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金寨县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发源地和红25军首次、28军第2次组建地，参加长征的4支红军队伍，发源和诞生于金寨的就有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2支队伍，其中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有力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红25军还成为率先完成长征到达陕北、人数不减反增的长征先锋。以红218团为主体组建的红28军留守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牵制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对主力红军顺利完成长征、北上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金寨  红军  长征  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金寨县境内爆发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三大著名武装起义中的立夏节和六霍两大起义，先后组建成立了红32师、33师等11支主力红军队伍，曾有皖西北、豫东南2个道区级和六安、霍山、霍邱、商城、赤城、赤南、五星7个县级工农革命政权办公、5个县级工农革命政权建立，是皖西北和豫东南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中心要地、鄂豫皖主力红军的主要诞生地。在参加长征的4支主力红军队伍中，发源或组建于金寨的队伍就达到2支，分别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金寨及金寨红军对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201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革命老区金寨调研时，首称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总书记的评价是对金寨县在中国革命史上重要地位的最新论断和准确定位。金寨对红军长征的贡献主要体现以下四个方面。

    一、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是红军长征的预演习

    （一）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寻找出路、保存实力的成功探索。

    1.第四次反“围剿”失败是红四方面军西征转移的起因。1932年6月中旬，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率苏区军民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计划，更加迅猛地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当此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调集24个师26个旅另4个航空队约30余万人的大军，对根据地展开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由于敌军兵力远超红军6倍以上（红军约4.5万人），且多为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又实行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加之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央分局盲目轻敌，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红军虽曾进行空前激烈的防守反击，也重创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最终大部丧失，第四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下一步如何行动？是留下来坚持斗争还是先转移至外线，再伺机打回根据地？如外线转战，哪个方向对红军更为有利？这些均成为摆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面前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2.燕子河凉亭坳是红四方面军西征转移方案的提出地。1932年9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党、政、军等机关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到皖西金家寨地区，在敌人大军压境、前堵后追的紧急情况下，张国焘、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方英、周纯全、王平章等在燕子河凉亭坳的刘老庄子召开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讨论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问题。会议提出三种方案：一是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为代表，主张南下取英山，红军暂移外线，向潜山、太湖转移；二是以沈泽民、王平章为代表，主张返回黄麻地区；三是以蔡申熙为代表，主张红军主力西出平汉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最后决定放弃东出潜、太计划，取第二方案，以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和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红27军副师长徐海东等，带领少数兵力留在皖西扰敌后路，主力红军先取英山，再向黄麻地区转移。会后，红军攻取英山未果，一路血战，向红安转移。燕子河会议首度提出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出平汉路的外线转移方案，燕子河凉亭坳也成为实行外线作战和战略转移初步方案的提出地。

    3.红四方面军西征转移是当时鄂豫皖根据地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1932年10月上旬，鄂豫皖中央分局及红四方面军由东向西转移到红安以西河口地区，仍未能摆脱敌军围困，10日晚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再次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第四次反“围剿”中敌人力量大大超过红军，红军经过各次战斗未能完成击溃敌人的任务，已完全处于被动、失败的地位，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才能保存力量。按照绝大多数同志意见，决定实施燕子河会议提出的第三种方案，分局机关率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红10、11、12、73师和少共国际团跳出根据地向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留下红74、75师、27师及各县独立师、团，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领导，坚持在根据地斗争。10月1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四顾墩地区集结，分左右两路纵队向西进发，12日在广水、卫家店车站之间越过平汉铁路。随后，在优势敌人的尾追堵击之下，红军丧失了从外线打回根据地的条件，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经过2个多月的西征，红军转战3000里，进入四川北部，沿途歼灭敌军近万人，自身尚存1.4万人，占西撤时总兵力的近四分之三。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指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根据这一论断，红四方面军西征转移，在优势强敌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在曲折中找到了自身的出路，有效保存了红军的实力，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也是党和红军的一个伟大胜利。

