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李银桥派尹荆山去看望在北大上学的李讷，李讷告诉尹她确实很饿。李银桥夫妇听说后买了一大包饼干给李讷送去，李讷忙把饼干塞进嘴里，还舍不得多吃，说准备着慢慢吃……这事让毛泽东知道了，把李银桥叫来批评：“三令五申，为么事还要搞特殊化？”“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和全国老百姓比起来，她还算好的。”又说：“还是恪守本分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我不能看着老百姓家的孩子饿肚子，而让自己的孩子吃得饱了。要挨饿大家一起挨，同甘共苦、一起奋斗……”
    ——《家世•家书•家风》

    1962年春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溥仪，请了章士钊和另外三位名流作陪。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唯一能撑点场面的是有瓶葡萄酒。
    ——“那些年，中南海里的年夜饭”新华网2014年1月24日，来源《解放日报》

    周保章：1961年除夕，七伯周恩来把北京的亲属、工作人员都请到西花厅，大人带着孩子足足摆了三大桌。人都坐好了，七伯才从办公室出来和大家见面、问候。很快，工作人员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和黄澄澄的小米稀饭。七妈邓颖超站起来对亲属们讲话，她说：“今天为什么请大家吃小米稀饭呢？是因为中国革命是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为什么吃包子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所以今天能够吃到包子，我们不能忘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周保章、周晓瑾：《年年岁岁海棠开》，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1。

    周秉宜：1961年除夕的年夜饭我也参加了，我记得伯母还说，现在是困难时期，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同甘共苦，相信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最后，伯母又特别嘱咐，因为他们老两口的粮食定量也很少，希望大家饭后每人留下三两粮票。

    李敏：爸爸给我们几个孩子定了规矩，无论办任何事，都必须通过工作人员，同他们商量着办。不得让工作人员为我们办私事，更不许我们盛气凌人地对待他们。否则，就要挨爸爸的批评。对他们要绝对尊重。
    ——李敏回忆父亲毛泽东，《文化艺术报》2011年9月30日。

    周秉宜：我在中南海前前后后居住多年，却极少去过南海的甲区，和住在甲区的其它中央首长的子女们也从无来往。伯母曾严肃地告诫我说：“你伯伯说了，你们不要去打扰人家中央首长的工作和休息。”

    住在甲区那边的中央首长的子女，我只认识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楠和邓林，她们一个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一个是我高中的学友。记得是在上高中时的一天，邓林约请我周末去她家听唱片，我回到西花厅便将此事告诉了卫士张树迎叔叔，张树迎随即向伯母做了汇报。伯母让张叔叔给邓家的秘书打电话，一是向他确认这件事，二是确认我去邓家的时间。张叔叔在值班室打电话，我就坐在一边等结果。打完电话，张叔叔告诉我：已经和邓家说好了，时间定在下午3点，但是从西花厅到邓家的距离，走路大约还要15-20分钟，所以，张叔叔说我得提前20分钟出发。

    约定时间到了，我要出发了，张叔叔又嘱咐我：在邓家玩的时间不要太晚，太晚咱们这边的大食堂就要关门了。从西花厅去往甲区，中间还要经过几道岗哨，张叔叔已经通知了各个岗哨，我每经过一个岗哨，都需要报上自己的名字，才可以通过。如此这般地，经过几个岗哨，最后才到达了邓家。
    另外两次去邓家，则比较省事一些，我干脆直接出中南海西北门，沿府右街往南走到中南海西门，经报上自己的名字，便可在警卫室等着，等邓楠或邓林出来接我去她家。

