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袁永涛，男，汉族，生于1963年6月，1984年7月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系专业，先后在永昌一中、永昌三中从事高中英语教学20多年。后从事《永昌县志》编撰工作，后调入永昌县委宣传部从事红西路军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再调入永昌县旅游局和金昌市委文明办，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成立后，被组织部门调入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专职从事红西路军史研究工作。目前是省委命名的红西路军史研究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天下骊靬》，在港台澳地区引起轰动。2014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西路军鏖战永昌》专著。先后下“中国共产党历史网”、“甘肃省委党史网”、“中国红色旅游网”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2015年被永昌县委县政府授予“永昌县首批届拔尖人才”。

    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

    暨各级政权创建经过及其情况(六)

    红军亲手帮助人民建立政权，当家做了主人，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也大力帮助支援红军。红西路军在永昌停留期间，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成员、群众代表及办事人员胸前佩戴用红绿绸做成的身份证件及标志，来往于军民之间，出入于村庄院内，走家串户，为进一步宣传动员群众，全力为支援红军而积极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发挥了新政权的职能作用。

    一、协助红军惩治土豪劣绅，反动官吏为民除害

    人民政权建立后，极少数顽固分子隐蔽起来若明若暗，仍然进行蛊惑煽动，破坏军民关系，散布对红军、现实不满的流言蜚语，蔑视和敌视红军的行为有增无减。在人民群众的检举下，苏维埃政府协同红军总部司法机关侦查，先后在县城内拘捕了旧政权反动科长张天佑（群众俗称张老夫子）；李斋庭；警察局警佐王澍民；原国民党永昌县二区区长杜福堂；奸淫妇女，无恶不做的地痞许寿山；辱骂红军，驱赶红军人员，抗拒缴纳物资的恶霸地主王开明；殴打红军人员，在面粉中掺假的地痞屠五干狼，还有利用乡土关系大肆在红军战士中散布反动言论，动摇红军士气、瓦解军心的刘、何两名四川籍游民等分别进行公审处决。还将张永录等部分拘捕后，经过审查教育，表示愿意接受改造，不继续与人民和红军对抗的土豪劣绅，有的拿出一部分赎金保释，经济处罚制裁，也有的经扣押教育后予以释放。

    这一果断措施大大惩治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显示了人民专政的权威，伸张了正义，为民铲除了祸害。

    二、维护地方治安，监视预防奸细的破坏活动

    红军进驻县境后，为了尽快扭转社会混乱状态，建立较好的社会秩序，以防马家军奸细的破坏活动，地方政府抽调配备大量的力量，协助红军维护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各级苏维埃政府中负责内务的成员严格履行进出城门手续，发放通行证件，协助红军人员警戒。为预防敌机空袭轰炸，城乡政权教育群众随时提高警惕，注意隐蔽、疏散和白天不冒烟等防空措施。南湾地主王中文囤积的二、三千石粮食和大量物资被搞出后，往返驮运粮物的人群穿流不息，食宿、秩序问题尤为突出，赵定庄村政权配合县青年大队协助红军妥善解决了红军人员、地方群众往返人员的食宿驮运，群众分粮混乱，拥挤的问题。类似不少地方还派出青年队员站岗放哨，守护粮油物资仓库做了大量工作。

    三、帮助红军侦查敌情，提供情报

    西路军进抵永昌、山丹一线，防务部署未妥，马步青、马步芳主力也集结在这一线上重重分割包围，寻机与红军决战。红军驻守的所有村庄堡寨随时出击遇敌拼杀，战斗持续不断，长达月余，及时掌握敌人活动情况更为迫切。但红军侦查人员又受地方语言的限制，容易暴露身份，不便就近活动，于是各级政府调派可靠、熟悉地形，行动机智的青年队员以及地方老百姓时常深入到敌人占领区侦查敌人兵力、火力和装备情况，向红军作战部队提供情报，制定作战方案，痛歼敌军。敌军逼近县城后，青年队派高吉录等一批队员以玩耍、拾粪为掩护，早出晚归深入到敌人驻守的东十里铺一带村庄及武当山、校场山炮兵阵地，为红军探察了敌骑兵部署及步、骑兵驻守装备情况。赵定庄政权还将南湾刘家庄刘信成等群众派去，数次在夜间不顾严寒路遥，徒步赶往五、六十华里的水泉子一带侦查敌军过路，驻守情况，圆满完成了任务，得到红军团首长的好评。八坝熟悉地形的贫苦青年赵儒等多人，为驻守在八坝的三十军的“夜老虎”团数次当向导，抬云梯，赶往武威四十里铺，下十堡的刘家槽子和附近的柴家老庄等处夜袭敌人成功，发挥了作用。