    （二）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创建了第二块革命根据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斗争成果。

    1.创建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根据地。红四方面军1932年底到达川陕边后，利用四川地方军阀为争夺地盘展开混战的有利时机，紧密结合当地党组织、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迅即攻占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东江、红江、南江、清江和巴中特别市等苏维埃政权，为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局面。1933年2月，先后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到1933年10月，根据地扩大到4200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600万，拥有绥定（现达州）、巴中2个道区，1个特别市和23个县苏维埃政权。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拥军支前、文化教育等工作热火朝天，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拥有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造纸厂、印刷厂等大量军需及经济设施，川陕苏区成为全国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

    2.粉碎了国民党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1933年2月，川陕根据地建立不久，四川各派军阀为集中力量对付红军，暂时达成谅解，停止混战。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对川陕根据地发动“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逐步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于5月下旬发起反攻，6月中旬粉碎敌人进攻，俘敌1万多人。1933年8到10月，红四方面军又主动发起仪南、营渠、宣达三大战役，歼敌近2万人。1933年11月，军阀刘湘纠集20万人兵力，以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战术，对川陕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继续采取“收紧阵地”方针，到1934年9月，俘敌2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期间，共毙、伤、俘敌8万余人，打破了敌人两次强大围攻，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

    3.壮大了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力量。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取得空山坝大捷，6月中旬彻底打破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中共川陕省委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和红四方面军军事工作会议（即木门会议），决定扩编军队，加强政治、军事和后勤工作。红四方面军由之前的10师、11师、12师和73师共4个师扩编为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共4个军11个师29个团，计5万余人。1933年10月底，三大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与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将其扩编为红三十三军。至此，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4万人，发展到5个军15个师40多个团，正规部队约有8万人。此外，还建立了一大批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妇女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共10余万人，红四方面军的兵力和军事实力得到大大增强。

    （三）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为中央红军北上长征提供了有益借鉴。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实行外线作战，又在丧失打回根据地条件情况下，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最终经长途转战到达川陕，在地域广袤、物产丰富、军阀力量相对薄弱的川陕边地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红四方面军的西征行动，不仅有效保存了红军实力，避免了遭受更大损失，而且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使得红军队伍在较短的一年时间内得到了显著壮大（兵员增长4.7倍）。红四方面军的西征行动，虽有指导思想错误的前因，但也是红军在严峻形势面前因时因地因事制宜依据游击战争规律及成功经验作出的正确决策。

    1934年10月，因中央军事指挥路线的错误，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也归于失败。在国民党军重兵压境和步步紧逼之下，中央机关和红军被困在江西于都等地狭小苏区内，不仅兵力无法展开，而且已处于四面被围、腹背受敌的异常危险境地，此时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利时的状况相比，形势更为严峻。保存力量、突出重围、外线转战、创建新的根据地，既是以红四方面军的成功经验作为借鉴，也是摆脱现实困境的唯一选择，同时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名义进行战略撤退的行动方针也得到了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的许可和支持。

    二、主要发源于金寨的红四方面军和组建于金寨的红二十五军是长征队伍的重要成员

    （一）发源或组建于金寨的红军队伍占有长征红军的二分之一席位。

    参加长征的红军队伍共有4支。其中，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率领，1934年10月21日从中央根据地于都集结出发，行程二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等率领，1935年11月19日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桑植刘家坪出发，行程二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1935年3月28日从川陕革命根据地苍溪出发，行程八千多里；红二十五军，由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率领，1934年11月16日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罗山何家冲出发，行程近一万里。红四方面军最初组建时的7个师、2个旅中，在金寨组建的就有5个师、1个旅；参加长征的红二十五军虽系第二次组建，但其主力仍为原二十五军留存鄂豫皖的红74师、75师部队。所以，参加长征的4支队伍，有1支主要发源于金寨，1支组建于金寨，发源或组建于金寨的红军占到了长征队伍的二分之一。

