摄影 管其乾)
来自永安市区的党员和网友们在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白粉山战斗遗址红军无名烈士冢墓碑傍合影留念(管其乾 摄影)
由老百姓捐建的红军纪念亭(老百姓的红军庙)在历经2014年7月27日上午9时的失火之后,得到了好心人捐款重建(管其乾 摄影)
石峰村及其周边村庄红色遗址遗迹分布图(管其乾 绘制)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请看几段精彩回放——
——82年前的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联名并授权红七军团在福建永安石峰村及洪砂一线以随军携带沿途散发的形式首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82年前的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第221期刊登毛泽东同志1934年7月31日《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一文时说:“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同时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1934年8月4日红军政治部也《关于在部队中解释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指示》中提到:“我们红军的主力准备全部出动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
——81年前的1935年12月1日张闻天在他所写的《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中称“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于1934年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且于同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长征,最后达到了抗日最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
——81年前的1935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陕北吴起镇(今吴旗镇)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时作总结发言中明确指出,中央红军长征宣告结束,中央必须实行战略转变,即“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
——《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80年后的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80年后的2014年9月8日,石峰村支书吴金兴致信习近平总书记汇报“2006年春,在我们的家乡发现了红军标语80条,还有一幅红军漫画。这些标语,60%以上涉及红军北上抗日,其余涉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如“全中国抗日的工人、农民、士兵团结起来,实行对日作战”、“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等等。“这些标语见证了我党我军最早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安孝义是永安市民间党史爱好者,家里的藏书和资料堪比图书馆。对照石峰村的红军抗日标语,安孝义根据《今日长征路图集》上刊载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石峰村的驻扎点和闽浙皖赣四省党史研究室绘制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线路要图》、《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日期等相关史和当地老人的见闻,经系统研究后,大胆地提出了石峰村及洪砂、小陶一线是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的论断”; 安孝义还同时提出了“长征是多时多地多元化军事战略大转移”的理论,为长期争论不休的长征出发地和长征概念问题做出了相对准确的定义。
——《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80年后的2014年12月29日国家信访局信复字597号复函给福建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党支部书记吴金兴和当时的村委主任管子建回信,回信说“吴金兴、管子建同志:你们近期联名致习近平总书记信及附件收悉,我局已转有关部门阅研。感谢你们对总书记的拥护和信任,感谢乡亲们对革命历史遗址遗迹的保护和宣传,并欢迎今后继续就所关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习总书记的这段讲话精神也为正确理解、研究和长征的目的和意义,指明了方向。吴金兴收到国家信访局回信又有一年零一个多月了,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中央党史研究室“履行主责主业的政治担当不强,聚焦党史研究不够,完成中央交办的重大任务滞后;反击历史虚无主义责任意识不强,主动发声不力”等原因,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长征理论研究和宣传至今未引起有关部门和主流媒体应有的重视,做为石峰村红军抗日标语群的发现者紧密跟踪报道者和紧密关注永安千条红军标语群研究的基层新闻工作者,现将有关情况回顾并建议如下:
一、中央党史研究室及全国党史系统确实存在着“聚焦党史研究不够,完成中央交办的重大任务滞后;反击历史虚无主义责任意识不强,主动发声不力”的问题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6年2月4日《中央第一巡视组向中央党史研究室反馈专项巡视情况》一文报道,2016年1月31日,中央第一巡视组组长王怀臣代表中央巡视组向党研室室委会进行反馈时说“(中央党史研究室)履行主责主业的政治担当不强,聚焦党史研究不够,完成中央交办的重大任务滞后;反击历史虚无主义责任意识不强,主动发声不力;科研力量建设缺乏长远规划和考虑,培养学科领军人物和带头人不够”。而中央党史研究室曲青山主任也认为“这些问题,实事求是、中肯深刻,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室委会和全室同志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整改”。 曲青山主任还强调,要以这次巡视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强化“两个责任”的落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第一巡视组和中央巡视办提出的各项要求,坚持政治建室、党性强室,研究立室、人才兴室,依规管室、从严治室,以崭新的精神状态抓好整改落实,为不断开创党史工作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消息传到长征最早的出发地、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福建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作为多次给中央党史研究室去信,并有国家信访局将石峰村民给习总书记的信转给中央党史研究室“阅研”之瓜葛的石峰村的一些村民也认为中央巡视组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评价“切中要害,十分中肯”;曲青山主任的表态十分诚恳,期待中央党史研究室能够尽快整改,做到王怀臣代表中央巡视组对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委会提出四点意见建议时所说的那样“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党史姓党”。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突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研究,即时跟进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即时跟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理论发展。认真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增强政治敏锐性,不断深化党史研究和宣传教育,旗帜鲜明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更好发挥党史研究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的作用”。
曲青山主任的所有表态可以概括为“守土尽责”四个字,如何守土尽责将是201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党史系统值得认真考虑和身体力行的大事。
在2013年8月19日至20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
“党史姓党”,党史工作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也应当属于宣传思想部门的一部分,党史工作者应当理直气壮地担负起“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政治使命。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一些党史研究工作者没有牢固树立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政治使命感,他们在历史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长征史研究中,他们只看到中央机力红军的长征线路和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给中央苏区带来的困难,而看不到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刻,我党始终以以民族利益为重,并为推动全民族抗战所作出的不断努力。“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派出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 赵一曼、周保中等党员到东北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并于1932年4月15日发表了《对日作战宣言》;1934年7月15日又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并在福建永安石峰村及洪砂一线首发了由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事先签署印制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一系列纲领性的抗日主张,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将为了民族利益而将实施战略性的政治、军事大转移和战略大转变。一些形而上学,片面观点看问题的历史研究者,硬把长征开始期间和长征途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以及在具体军事战役和战术上的迷茫无限放大,把我党我军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时刻勇于担当,主动适应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主动实施以抗日救亡为终极目标的多元多地多时的政治、军事战略大转移和大转变——长征,说成所谓的“大逃亡”。
