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七月，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后，打通了白晋公路，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分割为太行、太岳两部分，沁县也被一分为二，路东划归太行区，路西划归太岳区。

    一九四零年八月“百团大战”后，日寇将“白晋铁路”（日军称“东潞路”）修通，更是把沁县做为分割和摧毁太行、太岳两大根据地的屯兵基地。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囚笼”政策。并以白晋线为中轴，将沁县作为北上太原南下长治和晋城的咽喉战略要地（见附件）。利用纵横交错的交通线，层层分割我抗日根据地，实施惨无人道的经济封锁。并大肆构筑碉堡，设置据点，仅在沁县境内的白晋公路沿线村庄就有牛寺村、交口村、固亦村、温庄村、北寺上村、北石堠村、南石堠村、合庄村、长盛村、段柳村窑科寨上、白家沟村、大桥沟村、新店村、栋村等地日寇就修筑了十几座碉堡和炮楼，有些在铁路重要路段也修有碉堡和炮楼，并有日军和伪军把守。在沁县县城还驻守重兵。敌人经常调集大量兵力对我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频繁实施所谓的“篦梳”式扫荡，逐村搜捕我抗日军政人员，甚至任意屠杀老百姓，蚕食抗日根据地，制造无人区，致使我抗日根据地迅速缩小。对敌斗争的形势骤然变得更加艰险。但是，日寇的野蛮侵略行径并没有吓倒英雄的抗日根据地军民。为了及时掌握日军动向，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坚决粉碎盘踞在沁县境内的日本鬼子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 一九四二年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参谋李殿章同志（黎城县人，抗战胜利后随军南下），奉命抽调军分区情报处谍报参谋刘守中、情报员岳峰、刘向亨、曹晟等人在县城东十几里的西河底村组建了太行第三军分区沁县谍报工作站（俗称情报站）。任命西河底村抗日中心小学校长（公开身份）刘守中为站长，隶属第三军分区情报处领导。一九四三年秋后为太行第三军分区参谋李之光同志（山东省临淄县人敬仲镇李家村人，解放后任山西省军区参谋长、省军区顾问）直接领导。一九四五年春后为太行第三军分区情报处主任邱克中同志（河北省定县只东镇人，抗战胜利后随军进入东北）领导(见附件)。他们组建情报网络、发展堡垒户和情报人员，开辟秘密交通线。并将发展的情报人员根据各自的特点,有的打入日伪军政机关等部门，搜集各个据点日伪，军、政、警、宪、特人员的组织情况，有的潜伏于敌人的交通站点和铁路车站，有的以工商企业为掩护，他们发挥各自优势，千方百计搜集传递情报，刺探日伪军的军事行动，窃取敌人军用物资。利用敌伪人员的关系积极营救我方被俘人员，护送过往军政干部，秘密携带大量我方宣传品进城或到各据点散发，瓦解日伪军关系，相机策反伪军人员，为我八路军及时准确部署对日军“囚笼”战役的反扫荡，保护抗日根据地军政人员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按照上级组织的决定；刘向亨、贾兴桥、王赖、岳二小等人打入日伪沁县各火车站，曹晟打入伪公署情报室，岳峰、曹双和、牛春木、杨进明等人打入日伪部队，贾明道、屈怀清等人打入日伪军要害部门和据点。他们坚决按照组织纪律要求，在取得合法身份后，以各自单线联系的方式展开情报工作。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伺机刺探日伪军各类机密，随时将县城内和各据点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以及扫荡出发时间、地点、兵力、指挥官姓名秉性等情况写成情报，交给秘密交通员传递出城。曹晟、岳峰、曹双和、牛春木利用在日伪军里的合法 身份，提前两三天即能获悉敌人的重大军事行动。刘向亨利用担任沁县火车站列车长和付站长的身份，也能提前获得日伪军用物资的运输计划。秘密交通员张近芳家在县城北街（现药材公司地址）开办“天恒厂”木铺，其弟张正芳在县城新民小学读书，他们家住合庄村，而合庄村距县城五华里正是我八路军地下秘密交通线的第一个站点。张近芳兄弟以及曹焕先、岳土生、等交通员正是利用他们在县城人熟地熟和进出方便的条件，将多方面获取得情报放在竹篓篓里或担篮篮里等多种方式传送出城。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日趋恶化，敌人对进出城门盘查越来越严，他(她)们又把情报巧妙的缝在衣服内或套鞋邦里（解放前妇女鞋外穿有套鞋）等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传送。张近芳则有时利用弟弟张正芳放学回家的机会把情报夹在课本中带回合庄村，然后转送黑峪沟村王庆生家由王转送西河底村刘守中处，由刘守中递交军分区情报处。因西河底村属解放区离三分区住地也不太远，李之光领导期间也经常来刘守中处。但敌情瞬息万变，当时间紧迫来不及按程序运作时，也冒险采取直接通知涉日军扫荡村庄和我方军政人员。一次因情况紧急，放学时曹双和便直接去了新民学校旁的路口处,找到张正芳后将情报放入书中让其带出县城。由于他们情报的及时、准确，为我太行军区在反扫荡前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和迅速撤离争取了时间和主动权，也为我八路军反扫荡战役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条件和保证。使日寇的扫荡屡遭失败，兵力财力日渐消耗，直致成为强弩之末。

