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习仲勋刚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岗位上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的职务。他接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通知秘书长张德生召开西北局统战部干部会议，亲自传达中央指示，并对陕甘宁边区如何贯彻中央指示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陕甘宁边区一直处于国民党部队的包围之中。它的南面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20万大军，西面是马鸿逵的两个骑兵师，北面是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指挥部及其所属二十二军和保九团，东面则是滔滔黄河，与晋绥解放区隔岸相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有22个县的建制，150万人口，两万多军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非常严峻。

　　习仲勋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对边区及其周边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在分析形势的时候指出：敌人的力量和装备都比我们强，但是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特别是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我们是能够打败敌人的。为了保证自卫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发动群众，做好战备工作，同时要根据中央最近的指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特别要加强对国民党部队的策反工作。他进一步着重就如何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策反工作作了具体细致的分析。他说：从周边形势来看，北线是敌人的薄弱环节，那里驻扎的是国民党的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都是国民党的“杂牌军”，与蒋介石和胡宗南有矛盾。“杂牌军”内部也有矛盾，而且封建意识浓厚，从井岳秀(辛亥革命以后派驻陕北的镇守使，二十二军的创始人)到现在的左协中(二十二军军长)，一直是以乡情、亲情为纽带，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和他们有过较好的统战关系，现在我们要尽可能保持这种关系，并且要冲破他们的封建意识，利用他们和蒋介石、胡宗南的矛盾，对他们进一步做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特别是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官兵，和我们站到一起，反对蒋介石，反对内战，反对榆林地区的亲蒋分子和特务分子。这项工作做好了，对我们粉碎蒋介石、胡宗南的进犯是非常有利的。

　　会议经过讨论做出决定，由西北局统战部和绥德地委统战部具体负责对榆林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抽调关中分区干部师源担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协助和加强对榆林国军的策反活动。会后，习仲勋又派延属地区专员曹力如和绥德地委副书记刘文蔚北上榆林，与胡希仲取得联系，了解榆林上层具体情况，特别是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官胡景通和副指挥官胡景铎兄弟的动态，以便争取和策动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反蒋起义。

　　胡景通和胡景铎是著名爱国将领、旧民主主义革命家胡景翼将军的胞弟，排行为五、为六，人称“胡老五”、“胡老六”；胡希仲则是胡景翼的儿子，人称“胡大少”。胡景铎和胡希仲年龄相差无几，他们与习仲勋不仅是富平同乡，而且曾在立诚学校同学，青年时代在一起参加过革命活动，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他们虽然各奔东西，但仍不绝书信往还。胡景铎和胡希仲两叔侄思想进步，早有投奔边区参加革命队伍的愿望，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党组织曾指示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部队中，借重胡景翼的影响，为抗日进行统战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们先后回到了富平，率领部属和家乡子弟千余人北上榆(林)横(山)地区，暂栖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麾下，胡景铎受任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希仲受任晋陕绥司令部参议。他们的目的是要投奔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他们到达榆横之后即与习仲勋秘密联系，希望得到习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习仲勋派遣曹力如和刘文蔚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榆林与胡希仲见面。

　　胡希仲向曹力如和刘文蔚报告了榆林国民党上层动态。他说：八十六师是二十二军的主要力量，新任师长徐之佳是军统特务，是蒋介石派来监视邓宝珊并进行反共活动的主要人物。邓宝珊将军目前对国共纷争抱观望态度，尚无公开反蒋迹象，而他五叔胡景通是听命于邓宝珊的，现在策动他们举行起义的条件尚不成熟。而胡景铎则不同，他既已表明了坚决反蒋的态度，又在他的部队中秘密联络了一批进步分子，随时准备投奔边区。因此，由胡景铎发动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请习仲勋速派人去横山县波罗堡(陕北保安指挥部驻地)与胡景铎联系。

　　曹力如和刘文蔚把他们了解的情况向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当即决定把对北线国军的策反重点放在胡景铎身上，并派师源去波罗面见胡景铎。

　　师源与胡景铎也是老同学、老朋友。故友相逢，无所不谈，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胡景铎明确表示，他决心跟共产党走，他的一切行动听从习仲勋同志的安排，并请习仲勋同志帮助他早日加入革命队伍。师源完成使命后即回绥德。

