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引自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

    1989年12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时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他们主持全局已经5个多月了，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有任何变化。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卓有成效的工作，让邓小平感到无比欣慰。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从中央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
　　
    1989年9月4日，他把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人请到家中，商量他退休的具体事宜。
　　
    大家见面寒暄了一阵后，邓小平对大家说：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当大家提出挽留时，邓小平坚定地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解释说：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想要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
　　
    邓小平接着说：现在看来，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的活动，国际国内反映至少是很平静，感到是稳妥的，没有什么怪话，证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的。如果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退出去，人家再看上两三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定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

    “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邓小平继续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于退休的方式，邓小平说：“我同杨尚昆同志谈过，越简单越好。不要形成个惯例，对退的人都歌功颂德一番，那实在没有必要。你一生是什么样子，你在党内搞了几十年，人们都是看到的，有个客观评价。我反复考虑，简化可能比较有利，而且从我开始简化更有利。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邓小平的这一番肺腑之言，让在座的常委们深受感动。他的真诚与决心打动在场的每一个人。就在谈话的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信中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