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纪念和追忆这段远去的红色历史，能给今天的中国以及能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什么启迪和教益？围绕这个主题，谈点个人拙见与大家共同探讨，不妥甚至错误之外，请方家多多赐教。

    一、伟大的历史壮举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的历史壮举。当我们把它放到中国革命、世界历史与人类生理极限极其精神追求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就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长征的伟大永恒以及它的价值与魅力所在。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天朝大国”，逐渐沦落为一个列强任意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几近亡国灭种。为了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革命，但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太平天国洪秀全请来洋上帝搞农民革命，提出带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但最终失败了；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虽有成果但无力回天，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而割地赔款，并把台湾送给了日本人，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收复，可日本人扶持起的“台独”势力却持续到今天，成为中华民族持久的心腹之患；康有为、梁启超在光绪弱势皇帝领导下搞的君主立宪资本主义的戊戌变法，仅百日即寿终正寝，康、梁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饮血菜市口；贫苦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和团运动”，靠刀枪不入的符咒抵挡列强，结果八国联军进北京打得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连本加息再加地方赔款最后总数超过10亿两)；孙中山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仅当了40多天的临时大总统位子就被袁世凯“和谐”去恢复帝制当洪宪皇帝去了，从而迫使中国进入军阀割据和统治的黑暗时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纪元。同时开启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曲折历程，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惨痛失败——先是陈独秀右倾领导搞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把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蒋介石，可蒋随之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迫使大革命惨遭失败；李立三等搞左倾盲动，发动“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城市武装暴动，结果使仅存的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受沉重打击，仅存南昌、秋收起义失败后万余人的革命队伍。当朱德和毛泽东带领仅存革命力量会师井冈山高举红旗，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实践”，促成红色根据地和红军力量迅速发展，并取得第1至4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然而，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被迫从上海迁入了中央苏区后，以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博古和李德，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导致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远离根据地而开始艰难的战略转移……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党和红军才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与正确。当时红军官兵都在想“同样的人、同样的枪，有毛泽东领导天天打胜仗，没有毛泽东领导就天天打败仗”的问题，逐步形成共识后，才有了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党和红军再次选择毛泽东做自己的舵手，从而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瞎指挥历史，使中国革命的航船拨正了航向，乘风破浪走向胜利。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后，一是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二是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抗战中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最后又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革命再也没有遭受大的挫折。有史家慨说：“红军长征简直就是将中国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其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举世无双的奇迹说起。”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没有长征，没有那种濒临绝境的抉择，对毛泽东的英明正确形成共识，那么“左”的错误领导就会延续更长时间，中国革命胜利的前途就很难预测。然而，毛泽东能领导全党全军，却是在长征中实现了。

    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尤其是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举。毛泽东曾有一段关于长征的非常动情地描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

    80年前，刚刚结束长征后，美国作家斯诺通过宋庆龄介绍到延安，在窑洞里听毛泽东介绍长征等革命经历后，很快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他在书中赞叹：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当时这本书轰动世界和中国，为躲避国民党的检查，此书在中国译为《西行漫记》，国统区的青年学生包括其他阶层人士，都以看到这本书为时尚，不少人特别是学生，就是怀里惴着这本书奔向延安参加革命的。20多年前，著名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携夫人沿长征路采访后，写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在书中感叹：人类的这一壮举是无与伦比的，也许它同以色列人从埃及出走、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向莫斯科进军多少有点相仿，但把任何事件同长征相比都是不贴切的。在中国历史上，大小战争无数，但这样的远征前所未有，胜利者横扫千军的征战，与这不是一回事，如成吉思汗西征亚欧大陆等，失败者的流徙溃退，更不能与之相比。世界历史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确历尽千难万险，遭受埃及人围追堵截，浩瀚沙漠缺吃少喝，还有疾病和疲劳的侵袭，也不过走了三五百公里；汉尼拔为打退罗马人对迦太基帝国的进攻，先发制人，从西班牙率步骑精兵6万人、战象数十头，绕开敌军主力进军罗马，一路粉碎土著部落的袭击，翻越平均海拔约3000米的阿尔卑斯山，穿越难以通过的沼泽，最后重创罗马军队。他的远征连续行军才5个月，行程也不过一千五六百公里；拿破仑于1812年率45万大军进攻莫斯科，失败后逃回法国，仅剩1万余人，来回行程也不过两千三四百公里。这些都不能与红军的伟大长征相比。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说：“与长征比起来，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也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胜利的前奏曲。”红军长征引起世界性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并被当作永久纪念和追忆的历史事件，这完全是因为它在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难以超越的特征而决定的。