在所谓的“大逃亡”理论框架下,一些人为了迎合极左路线时代的个人崇拜的思维,又采取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的长征现象局部宣传,具体的表现为在宣传长征中,只重视宣传中央机关主力红军的起点和路线,而忽略宣传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其他红军部队的长征路线,这样的结果,最终导致了数十年来,国人不了解长征的真正目的,也不了解长征是我党我军为主动适应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主动实施以抗日救亡为终极目标的多元、多地、多时的政治、军事战略大转移和大转变的历史现象。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长征现象研究,给以企图通过各种方式重新解读历史,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带来可乘之机,借着“大逃亡”的理论框架,历史虚无主义者制造了一系列丑化、妖魔化我党我军光荣历史的言论。就以百度输入“北上抗日”来说,在百度头条出现的是“北上抗日?日本在北吗?_砍柴书生_新浪博客”、 第四条是“北上抗日”真相_司马当的博客_新浪博客”、第五条是“长征真的是去北上抗日吗! 【猫眼看人】-凯迪社区”……这几个网页都是借着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事实“,采用诡辩和狡辩的方式来歪曲我党我军最早提出全民族抗战和真心期待并促成联合抗战的历史事实。作为保存了80条红军标语和一幅红军抗日漫画,其中60%以上属于抗日标语的石峰村村民,看到“砍柴书生_新浪博客”的反动言论,十分痛心,当时就有石峰村村民向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邮箱“ jubao@mail.net.china.cn ”举报,可惜至今,“北上抗日?日本在北吗?_砍柴书生_新浪博客”还在危害社会。
就是在历史虚无主义猖獗,企图通过各种方式重新解读历史,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社会背景下,石峰村001号荣誉村民、民间文史收藏机构福建永安(东南)抗战文资料馆馆长、永安电信局退休职工安孝义先生利用他多次深入石峰村红色遗址现场和2011年全程参与永安申苏工作的现场采风期间,对石峰村和永安红色遗址遗迹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加上他丰富的馆藏资料和科学合理的分析,分别于2012年元旦、2012年7月15日和2014年7月15日,三次写成《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再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三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等三篇论文(百度搜索这些文章的标题,均可找到)。
“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的论文以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以随军沿途散发的形式在福建永安小陶镇石峰村及其洪砂一线发表为里程碑,在介绍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驻扎地出发和集结地出发的同时,大胆地提出了“随着《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宣言的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事实上已成为中央苏区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中国工农红军战略大转移——长征是一个逐步实施的过程。就整体而言,长征应为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具体而言,各部队又分别有自己的具体出发时间与地点。它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前导揭开了序幕,以于都、长汀、宁化等多个集结出发地构成的一次空前的战略行动。近十万人马不可能从一时一地出发,它是多时多地构成的一个多元的总体行动”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在永安集结出发,有别于于都、长汀、宁化等出发地。在永安的出发地非常明晰、确定。它的出发比主力红军提早3个月,是揭开长征序幕具有战略性质的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员李庆山著的《大长征》一书中写道:‘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派遣,实际上是长征的序幕,是整个中央红军大转移的试探’”、“综上所述,可以明确: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长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等新的论点。
安孝义在论文《三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中说,虽然“三人团”所进行的战略转移,在主体上时间较为匆忙、准备不足,但是,在战略转移整体上所表现的政治、军事等方面中心思想,是十分明确、清晰的。至于,红军到那里?走多久、走多远,虽然一时心中无数,但“北上抗日”的既定目标,“抗日救国”坚定信念,却是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以及不久后的红六军团的西征,即明确地宣告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长征)已经分步骤开始实施。
《三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还说,根据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第221期,毛泽东同志《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31日)一文载:“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同时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红军政治部《关于在部队中解释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指示》(1934年8月4日)中提到:“我们红军的主力准备全部出动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1934年10月10日,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1934年10月10日),宣言称:“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几个月由福建出发北上。”此后,1934年11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十五军进行的战略转移中对外亦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综合各种资料已表明,长征不是所谓的匆忙“大逃亡”,而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策略的政治、军事战略大转移和大转变。其政治目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同时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 毛泽东1934年7月31日《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其军事目的是为了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和围追堵截。经济给养目的是为了摆脱原所在苏区生活物资匮乏及兵源枯竭的困境,通过大转移开辟新的苏区。在政治、军事、经济三大目的中唯有政治目的是具有统帅性的目标,它决定了军事斗争和经济给养目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政治目的是大目的,军事目的和经济给养目的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如果把长征的军事目的当做长征的最大目的,就是本末倒置,“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形而上学。而长征的过程是“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笔者的理解,各路红军长征的过程,其实就是直接打通北上抗日通道或策应主力红军直接打开北上抗日通道的过程。长征的结局是“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最后达到了抗日最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张闻天1935年12月1日《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
安孝义三次论述《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史观全面地论述了长征的历史背景、终极目标和组织准备过程、分期分批实施过程,是对传统长征理论的一次正确修正。该批论文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一次有力反击。
然而,就是这样一批论文,却始终没有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及相关党史部门应有的重视。这说明,全国党史系统中的绝大多数党史工作者确实存在着“聚焦党史研究不够,完成中央交办的重大任务滞后;反击历史虚无主义责任意识不强,主动发声不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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