    有时我做错了事，叔叔阿姨看见了该批评照样批评，因为西花厅是一个工作场所，大家都要遵守这里的纪律。也是在1964年的那个暑假，因为伯父的存书太多，工作人员便将西花厅外院岗哨旁边的一间小平房打扫出来，作为伯父的又一个书库。一天下午，我经过这间书房时，看到门正敞开着，屋里堆满了书。西花厅的纪律一向严明，我自是不敢踏进房门，只好奇地探头往里瞧了瞧，就见靠门口的右侧的地上堆着一摞灰皮书。以前听班上同学讲过，所谓灰皮书就是供高级干部参考的内部书籍。也巧了，这摞书的最上面两本是“苏联修正主义”的当代小说，讲的是苏联青年的生活思想现状，对我这个北京青年实在太有吸引力了，我情不自禁伸手拿了一本，就坐在书房的门坎上急匆匆看了起来。我的身子是朝向门外的，我想表示自己并没有偷偷地进伯父的书房，何况书房旁边不到10米处就站着警卫战士，他也可以为我作证。刚看了没几页，赵炜阿姨从里院出来了，手里还提着一只小水桶。她一看见坐在书房门槛上看书的我，立刻慌不迭地叫了起来：“咪咪、咪咪快把书放下！这是你伯伯的书房，你不能随便看他的书！”原来，这间书房是由赵炜阿姨负责管理的。

    李敏：爸爸对子女要求严格，这是众人皆知的。除了一再告诫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外，还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绝对不能为我们任何人搞特殊。
    ——李敏回忆父亲毛泽东，《文化艺术报》2011年9月30日。

    周秉和：“伯伯和七妈对我们晚辈的教育是从我们很小就要求我们不许搞特殊化，不许打着他们亲属的招牌要求照顾和走后门。”“他们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就是老百姓，普通群众一个。”
    ——《亲情西花厅》

    周秉宜：1964年暑假的一个下午，我听说伯父过几天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给北京市应届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做报告。得知这个消息，我就去找卫士长成元功叔叔，请他帮我领一张听报告的入场券。我从小到大，对伯父伯母一向的原则和纪律当然是知道的，比如不能坐他们的小汽车，不能去南海看电影（那里周末为中央首长及其亲属放映内部电影）国庆节不能跟着伯父上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晚会。暑假不能跟着伯父伯母去北戴河度假等等。但是我想这一次不一样的，这一次是伯父做政治报告，我是在要求去接受教育，而不是去玩，两位老人应该能同意吧。成元功叔叔也认为我的要求还算合理，他说：“你等一会儿，我去请示一下你伯伯。”我就在值班室里等着。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对我说：“秉宜，不行啊！你伯伯说了‘伯伯是给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做报告，秉宜不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她就不能去，等明年她毕业了，再去听伯伯做报告吧！’”

    第二天，伯父正好要给周家亲属召开家庭会议，会议召开之前，伯母先对大家训了一番话，其中提到了这件事，她说：“伯伯星期五晚上要给应届大学生做报告。之前，国镇听说了，打来电话要票。我接了电话，告诉他要按自己的工作岗位，能有票就听，不能拿到票就不去听，反正不能走家庭路线。小咪（秉宜）、尔辉、桂云都要求去，成元功告诉我，还为他们几个说话，说总理办公室的人都可以去，也让他们几个孩子跟着去听吧。我说这不一样，办公室的人是组织上的决定，但小咪、尔辉、国镇几个，不能因为他们的伯伯或爷爷去作报告，他们就可以去听。这是政治性的活动，不应该不按组织关系办。如果是戏票、游园票等文化娱乐活动，可能时，可以给他们票去看。”

    李讷：“父亲告诉我们读书要由浅入深，精神上要开朗合群，不要特殊化，不要翘尾巴，不要骄娇二气，不要。”
    ——山西台电视访谈“我眼中的毛泽东”，2003.12。

    周秉宜：伯父在1964年夏天召开的那次家庭会议上还专门批评了我的“骄娇”二气。他说：“秉宜就是骄娇二气。当然了，你这次经过劳动（我刚从农村劳动一个月回来）精神面貌有了改变。人只要经过真正实践、干活，用了心了，才能改变思想。”

    1963年，周恩来先后8次观看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年的8月1日，毛泽东为该剧写下“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题词。

    周秉宜：1963年暑假的一天，我陪伯父在西花厅散步，走到大门口时，伯父忽然转身对我说：“我给你和秉华买票，你们去看《霓虹灯下的哨兵》吧。”不久，学校开学，校方组织同学们都去看这个话剧，伯父知道了，便没有再提给我们买票的事。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对父亲的教育只一句话概括：“父亲教育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
    ——史哲“毛泽东后人现状”，《南方周末》2007年4月12日。