    四、动员人民支前，筹集红军给养

    红军占领永昌后，敌马步芳、马步青纠集十倍于红军的正规军、地主武装民团以图分割包围、切断永昌、山丹红军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部杨德亮旅赶往武威撑腰壮胆，待机而动。马家军全面向八坝、东寨、水磨关、水泉子的红军防地以及总部在所在地的县城进攻。红军英勇反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敌人虽然伤亡五千以上，但能抽调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弹药均有”并能施展骑兵优势，四处活动，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赴后继；黄昏后畏红军夜战，即退守堡寨，反复攻红军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结兵力猛攻另一点；大部乘马均速。红军胜则难缴获，败则难于生还 “永凉地区，区域狭小，地形开阔，无树少房，尽是堡垒，不便红军迂回抄击”。红军“每守一堡寨，即需一营以上兵力，激战终日，便又耗尽弹药，难阻敌攻，且人弹有耗无补，敌骑到处骚扰，红军无日不战，扩红弄粮，筹集均受交通限制”。拟壮大骑兵但筹马困难，古浪战斗后的九军受大损失，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战斗中耗尽弹药，全靠大刀拼杀；五军战斗力更弱，不足四千人，况冰天雪地，天气严寒，红军衣着单薄褴褛，昼夜辗转驰骋在永昌、山丹之间的一百三十多公里的战场，红军处境十分困难。因此，补充红军给养，动员人民群众支前，是摆在刚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中心工作。各级政权成员，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协同地方工作部、民运部、供给部的红军指战员做了大量的工作。

    （—）当向导带领红军向地方群众购买、征集粮食、饲草料、猪、牛、羊、食油、毛皮等物资。

    （二）向红军提供、搜查地主恶霸隐藏转移物资的“窖子”的情报，协助红军征集物资，补充给养，先后在城乡打开了张庭帧、周志甲、谢殿邦、孙海州、王中伦、王中俭、王永龙、张国寿、王开明，王中文、王海、陈世堂、田有泽、田由珍、李积福、柴自书、陈登海、梁长年、陈吉高、高增、石玉成等县镜内五、六十多户（处）大、中地主的粮仓、夹屋、地窖、商号、油坊（红军称搞窖子），没收、征集了大量的粮食、布匹、衣物、毛毡、食用油、食盐、皮张、羊毛、黄金、白银、大烟土、钱等物资，补充了给养，缓和了给养枯竭的困难。

    （三）组织运输力量，运送物质。各级政府成员、青年队员和地方群众，组织了牲畜驮运队、毛驴队和人力背运队等办法车拉、驴驮、人背，解决了物资运输的困难。区（县）政权的粮秣委员刘万祥带领的粮运队一直坚持到红军撤离。梅家寺区政权组织了王永录为骨干的二十多头毛驴的运输队从南、北泉一带驮运了粮油物资送往县城二十多天，组织了数百人的人力背运队伍，往返南、北泉与县城之间，行程六七十华里运送粮食物资。为了解决红军急需的肉食，水磨关、新城子一带的政府成员和部分群众在红军武装的保护下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进入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中搜赶地主恶霸隐蔽、放牧的牛羊，不仅为红军筹集了肉食，而且还筹集了一大批加工缝制御寒服装所用的皮张。

