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如期而至。这一天，家乡已经没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乡愁却满眼满山。

    知耻近乎勇。而今，很多人把九一八称为"国耻日"，还习惯于说日本侵华是国耻，应该牢记。其实我国并没有从法律上确认“国耻日”，只是民间一种泛称。从字义理解，“国耻”就是“国家的耻辱”。

    我呼吁在批判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更应该在每年抗战纪念日举行活动：国家领导人讲话，全国统一鸣警报、降半旗、全体国民肃立默哀。为此，我百般奔走，付出千辛万苦。在我的极力呼吁下，2002年9月16日，《辽沈晚报》记者王志东报道《187位知名人士倡议九一八之夜全国鸣警报1分钟》，反响强烈。勿忘国耻网http://www.wwgc.cc/qm/发起签名活动，目前各种签名人数已经突破百万。受此启发，成都民革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邓宇民推动成都市2003年9月18日鸣响防空警报。这也是除东北以外，第一个在9月18日鸣警报的省会城市。

    有人认为，王锦思仅仅为了推动设立“国耻日”。实际上，我很少提到“国耻日”。因为我国不是没有纪念日，而是在纪念日很少举行纪念活动。如果没有纪念内容和活动，再好听的名字，都没有实质性意义和价值。

    笔者认为，单纯被侵略和屠杀不是我们的“国耻”，这是“国难”，“国耻”应该是国家的缺陷和不足。但我们却是本末倒置，一直只记住了日本侵略和杀戮的“国难”，却讳莫如深，不知耻辱真相，忘记了“国耻”，却总提起“国耻”之名，羞提“国耻”之事，真可谓不知“国耻”二字。

    《孟子·离娄上》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人不可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那么，“国耻日”究竟“耻”在哪里？

    首先大多数中国人没搞清九一八怎么发生的，一再相信被篡改的历史，让蒋介石蒙冤。甚至不假思索地辱骂他人，实则自己多么愚昧可笑啊。

    长期以来，中国人都深信所谓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去命令其“不抵抗”的电令，多处历史记载云9月18日当晚，蒋介石连发十多份电报，要求张学良坚决不抵抗，结果张学良背黑锅，被诬为“不抵抗将军”，这些一度成为史家定论。

    笔者王锦思疑问，蒋介石没有对东北军的直接指挥权，以“爱国狂”自称的张学良何以能够听从一纸“不抵抗政策”而弃东北于不顾？何以不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以效忠“党国委座”至此？何以不允许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东北，却能听任日军为所欲为？何以后来防守锦州和长城抗战时，蒋介石与汪精卫数次令他抵抗他却撤兵？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说：“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见“不抵抗”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张。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名言深深地铭刻在心里。但是和人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九一八事变日本之所以胜利不是因为武器先进，传统的落后就要挨打的老理竟然颠倒。不是日军武器先进，而是东北军武器优于日本。拿更早的甲午战争说起，北洋舰队似乎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

    1931年的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留驻东北的是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和省防旅。奉天省内东北军6-9万，日本关东军兵力10500人。东北军不仅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在装备上亦有相当的优势。关东军没有空中武装力量，甚至在轻武器方面也没有东北军“捷克轻机枪”这样先进。9月18日，东北军代理长官张作相正在为父治丧，参谋长荣臻则忙于为父贺寿，第7旅旅长王以哲均不在军中。张学良整军不严，军中无主，给日军以可乘之机。东北军官兵接到不抵抗命令，没能尽到守土保家之责，或在床上酣睡，或抱头挨打，或拿拳头往墙壁上捶，抵抗者仅仅是张占元等少数官兵，并壮烈牺牲，任由日军长驱之入。北大营6800名士兵被600多日军赶了出去，沈阳失陷。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死亡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