    红军长征——是人类智慧与力量在极度恶劣条件下迸发的奇迹。在长征途中，处处是险境、步步是生死关，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有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期间，红军翻越了18条山脉，有5条终年积雪，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高原牦牛是非常耐寒耐缺氧的，但达到海拔4500米以上就只是横着走，再也不往上走了，可以想见翻越它的艰难；渡过了24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走过了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淖淹没，人迹罕至、鸟兽绝迹的松潘草地，它方圆15200平方公里，几乎与法国面积相等；平均每天要打一场遭遇战，还要行军37公里以上，每行进300米就有1名红军战士献出生命；还有，长征是长期无后方作战，在长达几百天的时间里，没有最基本的枪支、弹药、粮食、被装、药品及宿营房舍供给，没有正常的作战和生活条件，每天的吃住都成问题。红军还要面对数倍甚至十几倍于己的凶恶敌军，面对随时都有陷入绝境的危险，这确实是对人类生理心理极限的巨大挑战。在这样的挑战面前，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勇敢和坚韧，创造了“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奇迹，留下了永远激励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可见，红军长征既是失败后的大撤退大转移，更是走向胜利进军的惊世宣言；既是共产党人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更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起点！　　

    二、伟大的历史抉择

    红军长征历经“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会师陕北”等经典大家都很熟悉，但途中“千头万绪、迂回曲折、复杂纷纭”等细节，我们重复追溯则更具有深刻纪念意义。

    红军长征最伟大的贡献——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既没当上党的总负责人，又没有明确他是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怎么能说成是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呢？这确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毛泽东从此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并在党的决策核心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党和红军都完全肯定和接受了他的军事主张。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的系列重大决策，都是在他的主导下形成的。据周恩来回忆：当时大家都要毛主席来领导，毛主席说应该让洛甫(张闻天)做一个时期，并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由洛甫换下博古做了总书记，而实际上是毛主席在领导。前几年我驻外人员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发现了一份记录稿，是陈云在汇报时记下的，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也曾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主席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我党两次历史决议都认定了这一事实，1945年决议有“实际上”三个字，1981年把这三个字拿掉直接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真实而准确慎重的。

