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两种经营制度与两种住房制度

    农村经营体制对于农民生计问题意义重大。建国后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经营分配体制也逐步走向“一大二公”，越来越单一。刘少奇曾提出农村采取两种经营体制的设想，即在原有的单一国家经营集体经营体制下，放开对个体经营的管制，采取三自一包的经营制度。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三年。这一时期，由于“大跃进”的狂热，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全国各个领域经济不断下滑，生产下降，农业减产。全国各地饥荒遍野。1960年至1962年中央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时，围绕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存条件而作出了不断的努力，包括开展调查研究等。刘少奇在对农村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工、自由贸易”。

    1961年3月15日，刘少奇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指出：搞家庭副业、自留地，这是经济民主。3月21日，他表示，要领导自由市场，光靠行政办法不行，要采取经济竞争的办法。

    但三自一包政策的推动并不顺利，毛泽东对此就不认同，他这种做法破坏集体经济，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当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实施，部分地区就某一方面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实验，但未贯彻始终。但这一政策对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种住房制度是指工人的住房除了由工厂负担住房外，实施民办公助自建住房的制度。1957年3月，刘少奇在湖南株洲331厂视察时，针对当时住房问题上存在的弊端，提出要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打破国家包揽的局面，并要求该厂先试验。

    刘少奇是最早探索住房制度改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1957年3月，刘少奇在湖南株洲331厂视察时，针对当时住房问题上存在的弊端，提出要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打破国家全部包揽的局面，并要求该厂先行试验后全国推广。

    1957年3月25日，刘少奇到达株洲，先后在331厂、市委机关大院、601厂、株洲麻纺厂等单位考察指导工作。

    刘少奇在参观了331厂的车间之后，亲自到职工生活区，察看职工宿舍和食堂，并先后听取了工厂、湖南省委、株洲市委的汇报。

    刘少奇听取工厂汇报后，对工厂职工“自建公助”住房很感兴趣，认为这是解决职工住房困难的好办法，表示给予支持。

    所谓“自建公助”，就是由职工在厂区及周边自主建房，厂里给予一定补助。当时工厂员工单身占多数，都是住集体宿舍。随着年龄增长结婚生子，住房问题成了工厂的突出矛盾。有些职工节衣缩食积蓄资金，在厂区和周边选择闲置土地，因陋就简地自建住房，工厂通过对建房职工给予适当补助，并且形成了一个“自建公助”住房的实施办法。

    刘少奇指出：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国家对于职工住房问题，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工人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自己盖房子。我看青年工人能办到。”“自己盖房子，就会节省多了，不仅土坯房子可以住，就是杉皮房子也可以住。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话，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刘少奇要求331厂“先行试验一下，这是方针性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求得解决”。

    331厂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进一步探索了职工住房制度改革，并将其经验材料送到了北京。刘少奇审阅后，即批送《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刊出。当然，由于极左路线影响，导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入困境，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自建公助住房成为泡影。刘少奇当年的“民办公助”住房改革思想对今天仍有很大启示。

    四、用统筹兼顾改善民生

    刘少奇具有极其开阔的宏观视野，能统筹兼顾各方，调动各方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和发展民生。1949年4月11日，刘少奇在天津调研期间，写下了一份《天津工作问题》的提纲。“提纲”中写到：“为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一下各方面的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全面关系，都必须很好地照顾到，否则就会犯严重错误。”这就是后来党内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的最早书面文字。刘少奇“四面八方、统筹兼顾”改善民生的思想在天津讲话中有集中的体现。

    1、公私关系

    刘少奇在建国前夕，深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因此强调了公私关系的重要性。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讲话指出：“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中的公、私有两种含义，一是工人对厂主、雇主，一是个人利益对国家人民利益、党的利益。”怎样贯彻公私兼顾的整车呢？刘少奇认为：公私兼顾的精神要贯彻到各方面，原料分配、成品推销……均须公私兼顾。贸易公司可以直接向私营厂订货，以刺激生产。有些私营厂产品，推销不出，我们要代其推销。市场不能独占，我们要分一部分给他们，从原料到市场，都要进行适当地分配。不这样做不行，公私关系是分不开的。

    在同工商业者谈话时，刘少奇仍然强调这一点。他指出：“我主张辞去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这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2、劳资关系

    天津解放后，工人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但同时工人阶级也有左倾的倾向，对恢复发展生产不利。如要求加的工资过高、强迫资本家雇工人、把临时工改为长期工、不遵守厂规、破坏劳动纪律等。刘少奇认为这样一些现象是工人的“自杀政策”，应该尽快纠正。工人阶级不但要实现内部团结，也要积极团结和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反对资本家、将其视之为敌人是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资本家发展了，可以帮助建设新中国、可以开工厂、开矿山、制造日用品，对于工人是有利的。当然，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矛盾。但当前应该重点是联合而不是斗争。如果把资产阶级消灭，就会导致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没有好处。刘少奇劝诫工人们放弃“杀鸡取卵”式的斗争，而要求工人阶级要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同时进行恰当的斗争。这其中的厉害关系，刘少奇最形象的比喻就是“吃稀饭固然没有吃干饭好，但吃稀饭总比没饭吃好。”

    3、城乡关系

    在城乡关系上，刘少奇指出必须切实地、迅速地沟通城乡关系。要畅通城乡关系，必须改变过去城乡队里的局面，从而实现城乡物资周转灵活。在这个方面，一是要与商人合作，可以成立乡间贸易公司，组织城乡物资的交换贸易；二是要改变税收制度，现在的税在每个环节都要抽，太多，不利于货畅其流、发展生产；三是可以组织交易市场，组织农民物资交易所，但同时要加强领导。

    刘少奇认为，现在工业品太贵，农业品太贱。这对农民不利，应该互相照顾，互相合作，所以也要有所限制。他初步论述了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他说：“为了要恢复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必须首先恢复农业如棉花，这是计划的出发点。要从工业生产的着眼上来计划农业生产，重视重工业和轻工业。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他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指出，历史上的国家要从轻工业积累资本之后才能建设重工业。他认为当时存在的危险就是只顾军工，不顾民工的危险。他说：“如果不恩能够联系人民，发展经济，即使供给有保证，也不能取得胜利。”

    他认为，城乡干部应该好好讨论一下城乡关系问题。搞好城乡畅通，对城市对乡村都有利，对于对外贸易也是有利的。比如，海外贸易来船后，不应使其空船回去，可以把猪鬃、皮毛、骨头等产品出口，这样对人民利益很大，对农村发展副业利益很大。归结到一点就是刘少奇所说的：发展经济是一切斗争的终极目的。

    4、内外关系

    刘少奇极为重视内外交流这一方面。他指出，对内对外贸易对于国计民生影响很大，甚至会起决定影响，因此，切实组织好对外贸易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要做好对外贸易工作，他认为首先要组织好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要争取出口。“应出口的尽可能出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加以管制，但不能统制太严，统制过严会妨碍正当的进出口贸易。其次是税收的问题。海关的税收税率应配合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不应妨碍其发展。三是可以组织对外贸易委员会。因为资本家在这方面比较熟悉，所以应该吸收资本家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