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擅长写东西，很多事情因年代久远而记忆模糊了。但要提起我在新四军五师抗战的事，我还是记得一些的。那个峥嵘岁月，留给我有苦有痛有欢乐，一串串零星的事儿，常常清晰地亮在我的脑际，好似一点星火，燃在苍茫的记忆深处。

    峰回路转

    一九三九年九月。枪炮敲碎了我的家。

    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白天在郑州城区狂轰乱炸，楼台组屋砰然倒下，大街小巷百孔千疮。我的妈妈在一次空袭中，倒在了血泊中。我的哥哥李民社，为报这家仇国恨，参加了国民党城防军，以为可以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军。我的爸爸李世英，是清末的翰林大学士，官至西安知府。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来军阀混战，他隐居郑州法院后街。如今家破人亡，李世英只好带着我逃荒。

    白天,有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狂轰乱炸，只好走夜路。途径信阳南，李世英病倒了，借宿在一家土屋里。土屋里的西边已有五、六个人住下了。其中有一个姓蔡的人会治病，他主动给父亲治病，二天之后，父亲的病好转了，我也和他们混熟了。原来，他们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成员。那个姓蔡的是这个抗日游击队的支队长。
 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我一觉醒来，冷得发抖。我爬到爸爸身边喊：“爸爸，好冷，爸爸……”可是他动也不动。我忽然有些害怕，鼻子一酸，哭了。哭声惊动了蔡队长，他们一起走过来。蔡队长认真查看了一下，就对我说：“你不要哭了 你爸爸已经……死了！”

    我大声嚷着：“不！不！我爸爸不会死的！”她小小的手还在不停的为爸爸梳理散乱的头发，哭着喊：“爸爸，你醒醒啊……”

    蔡队长带着几个战士，将我的爸爸的尸体卷起，抬到后山林中挖土坑，将要埋下去，我神经质的扑了过来，大喊道“
 “不哇不！爸爸……我要爸爸呀！你们不能埋呀……我以后一个人好孤单啊！呜……”

    稚嫩的童音，悲戚的声调，催人泪下！蔡队长擦拭着9岁的小民贞的泪脸，说：“好孩子，不要哭了……你以后你不会孤单的，我们都是你的好叔叔。我们送你上学读书”。

    父亲病死后，我立时成了孤儿，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只晓得凄惨哭泣，惶恐无助。蔡队长收留了可怜的我作他的干女儿，安排在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下属支队卫生所。我的命运峰回路转，从死亡线上获救。我非常努力地每天跟医生学着搓酒精棉球，帮伤员端水送饭，帮着作点杂活。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蔡队长，就是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的负责人蔡韬庵同志。不久，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打下了信阳县，把信阳地区作为我党抗日根据地之一，蔡韬庵同志任信阳县的县长。

    几个月后，蔡韬庵同志派一名战士，骑着一匹黄色的快马，穿过浓荫的山林，淌过弯弯的河水，送我到信南小学读书。后来，以陈少敏同志任校长的鄂豫边区洪山公学成立了。李民贞和信南小学的学生，就转到洪山公学小学部读书。洪山公学是鄂豫边区政府的一所正规的高级学府。学生有的是边区政府和部队抽调来的红小鬼和青年战士，有的是从敌后跑过来的小学生，有的是抗日军烈属的子女。1943年洪山公学小学部与直属第三小学合并为实验小学，校长是牛健。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和教材，随着战争进展随时夜行军转移教学。教师自编教材，以农舍、山坡、田间地头为校址。以背包、膝盖为课桌。以树枝、土块为粉笔。我们和同学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不顾生命时刻受到日寇的威胁，顽强刻苦地学习。还积极配合前线部队救护伤员。我先后担任过学习组长、宣传委员、班长等职。

    在战火中成长的洪山公学和实验小学，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后备力量。学生们在一律是统一军装，一律是供济制，一律是军事化的生活。学军事，学文化。几年之后，这个学校的学生如黄国诚、孙维理、易仲贤、杨铸新、刘子跃、魏鸿宾、胡治江、胡志国、欧阳昭、冯屏、万众一、童鸿影等同学遍布抗日前线，活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发挥着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