    红军长征两场内部斗争——是中国革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生死搏斗。第一场是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时间在长征初期，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当时党内负总责任的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蒋介石因前四次“围剿”红军失败后，找到了曾当过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西克特做他的军事顾问，此人专用持久堡垒战来对付红军。当时中共负总责的博古不懂军事，一切都听任李德摆布。两个德国人如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徒弟，都以“堡垒对堡垒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正规战来对付敌方。结果李德输给了西克特，遭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是造成中央红军长征的直接起因。但博古和李德不承认自身组织指挥的错误，把失败原因归结为敌方力量过于强大。而事实是：第一次反“围剿”敌拥兵10万，红军不足4万（2.5比1）；第二次敌拥兵20万，红军3万（6比1）；第三次敌拥兵30万，红军3万余（10比1）；第四次敌拥兵50万，红军4万余（12比1），红军的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然而第五次反“围剿”时，敌拥兵虽达50万人，但红军力量增强到10万人（5比1），此时第19路军在福建通电反蒋、广东地方军阀作战不积极，是前四次反“围剿”都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因此，博古和李德在组织指挥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导致红军陷入绝境，还不愿承认错误是脱立实际的。陈云在1935年10月向共产国际汇报中讲：长征初期犯了三个错误：一是部队出发西征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二是上路时带的辎重太多，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的机器都抬走了，光运这些机器就用了5000人；三是单纯军事性质错误，仿佛总是沿着用铅笔划在地图上的路线前进，结果无论走到哪里都遇到敌军的迎击。博古、李德确定的目标是向西突围后，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可这一目的被蒋介石判断得很清楚，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层层围堵，中央红军过湘江时8.6万人，打得只剩下3万人，但博古、李德还是一意孤行，坚持北上，硬往敌军的包围圈里钻。在此种情况下，中央和红军领导层越来越觉得不能再让他们瞎指挥了，于是在遵义召开会议把博古、李德赶下了台，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第二场是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时间在长征后期，斗争的主要对象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斗争的焦点是南下还是北上，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北上进入四川，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开辟抗日前进根据地，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口是心非，表面上赞同北上，实际上却惧怕与胡宗南部队作战，先是提出向青海、宁夏、新疆等边远地区退却，后是公开反对北上、坚持南下，还自恃兵多枪多向中央要权。两军会师后，张国焘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说可能不到3万人，张一听脸就变了，自恃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欲取代军委主席朱德之位。张闻天曾跟毛泽东商量，把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毛泽东说那不行，一是他要抓军权，这个位置他不一定满意；二是如果真让他坐到这个位置上，会带来很多麻烦。经反复考后，毛泽东说让他当总政委，这样军权他就不能全都抓去。当时总政委是周恩来，过雪山后一直病重，高烧不退，他从团结大局出发，把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张当上总政委后，又提出要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增补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当时政治局一共才8人，再进9人绝对通不过。张国焘未达目的便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两军合编后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毛泽东和党中央随右路军走。过草地后，南下和北上之争更加激烈，张国焘不但命令左路军南下，还发密电给陈昌浩，要“武力解决中央”。译电员送电报时，陈昌浩正在会上兴高采烈的讲话，便顺手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一看事关重大，借故走出会场找到毛泽东，这才有了中央带领部分红军秘密先行北上之举。后来毛泽东多次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他救了红军、救了党、救了我们这些人，评价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此后张国焘公开分裂，率部南下成立了“第二中央”。毛泽东曾多次说，南下是条绝路，不出一年你们也会北上，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判断。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不得不回师北上，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陕北会师。

    红军长征的三次重要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必然举措。第一次是遵义会议：时间在长征开始3个月后的1935年1月，地点在贵州北部重镇遵义。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过“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主要解决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往北走还是向西走的问题，同时为遵义会议做了准备。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遵义会议之后，又在“鸡鸣三省、打鼓新场、会理”召开了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主要解决了不再每天都召开20多人会议集体指挥作战的问题。当时为摆脱敌军，不能不跑些冤枉路，林彪当时就指责毛泽东尽走“背弓路”，要求由彭德怀来指挥。毛泽东曾在会上批评林彪说，你懂什么？你不过是个娃娃!第二次是俄界会议：时间在长征近一年的1935年9月，地点在甘肃迭部县的俄界。此前召开过“两河口、芦花、毛儿盖、沙窝”会议，主题是围绕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行动方向及组织领导问题系列会议，重点是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行动，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第三次是瓦窑堡会议：时间在1935年12月，地点在瓦窑堡（今陕西子长县）。会议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要求把国内战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是解决党政治路线的一次重要会议。