    李敏：父亲严加管教我们，再三再四强调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小而言之，为我们，大而言之，为国家。
    ——《文化艺术报》2011年9月30日

    周秉宜：文化大革命中，伯父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坚持和四人帮做不屈不挠的斗争，避免了党和国家的分裂，也避免了使老百姓陷入更大的灾难。由此他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四人帮粉碎后，社会上涌现出大量怀念周总理的文章、诗歌、歌曲等。伯母担心我们头脑发热，在一个周末我去看望她时，她又专门叮嘱我“要夹着尾巴做人。”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后很伤心。但他说：“唉，谁叫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啊。”又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名普通战士，为国际主义事业牺牲了他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应尽的责任……”
    ——《家世•家书•家风》

    周秉宜：1964年8月2日，伯父在对周家亲属谈话时说：“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6个亲人，咱们家还没有一个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同宇，你还为革命流过血（指父亲周同宇在北伐战争攻打武昌城的战役中受伤）我连血都没有流过。”

    1961年夏天，哥哥秉钧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伯父动员他放弃高考，应征入伍。伯父说：现在国家遇到自然灾害，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政府决定今年只在城市征兵，不到农村征兵，复员兵也全部返回农业生产第一线，秉钧听从了伯父的动员，放弃高考报名参军，最终被空军录取。在哥哥临走之前的一次家庭聚会上，伯父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觉得我这个当伯伯的管你们太严，你们不是我的子女。如果是我的子女，我会管得比这个更严。”哥哥在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前线，做了一名飞行员，飞了近20年的战斗机。

    李讷：父亲不希望我们将来做什么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他只要求我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说，你们只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很满意了。
    ——山西电视台访谈“我眼中的毛泽东”2003.12

    李敏：爸爸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出要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他说，你们要向工农学习，拜他们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作为毛泽东、贺子珍的女儿，今天我是普通老百姓中的一个，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为此感到骄傲。
    ——《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广州出版社

    周秉宜：伯父一直希望从我们这一代起彻底改变周家封建官僚家庭的成分，希望周家第二代能够出现工人、农民、解放军。1961年，哥哥秉钧在伯父的动员下放弃高考报名参军了。1964年8月，伯父在对周家亲属谈话时说：“我们周家还没有一个工人，国盛来了，就决心培养她做工人，开始她想不通，现在已经做了八年工人了。培养一个工人可不容易呢。”

    伯父又说：“我们周家现在有了一个工人，但是还没有一个农民呢。”这时四弟秉华向伯父表示，他和班上几个同学约好，等到明年高中毕业，他们也要学习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识青年，一起去农村插队落户，做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伯父高兴地说：“秉华要去农村，好，我们是支持你的。”

    第二年，秉华高中毕业，被西城区武装部征兵入伍，伯父知道后叮嘱秉华：“你从部队回来后，还可以去农村，实现你当农民的梦想。”

    1969年3月，秉华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印刷一厂当一名工人，秉华到西花厅向伯父做了汇报，伯父说：既然组织上分配你去工厂，你就要好好劳动，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工人师傅有很多优秀的品质。

    1968年，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随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北京的中学生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都离开了北京，去往山西、内蒙、延安、黑龙江，甚至云南的广大农村插队落户。

    1968年秋，周秉建去内蒙古插队落户，临行之前她去西花厅向伯父伯母告别，伯父嘱咐秉建说：“你到内蒙古牧区安家落户，一定要到贫下中牧中间去，虚心向那里的劳动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一定要和蒙古族群众搞好团结。”又说：“你去的是牧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要注意和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伯母把他们二老准备好的一套《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像章作为礼物送给秉建，并说道：“送你一条你伯伯很喜欢的毛主席语录：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你也要像伯伯一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坚持与工农相结合，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进。”

    秉建来到内蒙古草原后，经常写信向伯父伯母汇报自己的劳动情况及牧民对她的帮助，当伯父看到秉建寄来身穿蒙古袍骑马放牧的照片时，高兴地对伯母说：“我们的秉建真像个蒙古姑娘了。”

