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加强中原局及中原部队的领导,决定:中共中原局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司令员和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陈毅仍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为淮海战役奠定了坚强领导基础。
刘、邓、陈三个人的红色友谊是很动人的。
邓小平和陈毅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后来又一同在中央苏区工作。刘伯承和陈毅也是多年的老战友。如今他们重聚在中原,并肩作战,互相支持,十分融洽。
淮海战役前在中原机关,领导同志作报告后,刘邓一般都要作些补充或作总结性发言。陈毅到中原工作后,他作完报告,请刘邓指示时,刘邓总是宣布:就按陈司令员讲的办。陈毅在讲话中,总是称:“我们都是在刘邓领导下工作”。在起草中央的文电时,也都互相谦让传改。
他们三人都有早起的习惯,邓小平起的最早。起床后,先做操打拳,然后散步、思考问题。刘伯承每天早晨还要读俄语。早饭后,三人一起到作战室办公。晚饭后,总是一起散步,边走边谈。
有一天,炊事员给刘伯承做了一碗鸡丝面,这在当时艰苦环境下,是难得吃到的。刘伯承就问:“邓政委、陈司令员有没有?”炊事员回答说:“也做了。”他才肯吃。
当时中原部队刚从大别山出来,药品奇缺,经常只有中草药。华野在沿海省份作战,物质条件较好。陈毅去中原时,特地叫保健医生多带些特效西药。
陈毅从华野出发时,只带了一个秘书、一个参谋。到了中原局,见刘邓都不用秘书,每天都在作战室办公,他就把自己带来的秘书编入新成立的秘书科、参谋作战科工作,身边不再留干部。
淮海战役就要发动了。10月下旬,邓小平、陈毅就带领中原野战军的前线指挥所,到达陇海路,指挥中野的主力,解放了郑州、开封。
这时,中央军委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采取“关门打狗”的战法,力求歼灭敌军主力兵团在长江以北,不让蒋军逃过长江去阻挡全国的解放。
淮海战役打响后,邓小平、陈毅发现郑州的蒋军孙元良军团正逃向宿县。宿县是蒋军的重要补给站,囤积了大量军需品。于是邓小平、陈毅就给刘伯承发电报,用一部兵力攻占宿县。刘伯承也正在考虑全歼敌人的问题,就复电陈邓和军委,着重指出:蒋介石重兵守徐州,我军已在东、西、北三面将其包围,津浦线是他唯一的补给线,我军应立即切断敌人的运输命脉,歼敌才有把握。毛主席同意刘、邓、陈的建议。11月13日,中野部队开始攻击宿县。
15日白天,战斗正激烈,指挥部的人不断接到刘、邓、陈打来的电话。虽然他们都是四川口音,但是指挥部的人仍然能够准确地辨别出电话是谁打来的。那浑厚的胸音是陈毅,那高昂的声音是刘伯承,而慢而重的声音就准是邓小平了。15日黄昏,部队开始攻城。午夜,胜利占领宿县。
淮海战役的规模越打越大,中央军委在11月16日下了命令: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总前委统筹领导,临机处置一切有关战役事宜。
在平日作战不十分紧急的情况下, 刘邓陈晚上都休息, 由李达参谋长和作战部门的同志值班,有要事才叫醒首长请示处理。因淮海战役不比寻常。我军参战部队60余万人,敌军80多万人,加上有200多万支前民工,战役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战役进行中,刘邓陈决定在作战室昼夜轮流值班。因为刘伯承年级最大,邓小平、陈毅就提出夜里不让刘伯承值班。刘伯承坚持要值,陈、邓不答应。邓小平说,我的身体最好,我可以多值班。邓小平身体的确好,冬天还洗冷水澡,常年坚持。可是陈毅也不答应。后来,还是邓小平夜班最多,他的胡子长了也顾不上刮。所以现在看到邓小平在役淮海战时的照片,都是长胡子的。
总前委是1948年11月23日从临涣集文昌宫突然迁到小李家村来的。他们住在村东北角一个偏僻的小院子里。住房是一个里外间。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让他单独住一间,邓陈二人合住一间。
淮海战役把普普通通只有十几户的小村庄推到了历史的辉煌点。由于它正处于徐宿铁路、徐蚌公路之间;它便作为南京统帅部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因此它一次次地被赫然标写在敌国防部作展厅的地图上。每天都有几架飞机在它的上空侦察。临涣集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后,我军总前委指挥部移至这里,是南京统帅部万万没有料到的。
先是来几个解放军,一个叫张生华的领头,号房子,哪住“一排”,哪住“二排”,哪住“三排”。直到小车来了,停在柏树林里,他们才讶然发现:原来,每排只有一个人,“一排”是个戴眼镜的高个,“二排”是个戴墨镜的胖子,“三排”是个精神饱满的小个子。
小李家顿时热闹起来,电话铃频频传响,辣椒味阵阵呛人,那三个人全是一口四川话。“啥子”“要得”“格老子”抑扬顿挫,韵味十足。无论他们谁出来,都在老远跟着一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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