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直接关心下，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被释放，从而挽救了这块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日后又发展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见到年仅22岁即早已主政一方声名远扬的习仲勋同志，看到比自己年轻20岁、刚释放不久、风华正茂的习仲勋同志，毛泽东同志感到颇为惊讶：“这么年轻，娃娃嘛!”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习仲勋同志后来深情地回忆说：毛主席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 “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习仲勋同志深情地指出：从这时到1948年3月，一共13个年头，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着陕甘宁边区。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为我党制定了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一整套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直接领导广大党政军民建设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光明的中国的雏型，为我党我军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准备了干部。

    为此，习仲勋同志始终坚持指出说：中央救了陕北。

    站在现在看历史，站在未来看现在。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堪称是红军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北上抗日长征和中国革命大本营转移至西北指挥抗日乃至开启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承接点和转折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地位重要、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陕甘根据地的建立和承接，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乃至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意义、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和领导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前后的丰功伟绩和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千秋万代永远铭记和永远弘扬。

    二、习仲勋同志毕生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习仲勋同志的战友们感慨地回忆说，“习仲勋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坚定性。”

    习仲勋同志毕生践行了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勇敢地投入了陕西渭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因年纪小投身革命，被当地群众称为“都村三杰”之一。1928年春因为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被当局关押，面对狱中的严酷考验，“他立场坚定，不屈不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出狱后回家乡坚持革命斗争，直到深入虎穴领导两当兵变，再到创建和领导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等一直信仰坚定始终不渝。

    习仲勋同志从党中央到陕北后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相识起，就结下了深厚情谊，成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特别关注并重用的一位年轻的群众领袖和高级领导干部。从那时起，直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二十多年来，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守卫南大门、北大门的艰苦岁月，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主政西北及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对习仲勋同志都十分关心爱护、培养帮助、提拔重用，特别对他的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反对极左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尤为肯定。毛主席曾对习仲勋同志作出多次高度评价，一是称赞他“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二是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三是称赞“他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四是称赞他“炉火纯青”，五是称赞他说“你比诸葛亮还厉害”等。并多次与他谈心谈话和采纳他的“建言献策”。

    习仲勋同志一生对毛主席十分崇敬和热爱，坚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83年2月21日，习仲勋同志参观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时题词：“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到了晚年，习老还经常深情地唱起在从陕甘宁时期开始流行、反映革命人民对党的领袖爱戴的歌曲《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

    1、习仲勋同志心怀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军民守卫陕甘宁南大门、北大门，为建设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做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时期，习仲勋同志领导关中和绥德军民建设并保卫陕甘宁南大门、北大门，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1936年1月，习仲勋同志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后随红军西征，8月，习仲勋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在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在此期间，习仲勋同志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习仲勋同志组织领导关中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特别表彰。

    1943年2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治委员，他带头坚持群众路线，加强作风建设，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培养典型，领导大生产运动，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习仲勋同志坚持原则刚正不阿，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当时的绥德地区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习仲勋同志在整风报告中指出：“对党要忠诚，不要说假话，说假话就会起到破坏运动的作用。”他还指出：“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在这一时期，习仲勋同志始终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肯定和绥德军民的一致拥护；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位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坚定性的群众领袖在工作中有缘结识了志同道合、相伴一生的齐心同志，彼此增进了了解和信任。1944年4月28日，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习仲勋同志和齐心同志举行了简朴而有意义的革命婚礼，从此这对模范的革命伴侣休戚相关，同心同德，无论是战争年代的两地分居，还是建国以后的岁岁年年，两人都始终携手连心，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恩爱一生，共同走过58年人生的风风雨雨，共同铸造了值得世人称颂的伟大爱情和革命家风，践行并展示了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高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正确的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成为我们后人敬仰和学习的楷模。

    在此前后，习仲勋同志还与张宗逊、谭政、王世泰等同志领导爷台山反击战等，并模范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31岁的习仲勋同志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不久，在挑选新任西北局书记时，毛泽东同志郑重地对其他中央领导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习仲勋同志刚满32岁，着实体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习仲勋同志的关心信任和欣赏重用。

    此后，年轻的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习仲勋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策动领导横山起义，接应中原突围的王震三五九旅顺利返回延安，并参与指挥了西华池战斗。

    齐心同志后来深情地回忆习老说：“那时，你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又兼任了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等职。从7月26日到9月17日，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给你来一封信，有时是隔一天一封，还有一天两封，一个多月就写了9封。从毛主席的来信中，你说你深切体会到了主席对革命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1947年3月16日，毛主席发布保卫延安命令，明确指示野战兵团和地方兵团等，“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习仲勋同志协助彭德怀同志指挥西北野战军，正确运用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粉碎了十倍于我的敌人对陕甘宁重点进攻，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土改中，面对一些左的倾向和危害，习仲勋同志先后三次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提出应采取的土地改革办法等，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肯定，并转发到全国各个解放区。

