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他年仅13岁即投身革命，21岁时就担任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由于他一生大公无私、忠于革命、心系群众、实事求是、立场坚定，而且有着极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因此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誉。但也因为他为人正直，宁折不弯，因此一生也屡遭磨难。在三次身处逆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都对他出手相救。

    身处绝境时，毛泽东发出“刀下留人”的指示——一救习仲勋

    1935年9月，代表党中央的一些思想极“左”分子到陕北根据地搞起了“肃反”，他们荒唐地把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定为“反革命分子”关押起来，罪名是“右倾投降”，原因是他们在争取敌军上层起义和中间力量时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在被关押审查的日子里，“肃反”代表们对习仲勋等人采取了逼供式的法西斯手段，强迫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面对审查和逼供，习仲勋据理力争，逐条驳斥，结果又被扣上了“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罪名，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审讯。由于习仲勋死也不承认自己和刘志丹等人是“反革命分子”，得不到满意答案的“肃反”代表们决定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

    此时，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来到了陕北吴起镇。在陕北根据地的墙上，毛泽东看到了很多以前贴上去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他在心里牢牢记住了“主席习仲勋”的署名。陕北根据地民众革命热情高涨、红军战斗力很强、各项工作开展得很好，这让毛泽东坚信边区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的同志。因此，当他听说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是“反革命分子”马上就要处决时非常震惊。他立即和中央其他领导商议，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组成一个工作组，由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带领火速赶到瓦窑堡，要“肃反”代表立即放人。当时，“肃反”代表们已经挖好了活埋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土坑，毛泽东的指示若晚来4天，他们就不在人世了。

    习仲勋等人被释放后，毛泽东立即派人调查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很快查清，所谓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反革命罪”都是凭空捏造。于是，毛泽东立即给他们平反。此后不久，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会见了刘志丹、习仲勋。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习仲勋时很是惊讶，他没想到这个陕甘边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竟然刚满22岁。毛泽东和习仲勋进行了长谈，对习仲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鼓励他大胆工作。很快，习仲勋就担任了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等职。”

在关中任职时的习仲勋（右三）和战友们

    身处困境时，毛泽东保护了习仲勋——二救习仲勋

    1956年9月，习仲勋到国务院工作。1959年4月，习仲勋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大量的国家事务。这期间，发生了小说《刘志丹》事件。

    1956年，作家李建彤写了一部小说《刘志丹》。因为习仲勋和刘志丹一起战斗、工作过，李建彤便请习仲勋帮助审阅。习仲勋怀着对老领导、老战友刘志丹的深厚感情认真地阅读了小说，并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特别提到涉及高岗的内容要慎重。李建彤根据习仲勋的意见多次修改小说。1962年，小说刊印少量样书征求许多老同志的意见，并送给了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周扬审阅。

    周扬看后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可以出版，并应大力宣传。7月底，《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开始连载小说《刘志丹》。此事很快引起了康生的注意。康生曾主编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当时担任中央文教小组理论组组长，并领导着中央党校的工作，可以说掌握着党内理论工作的领导权。在1943年的“整风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中，康生大力推行“左”倾路线，对许多革命干部进行打击，为此遭到习仲勋的坚决反对。对此事，康生一直怀恨在心。正好此时国内的政治风向有了很大转变，“阶级斗争”被提上了日程，毛泽东正在批判彭德怀所谓的“翻案风”，康生便决心借此整倒习仲勋，因此到处宣传说《刘志丹》就是为高岗翻案。

