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健豪，原名兰英，湖南双峰县(原属湘乡县)人。 1865年8月17日(同治4年6月26日)，生于荷叶一户大姓人家桂林堂。父亲葛葆吾，曾在曾国藩的湘军任哨官，后提升为按察使，1868年2月阵亡于湖北蕲水县兰溪镇潭坳，年仅27岁。葛健豪还有一位哥哥。父亲死后，他们兄妹2人，由母亲陈氏抚养。健豪10岁就跟着哥哥伴读私塾；16岁出嫁到70里外的永丰镇，同蔡蓉峰结婚。

    蔡家在永丰镇开设了一家很有名气的蔡广益辣酱店，每年还有上百石地租收入，生活富裕，夫妻感情也好，结婚10年，内生有两男两女。1893年左右，蔡蓉峰到上海投靠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在聂开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当了一名小官员。葛健豪也来到上海，于1895年3月30日，生了第五个孩子蔡和森。
　　
    在上海，葛健豪经常到工人家里去走走，乐意帮助工人，劝丈夫不要苛克工人。一次，蔡蓉峰把一个前来求情的同乡工人从家里推出去，她看了很生气，同丈夫发生了争吵，愤而离开上海，带着刚满4岁的蔡和森回到了娘家荷叶。
　　
    葛健豪母子的回来，给葛家增添了欢乐，哥哥喜欢，年老的母亲更是高兴。这期间，她每天跟着孩子到私塾读书。过了几年，她居然能诗会文，成了乡下一名女中文士。
　　
    1889年，蔡蓉峰也回到了家乡永丰，变卖了家里的财产，在荷叶岳母家不远的地方，买了“光甲堂”一栋房子，全家就在这里定居下来。第2年，即1 990年5月14日，她又生下第6个孩子蔡咸熙(蔡畅)。
　　
    葛健豪并不只满足于做贤妻良母，而是更关心怎样做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后代的人。她曾为秋瑾烈土的牺牲而悲痛，十分敬佩秋瑾是一位“智仁勇兼备的女子”，经常勉励自己和教育儿女，做人就要做秋瑾那样的人。
　　
    1908年，葛健豪夫妇搬回了永丰镇老家。在这以前，她的母亲去世了；年仅11岁的二女蔡顺熙，从吊楼上跌下来夭折了，年已22岁的大儿蔡麋仙也患白喉死去了。这一连串的不幸事件，她们夫妇认为是“光甲堂”这个屋场的风水不好，在大女蔡庆熙(蔡帕)出嫁后，便将这栋房子卖掉了。
　　
    这时，葛健豪身边只有2个孩子了：19岁的蔡麓仙，13岁的蔡和森和8岁的蔡咸熙。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儿女们都没有继续上学。蔡麓仙在家门前摆个摊子，做小买卖，蔡和森进蔡广祥店当学徒，蔡咸熙则帮助母亲做点家务。这样安排儿女的生活，并不是母亲的心愿，当蔡和森3年学徒期满，不愿去做生意，而要上学读书时，她支持了儿子的要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她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剪辫子的号召，带头把自己头上的“巴巴头”剪掉了。后来，蔡畅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母亲在那时候，真是一个可惊的妇人，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已经50岁了(实际为46岁——笔者)，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葛健豪越来越感到儿女读书的重要，决计先送蔡和森进省城去读书，并把私藏几十年的一包首饰拿出来卖掉，作为蔡和森去省城的学费。她反对封建习惯势力，从不把女孩关在屋内，也不要女孩裹脚。1913年夏，蔡蓉峰为得500块银元的“聘礼”，要把年仅13岁的蔡咸熙卖给一个地主做小媳妇，她气愤万分，要女儿躲到长沙一个亲戚家去，使得年幼的蔡咸熙避免了买卖婚姻的迫害，并在长沙考入了周南女校体育专科，与向警予同学(不同班)，成长为革命的女青年。

    不久，蔡蓉峰离家外出，葛健豪并不为此难过。她考虑的是自己也应该走自己的路。正在这时，蔡和森回到家里，鼓励母亲去长沙投考女子教员养成所。这是一所专为女子教育培养师资的速成学校，只要有高小文化基础就可以报考，学校免收学膳费，经过两年的学习，就能担任女校教师，很合她的心愿。她要蔡和森到衡山把出嫁的姐姐蔡庆熙接回来，一道进省城读书。

    1914年春，年近半百的葛健豪，带着儿子、女儿，还有一个3岁的外孙女刘千昂(刘昂)，一同进了省城。当她来到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报名时，学校老师见她年纪这么大了，还带着孙子，不肯让她报名，她很气愤，要儿子帮她写张状纸，到县衙门去评理。县官默默地读了她的呈文，又听她申述了一番为什么要读书的理由，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就在呈文上批了“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她被免试进了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蔡庆熙先入自治女校，后转衡粹学校学缝纫、刺绣，外孙女则进了幼稚园。她们一家三代人进省城求学，一时传为佳话。

    葛健豪勤奋好学，就寝钟声响。过以后，还要阅读一阵书才睡觉。她是个小脚女人，却坚持和青年女生上体操课。她思想开朗，平易近人，大家都乐意接近她。年纪大的称她“大姐”，年纪小的称她“伯母”。1914年春，毛泽东与蔡和森相识后，对她也很敬佩，亲切地尊称她“蔡伯母”。她自己也很快地成了毛泽东这班有志青年革命行动的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