    一九四二年后，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更为野蛮的经济封锁，层层设卡，严禁包括食盐、药品、火柴、纸张等生活必需品在内的任何物资流入根据地。遵照军分区首长的指示，我情报人员除搜集敌人的情报外，还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将敌人的武器弹药、医疗器械、稀缺药品、照像器材等军用物资偷运出来，送给我太行军区。因我军伤病人员缺医少药，根据军分区领导指示刘守中在刘向亨的协助下化装成铁路随乘人员，亲自携款到太谷县城购买回盘尼西林等药品，顺利完成了任务，挽救了我八路军大批伤病人员。我太行部队缺少拉火炮的骡马，根据上级指示，刘守中、岳峰、曹双和等人经过周密计划，里应外合，将敌人抢来的十匹骡马分次成功地经长盛村、段柳村、小东岭村、西河底村、荆村、窑长村等地偷运到我太行第三军分区（见附件）。岳峰还利用在敌伪部队当书记员的便利条件，将日军的一支小手枪和数十发子弹偷出来，分批交给张近芳和曹焕先带出县城。岳凤鸣则利用进出城门方便条件用背篓为我方偷运子弹。刘向亨和牛春木也经常利用自己进出城门不受检查的特殊身份，在公文包里夹带大量宣传品进城秘密散发。刘向亨利用上太原下长治出差的机会为我军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还将窃取日本人的一支勃朗宁手枪带出县城，交给刘守中后转送军分区首长。一九四四年秋，牛春木根据刘向亨和贾兴桥提供的日军南下铁路运输车内装有棉布的情报后，同另一名内线人员偷偷上了日军南下火车并在途经轻城村路段时将日军的七、八捆棉布扔下了火车，解决了我军冬季棉衣用布的困难。他们的行动多次受到军分区的表扬和嘉奖。

    一九四四年，我谍报站打入敌人内部的王赖同志，因他母亲原因被日寇抓入县城大牢，虽经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太行第三军分区领导指示曹双和设法营救王赖同志（共产党员），经曹双和同志多方努力终于将王赖同志营救出狱（见附件）。一次敌人怀疑曹双和私通八路，日寇将他关入县城日本宪兵队红部大牢，对其使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也始终未撬开曹双和的嘴，其表现十分坚强令人敬佩。后经组织营救得以逃出牢狱，他用生命保护了谍报站同志的安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曹双和同志因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突出，并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和在日军大牢里坚贞不屈的表现，太行第三军分区司令部特别授予他“无名英雄”奖状和物资的嘉奖（见附件）。曹晟则利用假情报诱使敌人一个排被我八路军活捉。更令人振奋的是，牛春木不仅利用各种方式买通日本翻译官将我方人员王庆生(共产党员)和刘富棠(太岳纵队医生)救出。还以交朋友的方式同长胜村哨棚和段柳村哨棚的伪军分队长称兄道弟，相机晓以民族大义，并通过伪分队长和伪军家属晓以利害，终于成功策反了三十八人的伪军带枪投诚。军分区首长李之光多次利用情报站传递来的准确情报亲自带领太行部队成功地袭击了日军沁县火车站机务段和段柳哨棚，并端掉了长盛哨棚和合庄哨棚，后又摧毁了段柳村的两个铁路哨棚。使我游击区扩展到白晋公路两边的村庄，也使白晋公路沿线炮楼的日伪军不敢随意出发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彻底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信心。

