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真实生动地反映陕甘宁边区人民建设和保围新生活的足迹，成为了历史的定格。

    毛泽东同志讲过，当时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地”，是“新中国的雏形”。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秧歌剧，见证和记录了边区民主政权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历史。秧歌剧作为一种紧接地气的短平快的群众性文艺形式，可以说是最及时，最真实全面地反映了边区当时的生活与斗争，展现了人们日新月异的精神风貌，最大限度地愉悦了大众，凝聚了人心。仅就艺术特色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正剧类，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无比欣喜的笔调是非分明地正面表现新旧事物的斗争。第二类是塑造西北人特有的乐观、幽默性格，喜剧或甚至闹剧式地给新生事物以赞美，同时让顽固守旧者当众出丑，于嘻笑声中鞭挞保守落后。《兄妹开荒》属于第一类作品的代表。作品以朴实憨厚的哥哥与爽直快活的妹妹饶有风趣的对唱和对白，边歌边舞，推进剧情，反映1943年间，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热气腾腾的劳动场面，塑造讴歌了大生产运动中的边区一代新人，呈现出边区新农村生气勃勃的生活图画，令人耳目一新。王大化与李波，既是作者又是演员。他们演得出神入化，成为了当时延安的名作经典。《兄妹开荒的》创作的巨大成功，是作者深入体验生活，熟悉反映对象的成功实践，为这类秧歌剧创作提供了经验。贺敬之写的反映边区植树的《栽树》和马可的《夫妻识字》一起，被认为是尽量保持秧歌既歌又舞特点的优秀作品，曾获得观众热烈好评。建国后曾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的苏一平同志当时也写过不少新秧歌剧。比如收入本卷的《牛永贵挂彩》，就是新秧歌运动早期出现的表现军民关系的代表作。新的题材、新的矛盾，新的人物，新的视野，记录了新的历史。他1946年写的《红布条》，更是同类题材中演出场次最多的一个剧。反映的即是军民关系又是干群关系问题。这样题材和主题，今天仍然也不过时。文艺家柯仲平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发言中，赞扬了《红布条》在艺术上的成功，还说它在“战争初期起了很大作用”。此后，苏一平还发表过《孙大伯的儿子》、《红土岗》等好几个剧本。 从《牛永贵挂彩》到《红布条》，再到《孙大伯的儿子》，都是以军民关系为题材的，而且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力求有所突破。还有一些作品，由于本卷容量所限没有收入，但是却值得记住。比如柯仲平同志的大型秧歌剧《无敌民兵》是诗人的力作，也是当时反响较大的一部作品。剧本着重刻画了路长贵、王登高等和登高父、登高妻、自卫军营长等，塑造了一群民兵英雄的群体形象。当时一发表和演出，轰动了整个边区。另外贺敬之、强水华、王大化、马可等合作的《惯匪周子山》也是新秧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部优秀大型秧歌剧。 《惯匪周子山》的主题是防奸。用秧歌剧的形式成功地表现了宏大革命斗争历史题材，是《惯匪周子山》为新秧歌剧创作提供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秧歌剧朝着歌剧成长演变的一次成功实验，得到文艺界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还有翟强的《徐海水除奸》，钟纪明的《一盏灯》、《三石粮》(与李维翰合作)、《就是他》等，当时也是受欢迎的剧目。还有周戈原作、柯蓝、郭新民、沈霜改编的《女状元》、柯蓝的《变工好》，丁毅的《刘二起家》、《黑板报》、《二流子变英雄》，张季纯的《保卫和平》，杜鹏程的《宿营》，王汶石的《边境上》，肖汀、方杰的《回娘家》，杨醉乡的《送公粮》，颜一烟的《回家》、《张德发》、《反巫婆》，王琳的《模范灿嫂》，蒙族作者云照光的《鱼水情》以及闻捷的《加强自卫军》等。这些剧目在发表和演出后都有比较好的反映，值得记下一笔。

    总之，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新秧歌剧运动，为中国新歌剧的产生做了意义深远的铺垫和探索。当然也应当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仍存在主题一般化，人物概念化，剧情发展公式化等问题。当然这与当时战争环境和宣传任务的紧迫有一定关系，但是就文艺创作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大众化、民族化进程而言，就文艺创作注重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言，秧歌剧创作都有新的关键性性的突破。此后出现的《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等较为成熟的民族歌剧，以至新中国建立后涌现出的《红旗歌》、《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草原之歌》等一直到《红珊瑚》、《红霞》、《洪湖赤卫队》、《江姐》的出现，形成了一条明显的创作红线，标志着中国新歌剧从陕甘宁边区的秧歌剧起步，已经开创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