    红军长征四支部队——是红一红二红四和红二十五军的全盘被动搬迁。红一方面军有8.6万余人，于1934年10月从瑞金出发，行程二万五千里，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仅剩7000余人，其经历最为惊心动魄；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组成，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地域出发，行程近二万里，长征结束时仍有1.3万多人，是三大主力红军损失最少的部队；红四方面军原有10万人，由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领导，于1935年3月从川陕苏区出发，6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南下与中央红军分道扬镳，直到1936年10月才结束长征，历时一年零五个月，三过草地，行程约两万里，长征结束时加上中央红军第五军仅剩3万余人；红二十五军因战士年龄多在13到18岁之间，被称为儿童军（亦称童子军），由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领导，于1934年11月从河南出发时2900余人，会师时有3400余人，行程约6000余里，是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队伍，也是在长征中唯一没减员反而扩大的红军队伍。

    三、伟大的信念磨砺

    红军长征历经五个阶段、六道天险屏障、七个主要对手、九大战役战斗、八位红军领袖、转战十四个省，是中国革命理想信念磨砺的实践与创新，也是启迪我们今天继续前行的标杆。

    红军长征准备阶段——先派出红七军团以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向皖南进军。先到方志敏创建的闽浙赣苏区与红十军会合，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通过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支部队出发后在江西东北部怀玉山被敌军包围，大部分都壮烈牺牲，只有粟裕的先头团越过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主要领导人方志敏被捕，在监狱中对蒋介高官厚禄引诱不屑一顾，用尽铜烙等酷刑毫不屈服，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充满革命者坚定信念和崇高境界的不朽篇章，监禁6个月后被蒋介石秘密处死，年仅36岁。此间还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去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随成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长征准备工作犹豫不决，仓促出发时除博古、李德等几个人外，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下一步的行动去向。第二是失利阶段：由于采取“大搬家”式甬道行动，几千名挑夫挑着印刷机、车床、X光机、文件箱、银圆、金条、大米及大量备用物品，夹在中央机关和军委两个纵队中间，分别由左两个军团，右两个军团，后一个军团（称之‘后三角战斗队形’或抬轿子队形），因此行军速度极为缓慢，每天只能前进十几公里，错过了摆脱围敌军的有利时机，而在突破湘江封锁线时指挥混乱，致使中央红军主力惨遭损失三分之二。第三是转折阶段：湘江惨败后，于通道会议改变了李德原与二、六军团会师北进意图，决定转兵向西后才使中央机关和余部逐渐有所喘息这机，为到遵义会议赶李德、博古下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政治基础，可谓毛泽东挽救党和红军于水火阶段。第四是分裂阶段：从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到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回头北上，主要是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第五是会师阶段：从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标志着历时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六道天险——是避敌重兵围追堵截锋芒直逼下独辟路径的伟大创举。一是乌江：这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悬崖峭壁，江面波涛汹涌，水流每秒2米多，自古就有天险之称。二是金沙江：此江是长江上游，直接通天河，落差大、水流急，江面无桥，渡河非常困难。三是大渡河：河宽100多米，水深流急，渡口对岸高山耸立，川军已构筑工事、凭险防守；有太平天国石达开在此全军覆没历史。四是雪山：长征路上有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鹧鸪山、党岭山、折多山等多座雪山，夹金山主峰海拔51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变化无常，翻越夹金山时限必须上午9时至下午3时，除此尽然冻死雪中。五是草地：地处川西北高原，海拔3500至4000米，河叉众多、排水不畅，形成大片沼泽，在色彩绚丽的野花丛中，到处都是深不可测的泥潭，人走在上面，极易陷溺而亡。六是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素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红军长征的七个主要对手——是威胁红军最大的几股力量。有蒋介石的中央军、何健的湘军、李宗仁和白宗禧的桂军、王家烈的黔军、龙云的滇军、刘湘和刘文辉的川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外，还有陈济棠的粤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马鸿逵和马鸿宾的马家军，以及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土司、头人的队伍等，这些敌军大都交战规模不很大，所以没把他们列为长征中的主要对手。

    红军长征的八位红军领袖——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博古、李德、张国焘。这几位领袖产生于长征不同阶段，都是中央层面主要决策人物。