    其实，此时发表的小说《刘志丹》已是第六稿，里面早已删去了有关高岗的内容。但康生却派人找来了已经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刊印后送到中央会议审查。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大家对小说进行批判，说小说就是为了给高岗翻案。在他的蛊惑下，会议由批判彭德怀转而连同小说《刘志丹》一同批判。康生还捏造出一个“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在9月24日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私自写了一个纸条递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专注于会议讲话内容，未及多想就念了一下纸条：“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于是，康生便以此作为毛主席语录大造舆论。三天后，习仲勋被停职，开始接受康生负责的专案组长达半年的调查。调查结果是：习仲勋是“反党集团”的头子，应开除党籍和公职。但毛泽东没有同意，而是决定安排习仲勋到党校学习，保留党籍和公职。康生没有罢休，继续编造“黑材料”，建议中央对习仲勋进行“重处理”，妄图置习仲勋于死地。毛泽东还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只是撤销了习仲勋副总理的职务，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身处险境时，毛泽东同意接走了习仲勋——三救习仲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并没有忘记远在河南的习仲勋，他决定对习仲勋下手。于是，他授意北京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串联西安、洛阳的红卫兵、造反派开始对习仲勋进行揪斗。他们先是在洛阳揪斗习仲勋，之后又押到西安继续揪斗。周恩来总理一直惦记着习仲勋这个得力助手，当他得知习仲勋的处境时，就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希望能对习仲勋进行保护。毛主席表示同意。周恩来马上派人向揪斗习仲勋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习仲勋是群众领袖，不再批斗他。1968年初，得知习仲勋的身体快顶不住了，周恩来又报经毛泽东同意，派飞机飞赴西安接习仲勋进京，交给卫戍区监护，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把习仲勋保护起来了。从此，习仲勋生活得到了改善，处境好了起来，身体也得到了恢复。

    “党的利益放到第一位”——一赞习仲勋

    1935年11月，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习仲勋时就对这个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娃娃主席有了良好的印象。经过与习仲勋谈话，毛泽东了解到习仲勋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头脑清楚，办事周到干练，适合委以重任。1936年1月，习仲勋担任关中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等职，抗战爆发后，又任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为党中央守护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长达6年之久。6年间，习仲勋领导关中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制造的各种摩擦、蚕食等破坏活动，使关中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贏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2年10月，党中央召开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崇高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泽东亲笔为习仲勋写下了“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题词予以表彰。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二赞习仲勋

    1945年10月，原西北局书记高岗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新的西北局领导人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6年6月，习仲勋担任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这一年，他年仅33岁。1947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习仲勋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3月，又任命他担任西北野战军副政委。

    “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三赞习仲勋

    1952年初，担任西北局书记兼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了《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向中央汇报了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报告内容丰富详尽，论述精辟，为今后中央做好大西北工作提供了很好的蓝本，毛泽东阅后非常满意。正在这时，薄一波来汇报工作，毛泽东便对薄一波说:“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脱口而出:“年轻有为”。此话一点不假，因为此时不到39岁的习仲勋已经为中央主政大西北好几年了。不过，毛泽东在延安时候就曾用“年轻有为”形容过习仲勋。此时，他又由衷地说:“他如今已经炉火纯青了”。这是毛泽东对习仲勋工作的很高评价，也是由衷的赞扬。

    “你比诸葛亮还厉害”——四赞习仲勋

    习仲勋主政的大西北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文化落后。争取青海藏族昂拉部落的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建国后成功解决民族矛盾的一个典型。项谦在1949年底勾结国民党残部发动叛乱。叛乱被平息后，习仲勋领导了争取项谦、瓦解敌军的工作。1950年8月，项谦归顺，但很快又背信弃义。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在习仲勋的领导下与项谦谈判达17次之多。期间，项谦反复无常，大家非常愤怒，认为他已经没有争取的可能性了，主张大军进剿，消灭项谦，但习仲勋却没有放弃争取工作。在项谦第八次反复后，解放军于1952年5月1日发兵平叛，3日胜利结束。战败的项谦不敢出面，许多人认为此时争取项谦已经没有意义。但习仲勋仍真诚地坚持争取项谦。8月，项谦彻底醒悟，真心归顺。项谦的归顺对昂拉地区的藏族、对青海藏区，甚至对甘、川、藏、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工作有着重大意义。事后，毛泽东对习仲勋说:“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五赞习仲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了各项建设，中央和国家机关都需要大量有工作能力的干部，开始从各中央局抽调干部进京。毛泽东想起了在西北的习仲勋，知道他有良好的政治水平、深厚的理论素养和较高的工作能力，于是亲自点名习仲勋任中宣部部长。一天，毛泽东对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和胡乔木说:“告诉你们个好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952年9月，习仲勋上任。他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宣传工作做得十分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