    2、习仲勋同志心怀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建国前后为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和新中国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建国前后，习仲勋同志分别与彭德怀、贺龙、林伯渠等同志搭档，并曾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为夺取西北地区革命胜利、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杰出贡献。习仲勋同志一方面大力推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实现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之统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方面大力开展军事统战工作，争取西北地区大批国民党军队起义和投诚，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为解放近国土总面积三分之一、有汉、回、藏、维、蒙等众多兄弟民族的大西北和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面对西北地区民族成分格外复杂、宗教工作十分繁多、反动势力四处猖獗、叛乱事件彼伏此起的严峻现实，习仲勋同志充分发挥党的三大作风和党的三大法宝优势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优势，有力维护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赢得了各地区各民族人民拥护和爱戴，开创了西北地区统一战线和各项事业的新局面，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肯定。

    齐心同志曾经深情地回忆习老说：“你在西北局工作期间还长期兼任统战部长一职。许多人评价你是个搞统战工作的楷模，说你是创造性地运用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家朋友特别多，而且是党内党外、各族各界、五湖四海。新疆的包尔汉、赛福鼎，青海的尧西•古公才旦、喜饶嘉措，内蒙的阿拉善旗达理扎雅亲王，宁夏的马腾霭，陕西的杨明轩、赵寿山，甘肃的邓宝珊、马鸿宾、黄正清，还有十世班禅、傅作义、张治中……”“解放初期，那里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那时你就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就是解放初期你在西北地区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典型。”

    1952年9月，毛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点将，调习仲勋同志到中宣部和政务院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等于给他双重担子，特别予以重用和培养。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习仲勋同志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习仲勋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年轻的习仲勋同志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他主持制定一系列规范国家机关活动的规章制度，确保了机关的有效运转；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了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习仲勋同志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一直夙夜在公兢兢业业，国政民事尽职尽责，充分展示了他的忠诚思想和卓越才能，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同志们的高度称赞，被大家亲切地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即便后来因康生等陷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习仲勋同志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在遭受错误对待接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习仲勋同志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公所）学习。在人生的艰苦逆境里，他仍然坚持认真阅读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并利用空余时间在住地后院的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将收获多半交公。他对爱人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他主动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毛主席关心地让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回复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后来组织上就安排习仲勋同志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齐心同志深情地回忆习老说，“尽管历史曾对你是那样的不公，你的身心和人格尊严受到了极大伤害与玷污，但你对党、对毛主席始终没有任何怨言，对党的事业坚信不疑”

    在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关心爱护下，在家人、好友、广大干部群众、工人农民朋友的理解支持下，习仲勋同志心怀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长时间坚持读书学习，坚持每天锻炼身体和毅力，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为后来复出工作打下了十分宝贵的思想理论和身心健康基础。直到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习仲勋同志被中央彻底平反昭雪。许多坚决支持习仲勋同志出来工作的老同志、老战友看到饱经风霜、早生华发却依然精神不减、意气昂扬的习仲勋同志，都感到十分惊讶和心中钦佩。

    3、习仲勋同志心怀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

    1978年3月，习仲勋同志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不久到广东省委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在此期间，年过花甲的习仲勋同志十分珍惜重新工作的机会，敢于担当做好工作的重任，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调研、学习、思考，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以后才肯休息，一心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尽量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实事。曾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多年的习仲勋同志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拥护党中央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大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改革发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加工贸易区设想，并向中央作了汇报，得到中央的赞许和支持。邓小平同志高兴地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1979年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即1979年50号文件）。广东率先在全国创办出口特区（后改为经济特区），为全省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并为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桥头、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实行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参考。

    1980年9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习仲勋同志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1981年3月，习仲勋同志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为拨乱反正、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开创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协助胡耀邦同志工作期间，习仲勋同志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复杂的疑难问题，深受党中央的高度信任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爱戴。

    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楷模，习仲勋同志长期致力于领导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确、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港、澳、台、侨等方面的工作，巩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及加强工、青、妇群众组织等各方面建设，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值得我们各级统战部门和统战工作者及群团组织学习研究和继承发扬。

    1993年3月，习仲勋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一直关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关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工作，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支持胡锦涛同志工作并寄予厚望。

    直到2002年5月24日5时34分病逝前，习仲勋同志这位一生爱党、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依然深情地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三、纵观古今中外，伟大的理想激发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支撑伟大的战略，伟大的战略的实施需要伟大的统一战线，进而成就伟大的事业。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要大力弘扬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凝聚强大正能量

    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群体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习仲勋同志毕生心怀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是他们那一代人共同的信念、精神、意志，是我们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我们实现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宏伟蓝图的重要精神支柱。

    笔者感到，人同此心，事同此理。上下五千年，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还是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近现代的一次二次大战、战后70年发展，各国均有自己独立和发展道路，各国均有自己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战略谋划和规划实施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双方的“三斗”（斗智、斗勇、斗盟）和“三比”（比谋略和智慧、比勇气和精神、比盟友和朋友），也就是说精神、战略、统一战线是决定胜负的三大关键因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乃至民族复兴都是如此，中外古今，中国与外国，外国与外国之间也是如此。

    1、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乃至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永以为豪的精神力量。