    红军长征的九大战役战斗——是总作战600余次师以上规模120余次战役战斗中最著名的9个。一是湘江之战：消耗红军主力最为惨烈，8.6万多主力锐减至不足3万。二是乌江之战：红军先头部队刘伯承到时此无船无桥，突发奇想砍来竹子扎成竹排偷渡过江，将竹排连成浮桥巨石固定无济于事时，采用一名战士“水打千斤石，难冲四两铁”的典故，找来铁匠用200多斤铁墩固定架起浮桥使红军主力顺利通过。三是赤水之战：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为惊心动魄和最为精彩的军事行动，毛泽东靠走“背弓路”妙计，指挥红军四次往返于赤水之间，甩开了敌军的铁桶围剿，使红军长征从被动走向主动。四金沙江之战：四渡赤水后，毛泽东又用“兵临贵阳逼昆明”妙计，把敌军远远甩在了后面，同期将防守金沙江的滇军调离防区，并截获滇军准备送给中央军的宣威火腿、普洱茶、云南白药和20余份十万分之一比例军用地图的一辆汽车，被毛泽东用称作“及时雨”的军用地图，迅速找到了渡口，使2万多中央红军主力用仅有的7条船，9天9夜就渡过了金沙江，创造了红军渡过江两天后，敌追兵才赶到南岸的“神话”。五、六是泸定桥和大渡河之战：两仗都为甩掉追兵而发生于大渡河之上，蒋介石得知红军已抵达安顺场渡口后，高兴地说“毛泽东要做第二个石达开了……”此时，杨得志率红1团突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缴获守敌没来得及撤走的1条小船，17勇士虽冒枪林弹雨成功过河，但安顺场渡口无法架浮桥，红军主力无法在短时间内渡过河去。于是毛泽东命令林彪和刘伯承带领部队，分别沿南北两岸向上游泸定桥挺进，限时夺取泸定桥，为红军主力过河夺路。两部两天半边战边赶崎岖山路340余里，林彪部先到一步，立即组织22名突击队员，冒着对岸守敌密集火力，从铁索上攀爬过去，抢先占领了泸定城，保证红军主力迅速通过，打破了蒋介石要毛泽东做石达开第二的美梦，留下红军飞夺泸定桥和强渡大渡河的精彩故事。七是包座之战：包座是红军走出草地后的第一只拦路虎，如拿不下红军就得折回草地受困。徐向前主动请缨，指挥红四方面军部队全歼其守敌5000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打开了北上通道。八是腊子口之战：这是红军北上又一个重要关隘，两侧绝壁峭立，仿佛大山被劈开的缝隙，腊子河从谷底流过，河上有道独木桥，要过腊子口，必须先过这道独木桥，当时有一位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战士自告奋勇，用一根竹杆绑上铁钩，钩住悬崖上的树根、石缝和突出部，攀登到敌军工事的上方，等突击队跟上后，他出其不意地袭击敌后，夺占了这道几乎难以逾越的险关。九是直罗镇之战：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关键一仗，当时蒋介石调集东北军5个师3万余人，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予以全歼，毛泽东乘敌109师孤军冒进之际，指挥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仗。敌师长牛元峰被红军击毙，死在了老牛湾，后来国民党中的一些人编排说，牛元峰本姓牛，又偏偏跑到老牛湾，犯了姓忌，这是天意注定、劫数难逃。毛泽东评价说，这一仗是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的奠基礼！

    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经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最后到达陕西（其中红二方面军，从湖北出发经河南至陕西，红25军从河南出发至陕西，行程也达一万一千余里）共14个省，总行程两万五千里。

    2003年底，有两位英国青年重走长征路后声称，长征大约只有6000公里，不到官方说的2/3。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红军当时行军路线迂回曲折，按现在的道路和地图标记计算是不准确的。在计算红军长征行程时，必须考虑到走什么样的路、打运动战、走背弓路、走错路等因素。有许多部队还远超过了这个路程，所以按红军主力行进路线计算的二万五千里，是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