    1915年，葛健豪在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毕业。她回到永丰，想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蔡和森到湘乡县政府为母亲联系办学之事，得到了县政府的同意，并明确县城办的一所女校为“湘乡县立第一女子简易职业学校”，简称“一女校”；在永丰镇办的这所女校为“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她任职后，立即着手征聘教员和筹备开学等工作。
　　
    第二女校校址设在永丰镇观音阁。辛亥革命前夕，这里曾办过女学堂，但每期学生只有二三十人，难以为继。第二女校决定筹办以后，葛健豪与各方面协商，以原女学堂为基础，按照女子职业学校的要求，改变学科，重组教学。如第 1个学期只办1个综合班，第2个学期扩大为文科、缝纫、织业3个班。学生,100多人，绝大多数是小、青年劳动妇女。
　　
    第二女校的办学情况是这样：文科班以国文为主，兼学缝纫、织布，刺绣，学生大都是有文化基础的青少年；缝纫、织业班则以缝纫、织布、绣花为主，兼学国文，学生大都是文盲或文化基础较差的中年劳动妇女。凡人校学生，免收学费，对学缝纫、织业的学生，还发给一定的生活费津贴在当时，很多妇女把二女校当成“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葛健豪既是校长，又是教员。她最注重国文教学，要女子得同男子同等的地位，首先就要同男子一样，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受男子同等的社会教育。她还经常讲时势、论国事，把从儿子书信中学到的新思想，传播给学生，使学校充满讲民主、讲科学的热烈气氛。她还倡导学生参加唱歌、跳舞，跳高、跳远等活动。她的女儿蔡畅，就是学校的音体教员。在学校的女生中，放脚和留短发，曾一时蔚为风气。

    葛健豪这些“越轨”的办学行动，遭到一些顽固分子的咒骂，说她们母女“文不文、武不武”，“男不男、女不女”，败坏了社会的风气。由于这些顽固分子的阻挠和破坏，使得这所新型女子职业学校，不得不因停发教育经费而停办。
　　
    1917年夏，葛健豪为支持儿子同毛泽东等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带着一家人第2次来到了长沙。她先在岳麓山下的饮马堂租居一间房子；因人多挤不下，不久又搬到溁湾镇附近的刘家台子。刘家台子是一座墓庐式的青砖瓦屋，房子又多，一家人住的宽敞，还可留客歇宿。因此，这里很快就成了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等同学经常聚会的地方。
　　
    为了解决家里生活的困难，葛健豪向屋主租了半亩菜地。这时，蔡畅在周南女校教书，她就带着长女蔡庆熙在家种菜。粮食不足，就用蔬菜、蚕豆添补。但招待毛泽东等青年，她从不吝惜。例如，毛泽东同蔡和森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在她家开成立会时，她特地为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当年曾在她家吃过这顿午餐的肖三，罗章龙，每当提及这件事时，总要将她的热情夸奖一番。1919年春，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来长沙治病，也得到她十分周到的照顾。
　　
    1919年夏，蔡和森从北京回湘，动员母亲、妹妹以及向警予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葛健豪赞同儿子的主张，乐意将自己的刺绣工艺带到法国去。她要长女蔡庆熙回衡山婆家要来了400银元；向衡粹学校校长黄振坤又借了200银元作为旅费。同年冬，她同女儿蔡畅以及向警予等一道离开长沙，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葛健豪担心自己年纪大了，怕出国后再回不来，思想曾一度动摇。不过，当她听到蔡和森说像她这样一位中国老太太，不远万里到外国去求学，这是别人做不到和最值得人们尊敬的事时，她爽朗地笑了，表示坚决跟儿女们一道走。她还向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的儿子聂云台借来600银元，为一些湖南学生解决旅费不足的问题。
　　
    葛健豪跟儿女们一道赴法勤工俭学，是1919年12月25日在上海杨树浦黄浦码头乘法国邮船“央脱来蓬”号起程的。她的这一行动，对当时的青年有过一定的影响。
    1920年 5月14日的湖南《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力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就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持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做工，去受中等女子教育，真是难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葛健豪到达法国蒙达尼后，和蔡畅、向警予等6名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中学，蔡和森等则入男子中学。这两所学相距很近，她与儿子天天可以见面，尽管身处异邦，同在家里差不多，大家学习都很努力。
　　
    葛健豪在法国勤工险学4年，是她一生富有经历的4年。她刻苦攻读法文。虽然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外语基础但她像小学生那样，从一个个单词学起。每天数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终于取得能说法语和阅读法文报纸的好成绩。她支持儿女自由结婚。如蔡和森同向警予的“向蔡同盟，蔡畅的自由结婚，都得到她的赞同，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的宣战”。她还参加过勤工俭学学生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同大家一起冲进公使馆，迫使公使馆续发了3个月的维持费。特别是1922年，蔡和森与向警予已先后回国，蔡畅身怀有孕，于1933年2月在法国生下特特，她既要勤于做工，又要俭以求学，还要为女儿当保姆，真是忙个不赢，但她坚持下来了。直到同年秋，党派蔡畅去苏联后，她才带着外孙女归国。途经新加坡时，遇上两位在这里办教育的湘籍熟人张良权、胡意民，曾想托她们在新加坡找工作。但张、胡劝她，说她年纪大，儿女们又不在身边，不如回国去从事教育为好。她接受了这个建议，在新加坡住了一个星期，就又登程回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