    （四）组织各级工匠，协助红军制造军械弹药、构筑防务设施，加工御寒服装、磨面炸油。

    红军总供给部设在县城、水磨关、新城子、南湾等处的临时兵工厂，工匠人员不足，军械弹药急需的情况下，各级苏维埃政权抽调了大量的人员协助红军做工。木匠出身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仲科和铁匠出身的冯怀义组织了县城内外的铁木匠和其他手艺的四、五十名人员聚集在东南街南家院及附近空地上的兵工厂，协助红军熔铸马尾弹壳，锻打长矛大刀，修理损坏枪械，碾配研制火药。组织木工砍伐树木，赶造云梯，帮助守城部队和外围部队架设城堡防御围栏鹿䓱。新城子赵定庄村政权抽调了柴家庄的铁匠柴四老铁匠和他的侄子柴福有、柴福帧父兄和其他十多名工匠集中在王家庄兵工厂与红军并肩战斗，锻打长矛大刀，直到红军撤离西进。

    毡皮匠日夜为红军作战部队赶制急需的御寒服装。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重视下，抽调、雇佣了百余名皮、毡匠工，缝制了大量的皮衣、背心、皮帽、手套、毡靴等服装。县城的八、九家皮坊、毡坊，近六十余名工匠响应苏维埃政府调动和号召，全部投入到为红军缝制冬装的行列。皮匠杨瑞带着自己的儿子杨德成联合了鲁国忠、鲁松年、王东善、刘皮匠、赵六、张五等十多名皮匠，连续二十多天时间泡、煮、铲，半成品羊皮两千余张，移交给总供给部裁剪缝制。刘克庄的毡匠王开德、王开仁等兄弟六人，每天为红军赶制毡鞋三十双，连续工作二十多天。红军西进时的全班人携带工具随军西进。赵定庄村政权调集了皮匠柴福仁、柴福礼兄弟在王家庄驻地缝制皮衣、背心，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请去了柴大奶奶。柴大奶奶等十多名家庭妇女当帮手裁剪缝制。新城子郭家南庄村政权副主席郭继帧发动全家妻子儿女和会做皮活的邻居缝制皮帽、手套、背心近千件。县城内王瑜的商号“复成功”存有大批羊毛。他受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红军刘科长出面协商后，立即召集了七、八名毡匠，一家就为红军赶制毡靴八百双。期间，各级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市民、农村家庭妇女自愿为红军缝制棉衣、鞋袜、棉帽，永毛毡条缝制成毡鞋用来御寒。

    红军在永昌停留中，经历了西进和东返争论的徘徊，群众还帮助缝制干粮袋，数次帮助炒面、烙饼、备办行军干粮，养护包扎伤员做了大量工作。

    为解决万余名红军的吃面粉问题，县城内的北海子、水磨关、南泉等地一带的七十余盘水磨，尽三百名群众在各级政权粮秣委员的组织带领下，协助红军磨面月余时间，基本保障了红军面粉供应问题。县城的王德义负责北海子河流的三十余盘水磨的原粮调运、加工和面粉的交送工作。梅家寺区的政权粮秣委员张德寿、群众毛培礼等人一直为红军加工面粉至红军撤离。部分偏僻的农村，群众还将畜力石磨、毛驴转让捐赠给红军磨面。煮饭锅紧缺的情况下，为使红军吃到饭，驻地的老百姓捐出自家的水缸让红军煮饭使用，并提供给柴禾、烧煤。

    分部在县城、五坝、南泉、水磨关等地的二十多座油坊，约二百余人为红军榨油，供给食用和用于夜间守卫县城及其堡寨点燃照明的清油约十八万余斤。仅南泉杏树庄王之绩一家的油坊，在红军张科长的负责下，七名油工先后榨油五锅计一千八百余斤。

    根据调查座谈和参考国民党永昌县政府对此所做的统计，红军在永昌期间，从各方面征集，购买提供柴禾、饲料草二百多万斤；购买征集部队口粮和牲畜饲料二、三百万斤；猪、牛、羊、七千头（只），宰杀提供肉食十多万斤；各级政权中近参加宰杀肉食的群众就有百余名。