    1946年时的习仲勋

　　习仲勋亲自到绥德听取了师源波罗之行的详细汇报。随后，他又召集绥德地委常委会议，共同研究如何帮助胡景铎起义的问题。习仲勋在会议上对策动胡景铎起义的意义和起义准备工作，作了详细分析与说明。他说：毛主席对我们北线工作非常重视，目标是解放榆横，为边区自卫战争取得更多的回旋余地。现在我们统战工作的重点在波罗，把那里作为策反的突破口。胡景铎这个人思想比较进步，是可以相信的，我们要继续做工作，给他提供帮助，争取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起义过来。这件事情办好了，可能影响很大，有利于我们彻底解决北线问题。习仲勋指示师源再去波罗与胡景铎商议，在他的部队里建立党的组织，作为起义的核心力量，再从边区派一批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到他的部队，为起义做准备。他说，我们的方针是“建党建军，准备力量，长期隐蔽，待机而动”。

　　1946年整个夏天，按照习仲勋的部署，从绥德到波罗，围绕着胡景铎起义展开了频繁的秘密活动。

　　5月间，由习仲勋介绍，经党中央批准，胡景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胡景铎的要求，入党日期定于7月1日。

　　接着，中共中央西北局讨论了胡景铎提出的党员发展名单，批准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歧、李振英、杨汉三、魏茂臣等同志入党，入党日期定于8月1日。与此同时，由边区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的40多名军政干部，以各种不会被敌特察觉的方式进入波罗、石湾等陕北保安团驻地，由张亚雄、李振英等地下党员“合情合理”地安排到各个连队，秘密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

　　6月底，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向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东北、华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各个解放区发动进攻。

　　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形势更加紧张起来。胡宗南在南线加紧调集兵力，把战车推向边区门口，同时命令北线的部队向边区进攻，企图对边区形成南北夹攻的态势。但当时，胡宗南还有六个师远在河南和陕南，一时不能到达进攻边区的前线，因而短时间内还无力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习仲勋向毛泽东汇报边区战备情况和对北线敌军进行统战工作情况的时候，毛泽东指示他：抓住时机，进一步加强对北线敌军的统战工作，同时集中兵力组织北线战役，用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北线问题，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胡宗南的进攻，并为边区自卫战争扩大回旋余地。

　　习仲勋深刻理解毛泽东的这一重大决策。7月1日，他在延安花石砭召集西北局常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集中讨论了策应胡景铎起义和组织北线战役的问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习仲勋同志的分析，即榆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力量比较薄弱，但与胡宗南互相配合，南北呼应，是对我后方的严重威胁；特别是横山县内的石湾、高镇、武镇等地，是敌二十二军和陕北保安指挥部的前哨据点，像插进我边区的几把刀子，战时将直接妨碍我军在陕北的活动。因此，策应横山起义，组织北线战役，消除北线国军对我的直接威胁，进而为解放整个榆横地区创造条件，这对于边区自卫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对榆横敌军的统战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以胡景铎为首的进步力量已经表明了坚决反蒋和积极靠拢我党的态度，在其部队里已经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加上我们把接应工作做好，成功的把握很大。但是，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加之榆横地区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要对组织起义和接应起义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想得多一些，行动计划应十分周密。会议经过讨论提出了三种行动方案；第一，在解放军的支援下，力争横山起义取得全部胜利，胜利后乘势夺取榆林，彻底解决北线问题。第二，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还不能对榆林组织有效的进攻，就先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使榆林失去西南屏障，待条件许可时再进攻榆林。第三，起义一旦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胡景铎立即撤出原防，率领他的骨干部队进入边区，边区予以接应。

　　会议还做出了两项相应的决定：一是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负责北线战役的准备，支援和接应横山起义；一是派西北局统战部范明处长到绥德，准备去波罗与胡景铎协商起义的具体计划。

　　8月下旬，习仲勋作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司令员贺龙去晋绥解放区指挥作战)，与王世泰、张仲良等军事领导干部举行会议，按照花石砭会议精神，讨论了北线战役的部署问题，成立了北线战役作战指挥部，由王世泰和张仲良分别担任正副指挥，负责制订作战方案，指挥作战。

　　会后，习仲勋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呈递了一份有关北线战役的方针和计划的书面报告。毛泽东于9月2日批示：“即照所定方针去做。”

　　北线战役的计划得到毛泽东批准后，习仲勋立即到绥德检查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指派范明带上他的亲笔信去波罗会见胡景铎，传达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并就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当面商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