    尽管敌人的封锁看上去密不透风，但我们的情报人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个人的政治智慧，活动起来仍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为了准确、及时、安全地传送情报，他们经过周密策划和秘密布置，先后开辟了几条秘密交通线：一条是由县城到南石堠、亚亚沟、黑峪沟、再到西河底村，最后到军分区，由刘向亨、岳土生、岳二小、曹晟、马庆生，任铁孩等人负责运作；一条是从县城天恒厂木铺（现北街药材公司址）到合庄村，经黑峪沟村，再到西河底村，最后到军分区，由岳峰、贾广成、曹双和、王赖、王庆生、曹焕先、张近芳等人负责运作。一条是从县城何家巷口糖房情报点到梁家河，经范家沟村，王庄村，西河底村最后到军分区。由岳峰，牛水林，牛文孩，王土孩，东二同，刘万福，王二俊等负责运作。（一九四六年七月闫匪军从沁县城撤退的情报就是牛水林从糖房情报点得到消息告知岳峰后由牛文孩转送西河底村刘文秀，再由刘文秀转送太行军区的。）在宋家沟村的北面，一处叫红四眼沟的菜园地内有一间土房子连着的土窑洞也是当时太行太岳互通情报的交通联络点，是由岳峰，牛水林等负责的。一九四三年在此菜园地的土窑洞里还成立了以吴向贤为负责人的白晋铁路地下工运组织。他们多次提供情报并配合李之光首长带领太行部队袭击了日军沁县火车站和机务段，烧毁日军机车车库和部分设备，点燃油库，活捉一名日本检车员。

    情报人员在每一个交通点都依靠当地群众发展了若干堡垒户和交通员，利用随机应变的联络暗号和传递孔道交换情报。为避免暴露，他们彼此之间实行最严格的单线联络，制定了严密的传递程序和组织纪律，而经常变换接头方式和传递路线，避免秘密工作中最忌讳“熟面孔重复出现”的破绽。正是凭借这些秘密交通线，大量军事情报、军用物资顺利到达我抗日根据地，我抗日军政干部即使是在敌人封锁最严密的日子里，也能照样畅通无阻，来去自由，而且历时五年没有出过任何纰漏。

    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太行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准备消灭沁县城内拒不受降的日军，斩断长治以南方面日军的退路，解放沁县城。谍报站的刘守中、曹晟、岳峰、刘向亨、曹双和、贾明道，屈怀清等人按照上级的布署，及时将县城内敌人的兵力部署摸清后，绘制出沁县城内日军的兵力分布图，专程前往荆村向军分区首长进行了汇报（见附件）。在攻打沁县城的头一天上午即农历七月十四日，军分区首长和独立营营长李之光由张近芳带路来到靠近县城南的合庄村与亚亚沟村顶上，用望远镜观察了县城周围的地形，详细询问了当时在场的刘守中、张近芳等人，并核实了县城内的一些情况。农历七月十五日拂晓，由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指挥攻打沁县城开始，但因十四日晚饭后（注农村晚饭时间就在近九至十时）长治方面撤离南线的日军一千多人突然菌集沁县城，使沁县城内日军兵力骤增，敌我兵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此时城门紧闭，情报传送已不可能，致使十五日攻入沁县城内的太行部队遭受重创。战况形势急转直下，军区首长当即命令，在合庄村北岭上和亚亚沟村的交界处架起一门火炮，由一名白胡子老炮手操纵，两炮就将南石堠哨棚炸毁，有效地压制了敌人的火力，为掩护攻城部队迅速撤离减少了大量伤亡。同时太行军区首长当机立断，决定避实就虚，转而奔袭武乡县段村，一举将段村守敌歼灭，解放了武乡县城，使沁县城内之日军成为瓮中之鳖。

    在沁县解放前的一九四五年底，沁县谍报站工作任务基本完结。太行军区党委奉命对太行第三军分区与太行第二军分区进行了合并。原有谍报站撤销，沁武情报站成立(见附件)。人员进行重新调整，一部分参加沁武情报站，一部分留在当地，一部分返回部队，一部分并入二分区城工部转战太谷、太原。刘守中因其叔父（民主人士，曾救过我党两名高级干部）在太原闫锡山的公营事业董事会工作，又有同学等人在闫锡山的省府任职，所以组织上派遣其与岳峰等人利用这层关系，以教书为名采取携带家眷的方式先后潜入太谷和太原，继续为党秘密从事策反闫匪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岳二小则利用自己会白铁匠手艺潜入太谷。刘守中在潜入太原期间曾被闫匪特警怀疑通共抓入大牢，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见附件）。他们为太谷、太原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这批当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情报人员，服从党的调遣，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兢兢业业工作在建设新中国各自的岗位上。有些人甚至回到农村老家。但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从不居功自傲，很少提起自己曾经的光荣历史，有的甚至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还蒙受了不白之冤，也无怨无悔。因在当时他们都没有更多的想法和愿望，只想将日本鬼子赶出家乡赶出国土。致使他们的后代在时隔七十年后的今天要搞清楚他们的历史也颇费周折。他们现在大都作古，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他们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无不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作为太行人民的优秀儿女，既是沁县人民的骄傲，也是共和国的骄傲。他们的英名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