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至22日，中共江西省委慑于压力，在宁都七里赖芳汉屋召开“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由苏区江西省所属各县的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党的负责人和军队中党的负责人共200多人参会。跟以往会议不同的是，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上台后刚宣布开会就离开主席台，坐到台下一边去了。会议的实际主持人变为中央局成员罗迈。罗迈在会上作了题为《 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报告。报告声称“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诬指邓、毛、谢、古“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制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当邓、毛、谢、古拒不承认他们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领袖”、提出申辩和抗议时，还气势汹汹地下令江西省保卫局局长葛耀山：“把他们的枪下掉！”会上宣布撤销邓、毛、谢、古的党内一切职务。会议开了整整七天，邓、毛、谢、古四人在会上一次次作检查，一次次申辩，一次次受批评，总过不了关。当“左”倾领导人胁迫邓小平作进一步“深刻检查”时，邓小平“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面对无端的责难，邓小平等人毫不妥协，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磊落态度，陈述了自己坚持的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邓小平承认在会寻安工作中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但拒不承认犯有“罗明路线”和“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错误”。他在作了一二次书面“检查”之后，就一概拒绝，坚定地表示：“我没有什么可再说的”，“我写的是真话”，说完“把腰板一挺，不再作进一步的检查”。从容地走向“拘留室”，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5月5日，经中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请书的决议》，[4]指责他们“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宣布撤销邓、毛、谢、古的一切领导职务，将他们调往县区基层做巡视员和突击队的工作。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乐（安）、宜（黄）、崇（仁）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没有避嫌，热诚相待，事后被中央局得知，胡嘉宾也随之被撤职。邓小平到乐安南村不到10天，又被指令“回到省委”，说乐安是白区，“怕出问题”“逃跑”。邓小平被调回后，指令他在宁都县城附近的赖村石街蹲点，“左”倾领导人不满意江西省领导人对邓小平这样的安排，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又被派到省委附近的石上莲湖村接受“劳动改造”。

    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一个文件谈到邓小平时写道：“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所谓”一词表明毛泽东是不认同什么“毛派”的。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回忆往事，曾说：“我是‘三落三起’。”“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可见，邓小平也认为“没有什么毛派”。不是“毛派”，那又是什么呢？邓小平曾这样解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历史证明：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不是什么“毛派”，而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四、从扎实工作作风出发，坚定信念，编好《红星》报，大力宣传党和红军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1934年7月上旬，邓小平调任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经过一段时间，邓小平认为太闲，没有什么实事做，要求做实际工作，便到总政宣传部当干部。除作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县洋溪创刊，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红星》报的宗旨、任务，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和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初为5日刊，实际是不定期刊，一般为4开4版，有时出2版或6版至8版，铅印。从1933年3月3日的第31期起，改为32开的油印刊物。邓小平是个办报能手，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办过《赤光》，被人称赞为“油印博士”，担任《红星》报主编后，更是得心应手，他首先抓扩版，1933年10月22日起增加《红星附刊》，将32开的油印刊物，扩大为原来的4开版铅印报纸，重新编发期号，增设专栏、副刊。邓小平主编的《红星》，到1934年10月，在中央苏区共出版66期。不仅有社论、要文、专电、消息，还新前线通讯、捷报、革命战争、最后通讯、扩大红军、红军纪律、党的生活、支部通讯、红军家信、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卫生常识、群众工作、通讯员以及诗歌、散文、猜谜、小玩意等20多个专栏。内容十分丰富，深受红军指战员的喜爱。第二，《红星》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作出的关于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红星》报都给予及时宣传。第三，建设一支通讯员队伍。邓小平坚持全党全军办报的方针，充分发挥苏区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采取专兼职相结合，聘请了一大批通讯员，其中有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人，有基层连队的红军战士。许多通讯员既是前方战士，又是战地记者，他们自己打仗，自己写稿，怎样打就怎样写，写的内容多是他自己或战友，所以写出来的新闻通讯既真实又生动。《红星》报编辑部十分注意培养和提高这批通讯员的思想、业务水平，在报上开辟了“通讯员”专栏，定期刊登指导通讯员工作的文章，传授写通讯报导的基本知识，经常教育通讯员要遵守真实性的原则。同时，聘请了500多名专业通讯员，其中有罗荣桓、袁国平、罗瑞卿、肖华、彭加伦、张爱萍、向仲华、张际春、舒同等。甚至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都为《红星》报撰写专稿，如毛泽东曾以子任笔名写了《吉安的占领》，朱德写了《悼念红军战士张赤南同志》等，彭德怀的《扩大红军》、陈毅的《开辟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罗荣桓的《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等等。在邓小平主编《红星》报近一年半的时间里，除了有一个技术性的帮手外，征集稿件、改写稿子、编排版面、书写标题，以及校对等都由他一人担当，为了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他总是精益求精，在版面设计上，注重插图，新闻、评论文章，多数配有漫画、绘画，就是理论文章，亦喜用手写标题，他挥笔写好后，交给“帮手”在木版上刻下字模，然后再印到报纸上去。那遒劲隽秀的笔体格外显目。此外，还经常亲自撰写社论、各种新闻、短评等文章，而且往往不署他的名字，其工作量、精神境界可想而知。正是由于邓小平的忘我工作，《红星》报发行量很大，仅1933年在中央苏区就达17300份，为加强红军的思想建设和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红军指战员盛赞《红星》报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革命战争的一只喇叭”、红军“战士的良友”！[5]

    历史事实证明，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的3年多时间里，他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服务，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和忘我的革命精神，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1〕〔2〕邓小平.《我的自述》〔Ｍ〕.1968年6月.
    〔3〕张闻天.《什么是进攻路线》〔Ｊ〕.(《斗争》1933年2月20日) .
    〔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Ｍ〕.（《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两次申明书的决议》，1933年5月5月）.
    〔5〕余伯流　凌步机.《中央苏区史》〔Ｍ〕.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