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以下略称红25军或我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苏区红军主力必须离开根据地、作战略转移；建立新苏区、谋求新发展。”的指示精神，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由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等率领，途经安徽、湖北、河南，经过近三个月的栉风沐雨、艰难辗转，于1935年2月3日攻占了陕西省蓝田县的葛牌镇，并于2月5日在此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关中地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最早的红色政权——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距于1935年4月在山阳县小河袁家沟口成立的鄂豫陕边区苏维埃政府要早两个月。

    从2月至7月，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虽然只存在短暂的近半年时间，但此举却成为这支英雄部队长征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被迫防御到主动出击、由迂回行进到发展壮大，翻开了红25军长征中闪光的一页。葛牌镇红色政权的创建，无论在中国革命斗争史还是在红25军战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抢抓机遇奠定基础

    红25军之所以能在葛牌镇区创建红色革命政权并得以存续，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十分有利的政治条件。

    葛牌镇地处鄂豫陕三省边区，北起秦岭北麓，南濒汉水，距蓝田县城以南48公里，海拔高度为1050米，辋峪河的支流采峪河从境内穿过。该镇建于明末清初，系秦岭古道之咽喉、亦为长安门户之要冲。

    该区域早在1927年4月就建立了党的组织；1928年5月渭（南）华（县）起义的部队曾在此地区活动；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亦先后经过此区域；1933年5月，边区党组织支援过南下行动的陕北红军。鉴于这些，党和红军已在此地区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  1935年2月红25军到达时，虽然地方党组织已遭到破坏，但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仍然没有消失。同时，陕西地方军阀（以下略称陕军或敌军）与蒋介石的矛盾很深，又忙于进攻陕甘红军和川陕边的红四方面军，造成陕西东南部兵力空虚。而就在1935年的1月，红25军就在鄂豫陕边区进行了对敌军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胜利，其中包括1月5日在葛牌镇战斗中歼敌柳彦彪部第126旅的两个营。

    另一个及其重要的因素是：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陕西洛南县庾家河镇杨春荣中药铺院内（现属丹凤县）召开第了第十八次常委会。提交会议讨论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明确提出了"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的战斗口号，指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25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击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会议决定将中共鄂豫皖省委立即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会议期间，遇来自庾家河东山坳敌60军的突然袭击，全体与会人员均投入战斗,故中共鄂豫陕省委领导成员未能选定,由原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常委吴焕先代行职权。这次会议为开创鄂豫陕苏区提供了行动指南。

    为贯彻庾家河会议精神，1935年4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又在葛牌镇召开中共鄂豫陕省委扩大会议,总结创建鄂豫陕苏区的工作,并作出决定：一、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二、选举中共鄂豫陕省委领导，徐宝珊任书记，（5月9日徐宝珊病逝后,吴焕先任代理书记），委员为李隆贵(常委)、赵凌波(常委)、张明先(常委)、田宋尧(常委)、戴季英、陈先瑞、张希才、郑位三(增补)、郭述申(增补)。会议确定了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和武装群众，分配土地，建立革命政权，扩大鄂豫陕根据地，并详细地制定了两个阶段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

    庾家河会议为建立葛牌镇红色政权奠定了十分坚实的政治基础。增强了凝聚力，拓展了发展空间，对于鄂豫陕苏区的开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葛牌镇会议则更加明确了战斗行动的方向和策略。

    而就在红25军进击葛牌镇前夕，恰逢中共中央于1935年5月在遵义召开会议。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着重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肯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确立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方针，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遵义会议的召开给予长征中的红25军以极大的胜利信心，也为葛牌镇红色政权的创建提供了精神鼓舞。

    建立政权发动群众

    红25军于1935年2月3日（农历新年）占领葛牌镇，第三天即2月5日，中国共产党在关中地区建立的最早红色政权——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遂宣布成立。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管辖地包括现在的葛牌、草坪、玉川、蓝桥、红门寺以及秦岭口、西牛槽、万灯寺等8个乡、294个自然村，面积达765.3平方公里，有耕地875502亩，辖区人口有53400余人。

