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认为：“如果群众只有对付日本的心思而没有组织，也就不能抗日。”（3）为此，八路军派出大批工作团、工作组，深入群众中。当日军深入山西腹地时，在八路军和山西新派的推动下，各地群众纷纷起来组成游击队，广泛发展抗日的武装斗争。

    作为华北游击战争骨干和支柱的八路军，在刚到前线时，只有两万八千余人，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朱德把扩大八路军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注重吸收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军，并对扩兵的方法以及新兵训练等问题都抓得很紧很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共同发布了关于扩军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持久抗战中壮大本身是极重要的任务”，“我工作人员初到新区域，开始一星期内应以深入宣传，争取个别扩大新战士为最中心工作”。八路军总部还明确规定，各师在两三个月内应该各组织2个新的团，总部的特务连要扩充为特务团，在蔚县地区的独立团要扩大为3个团的独立师。按照总部的指示，各师派出大批干部，到自己活动范围内人口稠密地区进行扩军。

    消息一传开，有不少男女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踊跃报名，入伍当兵，为八路军增加了新生力量。“随营学校”招生广告明确告示：愿学军事的可报考教导队，愿学政治的可报考学兵队。各报考站更是人山人海，青年学生们血气方刚，一被录取就毅然告别家乡父老投入艰苦的战斗生活。

    八路军在前线打了胜仗的消息传开后，山西的老乡感慨地说：没有八路军，山西早就完了。相应地，没有老百姓，八路军也就没有力量。因此，八路军除了打仗外，几乎天天做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朱德心里时刻不忘广大人民，常常奔走于群众之中。他有时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有时到老乡家谈心，有时到田野同老乡一起生产。他号召全体人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朱德便和家庭完全隔绝了，直到1937年抗战以后，才得以与家里通信。朱德与亲属的通信中，谈得最多的是革命形势和号召家人奔赴抗日前线，支援山西抗战，以及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

    十年中，朱德的儿子朱琦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巡捕，隐姓埋名，流落他乡。后来通过党的地下组织才找到了他，于1938年来到延安。到延安不久，在朱德“总司令的儿子更要上前线”的教导下，朱琦到了山西抗战前线。1943年，在山西方山县一次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时候，朱琦被敌人的机枪打伤了左腿，成了三等甲级残疾军人。

    朱琦是朱德唯一的儿子，却并没因为他是总司令的儿子而享有特权，而是与其他热爱山西大地，热爱山西人民的有志之士一样，把满腔热血洒在了这块热土上，把青春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在朱德的感召下，也正是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的努力和奉献，才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朱德一方面指挥八路军作战，取得了大大小小的一些胜仗，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深入群众，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伍，扩大抗日武装力量。

    朱德根据毛主席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率部挺进山西晋东南地区，开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朱德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战斗口号，率部一面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支队，以及总部直接派出的民运工作队和地方党组织相结合，分散到太行山区广大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成立抗日新政权。武乡县当时只有12万多人，就有9万多人参加了抗日团体，党组织也迅速壮大。成为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的骨干。区、县成立游击队，村村组织起抗日人民自卫队。同时，一批又一批工农子弟踊跃参加八路军，从城镇乡村到山庄窝铺，到处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真是“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