    （二）红四方面军对红军长征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中央红军长征需要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在中革军委1935年1月20日制定的《中央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中，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提出了明确要求。其电文内容指出：“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东北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四方面军在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我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嘉陵江两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进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此后，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连续作出指示。1935年1月22日，中央又发来电报：“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计划，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的关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于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从这些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文可以看出，中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在无堡垒地带寻求歼敌，策应、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2.红四方面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行动取得辉煌战果。根据中央指示，结合川陕苏区形势需要，从1935年3月28日起，红四方面军先后发起嘉陵江战役、剑门关战斗等，连续取得作战胜利，突破嘉陵江防线，横扫涪江、嘉陵江流域，占领川西北战略要地，控制纵横三四百里广大地区。红军共歼敌12个多团1万余人，攻克阆中、南部、昭化、剑阁、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9座县城。此时，正当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战滇黔，遭国民党军前堵后追、重兵夹击的异常艰难时期，红四方面军的节节胜利，有效牵制了中央红军的当面之敌，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转移。4月29日，红四方面军接到中革军委发出中央红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电，随即向川县松潘一带前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5月上旬发起土门战斗，先后占领土门、茂县、理县、松潘等地，将红四方面军总部设在茂县。自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以来，共占领13个县，毙伤俘敌19个多团，近2万人。

    3.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于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提出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北方建立抗日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主张。张国焘虽也表示同意，却惧怕同胡宗南部作战，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康定边境退却，并自恃枪多势众，公然与党争权，并宣布另立“中央”。朱德、刘伯承等与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中不赞成分裂行动的领导人一起，耐心争取受迷惑人员，同张国焘进行坚决、机智的斗争。1935年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于10月、11月分别取得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战役胜利；1936年2月在国民党重兵大举进攻下，被迫不断西撤，翻越大雪山，到达甘孜、炉霍地区，红军减员过半，给养极其困难，张国焘南下方针即告失败。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及早与中央会合，且对张国焘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此时，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仍不断电告红四方面军，令其继续北上；从莫斯科回国的张浩（林育英）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对张国焘进行帮助，加之红二、六军团也即将到达甘孜地区，张国焘遂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其另立的“中央”。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取得彻底胜利。

    （三）红二十五军成为率先到达陕北、迎接中央红军的长征先锋。

    1.红二十五军是唯一一支长征途中再创根据地的队伍。1934年11月16日，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部）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正式开始长征。这是继中央红军长征后，红军队伍的又一壮举，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鄂豫皖省委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领导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征，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打破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转战桐柏山区、豫西平原、伏牛山区，在鄂豫陕边区站稳了脚跟。并在此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粉碎了敌人两次重兵“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而一、二、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均未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2.红二十五军是唯一一支经历长征兵员不减反增的队伍。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86000人，到达陕北时还有7000人，减员79000人，减幅百分之91.9；红二方面军出发时约10000人，到达陕北时有11000人，基本持平；红四方面军出发时100000人，到达陕北时有12000人，减员88000人，减幅百分之88。红二十五军经过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发展，到达陕北时主力部队增加到3400多人，并将当地地方武装发展到2000多人，与长征出发前的2980人相比，主力部队净增420多人，增幅百分之14.1，是唯一一支兵力不减反增的队伍。

    3.红二十五军是率先到达陕北、完成长征的队伍。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了解到中央红军动向后，为配合和策应中央红军行动，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沣峪口开始继续长征，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延安永坪镇，与陕甘红26军、27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出发，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出发，1936年10月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出发，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因此，红二十五军是率先到达陕北、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队伍，被誉为“长征先锋”。

    4.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被毛主席称为“于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15军团会合后，徐海东等及时向中央红军送去了10000元边币，提供了5000块银元借款，以及轻重武器、棉衣、被服、烟土等大量物资，并主动将劳山、榆林桥战役中解放的战士全部补充进入中央红军，解决了中央红军在军事实力、后勤保障方面的燃眉困境。因此，毛泽东主席后来称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于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