    精神是属于意识范畴的一个概念，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包括精神对物质具有反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和信念，无产阶级正是从这个理想中得到最强烈的斗争动力” 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发挥党员和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同志常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他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江泽民同志指出：“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锦涛同志指出：“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革命精神是人民群众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是始终“信到底”，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最高理想；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坚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习仲勋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都是始终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设事业、改革事业奋斗一辈子。两当兵变后，习仲勋同志毫不畏惧坚持战斗，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道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使习仲勋同志能不屈不挠，也能坦然面对人生的种种境遇。当前，我们仍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全面学习研究和宣传贯彻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增强三个自信，始终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胜利，始终坚信两个百年目标必然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然实现。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时刻“敢牺牲”，为了共产主义事业顽强奋斗，百折不挠，革命年代敢于牺牲自己和家庭的幸福，和平时期勇于奉献自己的才智和生命。两当兵变时期，习仲勋同志深知在白色恐怖下做兵运工作的极大危险，但他怀抱“最大的牺牲决心”，义无反顾地深入敌营开展工作。他曾经回忆说：“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我出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救国救民抛头颅洒热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们这些后来人应当继承他们的理想和事业，学习他们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压倒，敢于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战胜的精神和气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吃苦在前，战斗在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把全部的智慧和力量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坚信“必胜利”。 建党以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心怀革命乐观主义，始终坚信我们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是造福中国人民和推动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必然会取得伟大的成功，从而激发出以弱胜强、克敌制胜，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的伟大精神力量。这一点，在习仲勋同志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习仲勋同志与刘志丹同志初次见面时，刘志丹同志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这给习仲勋同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刘志丹提出“走井冈山道路”的见解，更令他感到深感振奋和启发。解放后，习仲勋同志回忆道：“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1975年，习仲勋同志在蒙冤受难中来到洛阳，经常去工厂和农村，向工人农民问寒问暖，互相交谈。他坚持早晚两次徒步走上三十里路，监护期间，他被关进七八平方米的一间小房子里，不允许出去，他就在小屋里转圈子，从1开始数到1万，然后再倒退着转，从1万转到9990、9980再到1。他坚定地对爱人说，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有充分信心，我认为党中央总会对我有个正确结论的。

    2、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党和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和一切困难的三大精神支柱。

    习仲勋同志的革命生涯和光辉历程是我们党历史的一个缩影。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苦难辉煌历程中锻造的伟大精神，是中国精神乃至中华精神的奇葩，是老一辈革命家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心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激发共产主义牺牲精神、昂扬共产主义乐天斗志，战胜一切困难和一切敌人的三大革命精神支柱。在井冈山的艰苦岁月，三大革命精神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中央苏区反“围剿”前后，三大革命精神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在长征路上，三大革命精神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革命理想高于天”。在延安时期，三大革命精神是面临民族危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面对外部封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解放战争时期，三大革命精神是暂时丢掉一个延安城，换取全国大解放；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抗美援朝时期，三大革命精神是“一把炒面一把雪，把敌人打回三八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大革命精神是“中华儿女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改革开放时期，三大革命精神是“三步走”战略，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是坚信我们必然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国梦。

    从1921年起，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实践，无论是从革命的对象之强大，革命的牺牲之重大，建设的困难之巨大，改革的成就之伟大，堪称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历史之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乃至建国前后至今我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心怀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处民族之危难，顺历史之潮流，聚民众之伟力，集人性之光辉”，坚持不懈地“为人民谋解放，为中华谋复兴，为世界谋和平”，领导团结广大军民战胜无数困难，推翻了史上几乎最沉重最血腥的三座大山，消灭1000多万反动敌人，打败了东西方侵略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永不磨灭的巨大贡献，他们就是我们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们的信仰、精神、思想属于千秋万代，他们属于千秋万代，不仅属于亿万中国人民，而且永载人类文明史册。

    事实上，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接续不断的伟大进程，都是永葆红色江山不变色，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在当今世界，要问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有理由自信，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自信来自于党的红色历史、红色传统、红色文化，来自于党的红色理想、红色基因、红色精神，这是我们须臾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党的红色理想、红色基因、红色精神的具体体现。贯穿了整个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贯穿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京APEC会议精神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我们每一个党员从入党宣誓那天起，就应是心怀三大精神的，各个时期入党誓词，核心就是“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党在建国前，有370多万名有名有姓的党员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牺牲，其中有170多位中央委员中的40多位，可谓前赴后继，英烈辈出。建国后，也是英模辈出，代代相传。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吉鸿昌、夏明翰、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82壮士、赵一曼、江竹筠、刘胡兰、董存瑞、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孔繁森、沈浩、郭明义、杨善洲、龚全珍等，就是不同时期共产党员和英模人物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体现了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奋勇向前。
我们要把包括三大精神力量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乃至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努力推动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推进。

    3、总结历史，放眼世界，大力弘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势，大兴战略研究之风，为实现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凝聚正能量。

    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能够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领导我们党一次又一次地转危为安，就是因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具有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创新思维，具有远大眼光，因而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制定并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现在，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许许多多的重大问题需要进行战略谋划。凡是涉及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和党的建设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都需要从战略上进行思考、研究和筹谋；凡是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的各种重大问题，也都需要从战略上拿出治本之策。

    战略事关国家大局，战略事关民族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