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这番政策性导向的讲话时间，恰恰是占中国领土总面积达12.8%的西藏地区以特殊身份进入祖国大家庭之后的第6年，这个地区在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唯一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范围内存在剥削阶级制度的地区，而且是人类社会进程所出现的剥削阶级制度中最为黑暗和野蛮的制度，即封建农奴制度。1951年5月23日颁发的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简称为《十七条协议》，是以保留西藏现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方式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假若1959年3月达赖不搞反革命叛国活动的话，谁也难以推想今天的西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就这样准确无误地告诉人们：毛泽东、周恩来体制时期，人们的确没有讲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或“一国两制”这些词语，这是真的；但为了国家的统一，在一个地域辽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允许存在了一个完好的封建农奴制度，而它又比台湾和港澳不知要大多少倍的大西藏，这也是真的。人们不禁要问：“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成功实践究竟诞生在什么时间？周总理关于“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存在和发展”、“港澳同胞不要担心前途”，都表明了毛主席、周总理对港澳地区的政策态度。显而易见，两位允许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可以在122万平方公里的大西藏存在的领袖，为了国家的统一又怎么会不允许比这个制度文明多少倍的资本主义在特殊的弹丸之地港澳继续存在呢？

　　1972年10月，周总理在会见英国客人路易斯·海伦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现在两国存在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英国自然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参加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府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1974年5月毛主席、周总理会见在北京访问的英国保守党领袖希思时，明确表明了1997年前的二十三年期间，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二十三年后的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1974年周总理在病中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重申对香港采取特殊的政策，并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

　　在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这三十年期间，没有哪种媒体愿意宣传这个情况，愿意真实讲清香港回归的来龙去脉。而人们所看到的、听到的则大都是讲1983年以后如何如何，香港回归似乎就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那样简单！难道历史真的会被一些高干、媒体、学者遮盖得永远那么无奈吗？年近七旬的我，这些年来也时不时地质问自己、怀疑自己……但我还是坚信：无论怎样玩弄词藻，掩盖历史终究是徒劳的！

　　B、台湾今后的回归：别忘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纲四目”

　　台湾问题是不同于港澳的问题，是国民党失败逃至那里盘踞造成的。只因朝鲜战争的突发，而我们当时无力同时应付南北两个战场而错过了解放台湾的机遇。之后，党和政府就致力于和平解放台湾，这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如同一个人一样，把解决西藏问题的经验在解决台湾问题上达到了极致的发挥。从1955年5月至1963年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以“一纲四目”的形式浮出水面，而这个方针政策就是由毛主席、周总理亲手制定的，直到临终前他们一直坚信：“只要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毛主席语录），“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解放台湾，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就行”（周总理语）。

　　1955年5月13日周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和1956年1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都强调了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他们寄希望于台湾方面的人士能站在爱国的立场上，放弃以往成见促成国家统一，历史的呼喊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拥护，许多著名人士主动提出愿在国共两党间斡旋，推进和平统一。毛主席在会见这些朋友时提出了更为具体和可操作性方针政策。内容是：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以实现祖国统一；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双方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如果目前台湾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

　　1960年5月22日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要等待，台湾的解放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为贯彻这个总方针，中央还提出了四点当时相当惊人的意见以促进时机逐步成熟：（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2）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以上两条显示出中央允许台湾的军队继续存在）（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四十九年后的今天，当人们掀到这张历史画面时，又一个不同于西藏的“一国两制”的蓝图难道不是明明白白地摆在世界面前了吗？有谁还能再说“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方针呢？

　　三年以后，毛主席把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构想，通过周总理出面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加以转达并又进一步作了些说明。周总理在请张、傅二人写信时，还亲自把毛主席的构想简明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与陈诚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即（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与陈诚全权处理；（2）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并在信中表示，这些意见是中国政府的，今后，即便我们个人的政府职务变更，但上述的政府对台政策却是永不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