    红军在永昌停留期间，粮、油、肉、盐、草料都很充足。县城粮仓，各部队驻守的村寨在撤离后，一般贮存的粮食、油品还剩余一半。只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红军放弃北海子一带高地，部队收缩于城内，沿北磨河一线的水磨失守被敌军占领拆卸破坏，已磨出未及驮运走的部分粮食被敌军抢夺一空，城内驻守部队的吃面粉问题发生了严重困难，县城内的军民不得不煮囫囵麦豆为食。

    号召人民群众、工商各届捐献金属，为制造军械提供原料。通过政府工作人员和红军号召、动员、群众家庭、工商字号、捐献铜、铁件金属和征集制钱、硫磺、盐硝、木炭为兵工厂制造弹药、刀、矛提供原料。经动员，有的家庭捐出火盆、破旧犁铧等铸铁，有的居民捐献出家里仅有的破碎铜铁件。许多商号把存有的金属送交给兵工厂。“广泰裕”一家就捐献出铜、铁件二百多斤，在弹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支援红军反击敌人，有些猎户，放牧人员和其他群众，还将家里存有的硫磺、盐硝、木炭等配置火药的原料以及成品也做出了贡献，补充了红军作战部队弹药不足，密切配合了守城战斗和外围作战。

    “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的宣传工作又一次达到高潮，城乡驻军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张贴宣传标语的纸张奇缺，许多商人给政治宣传部门捐献了各种纸张、笔墨，仅“广泰裕”一家就送去白油光纸二百余张。

    组织担架队抢救养护伤员。红军部队进入县境途中，停留宿营的村庄或行军途中，沿途就有不少青、壮年受红军指战员的央告雇请痛快地承担了抬担架任务。随队转移伤员，抬到目的地。县境内数次与“二马”敌军激战，苏维埃政府以青年队为骨干力量配合部分群众组织担架队协助红军从战场上救护伤员或随部队转移运送伤病员。八坝、东十里铺、城下、水磨关等激烈战斗中，伤员大量增加，医院又无法容纳。在药品奇缺、天气严寒、伤员伤势急剧恶化，无法治疗的困境中，被安排到居民和乡村群众家庭的有的精心养护，喂水喂饭；有的用中草药熬汤煎水帮助擦洗包扎，促其伤员恢复健康做了大量的工作。

    动员师生回校复课。红军到永昌时，出于各种原因，城乡学校、私塾均已停顿，政府成立后，引起了军政领导机关的重视，政府工作人员和红军干部配合，着手恢复文化教育工作，动员师生复课。县城四隅政权在王泉媛同志的积极工作下首先动员了女子学校师生复课。相继在赵定庄、西四十里铺农村的几所私塾和学校也得以恢复，促进了文化教育工作。

    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做地方工作四十余天，深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经过教育，宣传的许多青壮年自愿参加了红军。九坝团庄的范吉玉、王福山、范希寿、九坝河沿墩的杨德娃、陈家庄的陈吉录等六名青年，忍受不了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报名参加了八坝一带驻防的红三十军。县城四隅和城郊农村有二、三十名青年自愿报名参加了红军，同张仲科一起参加的红军青年就达十四名。水磨关、梅家寺两个政权范围内就有三十余名青年参加红军后跟随西进。贫苦青年毛长林在红军来前给一地主家放羊，后羊被红军赶去，自己也参加了红军。刘克庄的刘克敏等一伙贫困青年，看到红军时时处处为人民，深受感动，激发了参军的决心，他们串联起了十三、四名青年，去南泉田家庄报名参加了总部特务团，接受军训十余天后随部队西进。赵定庄政权范围内王开德一伙工匠六人，曾为红军赶制毡靴二十余天，红军撤离时，携带工具随军西进。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当时参加红军（不包括青年队成员，以及部分骨干力量）的人数可达一百四十余人。

    由于西路军在及其艰难的环境中行军作战转战高台、祁连山等地失败，参加红军的人员大部分失散回到家中；一部分在征途战斗中牺牲；也有失散后随红军人员东返陕北寻找革命队伍参加革命；有的现定居异地，也有的至今杳无音讯。掩护营救伤员，资助失散红军人员掩埋烈士遗体（详细资料另立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