    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当天，就提出抗捐、抗税、抗债、抗粮、抗兵的“五抗”口号，并立即组织贫苦群众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斗争。首先，打击横行乡里、垄断市场的恶霸，促使一些有劣迹并阻碍工商业发展的商号转变经营方式。其次，打富济贫，没收了集市上的"逢元和"商号的50石(1万公斤)粮食，全部倒在葛牌镇街道戏楼前广场上，由区苏维埃政府主持，分配给了贫苦群众。还把黎元沟、金坪、铁索桥、七里店、瓦房庄等地财主囤积的粮食、棉衣等分给了当地穷苦群众。葛牌镇的葛牌沟有个穷苦百姓叫王老六，人称六先生，来葛牌镇街卖柴，回去时，红军还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分给他一担包谷。

    根据当地群众强烈要求，镇压了欺压百姓、恶行累累的联保主任和蓝田县政府书手(收粮款的)及瓦房庄的几名劣绅，震慑了敌人。而对集市其他的中小商业则给予保护，准许没有参于反革命(即便是地主)的商店继续营业，没有参于反革命的行商可在红军活动区域内运输行走。区苏维埃政府支持经济发展以稳定贸易，促进商品流通和市场繁荣，此举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秘密的红色交通站。挑选优秀革命群众担任交通员，负责传送信件、文件、消息，保证红军与上级之间的联络。还利用红军交给区苏维埃政府的一批枪支弹药，建立起民众的革命队伍——武装赤卫队，由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任赤卫队司令。极短时间，这支队伍由二三百人发展到五百多人，他们身背长枪、大刀，肩扛长矛，以葛牌镇及周边地区为根据地，活跃在蓝田、商县(今商州区)、柞水、山阳、镇安等县交界处，打土豪，惩贪官，两次烧毁了附近民团的碉堡和炮楼，配合红军和游击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此期间，红25军和区苏维埃政府把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作为创建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印发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广泛宣传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随后，又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申明"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缔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传单、布告和红军经常性的政治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更加拥护共产党和红军，更加了解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对于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激发人民群众广泛参加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积极性，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葛牌镇 ，红25军和区苏维埃政府还特别注重发展和改善和当地群众的关系。秦岭深山的隆冬，雪花飞舞，寒风凛冽，年轻的红军战士大多身着单衣，脚穿草鞋，但没有一人要求进当地群众家里取暖，而是在街后空地或者房檐下铺草宿营。当时正逢过年，战士们主动给当地百姓写对联、扫院子。百姓们为了表示对红军的感谢，也自愿把自家的酸菜、鸡蛋等送给部队，感谢红军打富济贫，将富户的屯粮、布匹、大肉分给穷苦百姓。夯实了群众基础，营造了广泛的团结氛围。在战斗胜利和翻身解放的热情鼓舞下，青壮年纷纷参加红军。

    攻占街镇保卫苏区

    1935年2月2日,葛牌镇逢集过会,军部派出三位女同志一路唱着凤阳花鼓，深入街镇侦察周围地形和敌情，遂根据侦察结果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3日上午,红军在葛牌镇周围山上鸣枪,敌民团分队长宁平安带30余名团丁出击对抗,刚爬到镇东边牛家梁山腰,即被红军击溃,宁平安被活捉,地方反动民团溃逃，葛牌镇被红军攻占。

    红25军攻占葛牌镇并成立区维埃政府后， 引起敌军的极大恐慌，派重兵试图夺回。为了保卫陕南第一个红色政权，有力地粉碎敌军对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乃至新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红25军在葛牌镇周边地区先后组织了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九间房、袁家沟口等战斗，巩固了新政权，打开了新局面。

    1935年 2月5日，陕军42师126旅的两个团向葛牌镇实施进剿。红二十五军则立即抢先占领九间房与葛牌镇交界处的文公岭并设下埋伏。文公岭山高路险、地形极为适合伏击战，待敌军进入埋伏地段后，遂与126旅的两个团展开激战。这次战斗持续了4个多小时，歼敌2个营,并俘虏了营长以下敌人15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机枪6挺，手榴弹350余枚，子弹1000余发。此役大胜，且甚少伤亡，原准备运送伤员的担架有不少又空着抬了回来。战后，军部在葛牌镇召开了庆功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