    1970年12月，秉建从内蒙古牧区参军入伍，当她回到北京向伯父报告这个好消息时，伯父却要求她立刻“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去”，“回到贫下中牧身边，继续接受再教育”。在伯父的动员下，秉建于1971年4月初办好退伍手续，脱下军装，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1969年初，周秉和到陕北延安插队落户。临行前，他到西花厅向伯父伯母告别，伯父对秉和说：“陕北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生活战斗了十三年的革命圣地，陕北民风淳朴、忠厚善良，陕北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回到过延安了，对那里的情况了解不多了。你能到延安插队，我和你七妈是坚决支持，希望你能在那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锻炼改造自己，过好劳动关、生活关和思想关，做好生活艰苦和长期落户的心理准备。有困难和问题经常来信，我和你七妈等你的好消息。”

    1970年底，新疆军区到陕北征兵，周秉和应征入伍。1971年初，他来到新疆后，首先向伯父伯母报告了这个好消息。3月底，伯母给秉和回信告诉他，因为父亲还在接受审查，他不符合入伍条件，伯父已经和新疆军区联系，让他们立刻把秉和送回延安。这样，秉和在当了三个月的兵之后，又回到了陕北农村。
    ——摘自《亲情西花厅》

    1950年代初，毛泽东在对毛岸青谈论其婚姻恋爱问题时，曾嘱咐他说：“我劝你找一个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人，这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
    ——摘自《家世•家书•家风》

    “毛泽东有言在先，希望子女不要找高干子女。”
    1971年李讷在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时，交了一个男朋友小徐。小徐是中办下属单位的普通工作人员，父亲是老工人。李讷的母亲江青坚决反对，认为不门当户对。李讷托人给毛泽东带去一份报告，要求批准她和小徐的婚事。据原8341部队一中队中队长陈长江回忆：毛泽东看了李讷的报告，又听了带信人介绍说，小徐肯学习、爱劳动，两个人都愿意结婚，毛泽东当即在报告上用铅笔重重地批了同意。
    ——舒云“毛泽东小女儿李讷的婚事”，南方周末，2012年6月14日。

    周秉宜：1968年夏天，我所在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入军宣队，全校开展“斗、批、改”运动。哥哥秉钧从北京回到广州写信给我，信中写到：“伯伯让我捎话给你，说你告诉秉宜，她如果能去农村当一名小学教师，找一个贫下中农子弟结婚，我就算她有出息。”

    周秉建：1972年春节，我从插队的内蒙古草原回北京探亲，去西花厅看望伯伯和七妈。在和伯伯的交谈中，伯伯很认真地问我：“你今年的年龄有多大？”我说：“19岁呀，到10月份才满20岁呢。”伯伯稍停顿片刻，用一种和蔼但却是与成年人商量事情的口吻对我说：“你看你哥哥姐姐找的对象都是干部子弟，你将来能不能在内蒙古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啊？你看王昭君不是做了蒙古人的媳妇了吗？蒙古族青年也是很好的，也有不错的，可以考虑嘛。”我在牧区生活了几年，对蒙古族牧民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所以痛快地应道：“行，我会找一个蒙古族青年的。”
    1979年国庆节，我和蒙古族青年歌唱家拉苏荣结为夫妇。我们一起去西花厅看望了健在的七妈，我想伯伯若是看到我们的结合，一定会非常满意的。
    ——《亲情西花厅》

    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时，毛泽东说：“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实践——理论——实践，不是理论——实践——理论”。
    ——《毛泽东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

    周秉华：1975年6月15日，伯父从305医院回西花厅，伯母吩咐工作人员通知我和三姐秉宜、五弟秉和去西花厅看望伯父。秉宜和秉和都没有找到，只有我一人去了西花厅。伯父在和我谈话时，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我回答说：我已经从工厂调到北京市出版办公室的一个读书班，任务主要是培训干部，我被分配讲哲学部分。伯父说：“你讲哲学，讲得了吗？”“你讲哲学，就要理论联系实际。毛主席在接见李政道时讲到‘实践——理论——实践’，从实践中来，上升到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你应该一个星期下去劳动三天，和实践结合，和工人结合。这样你讲的内容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要总结群众的经验。”
    ——《亲情西花厅》

    (周秉宜系周恩来总理侄女。此文写于2014年5月24日·北京)
    2014年9月25日《红色旅游网》头版
    10月第二次修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