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着淅淅沥沥的雨，听得见石川河水在哗哗流淌。擦去窗玻璃上凝满的水汽，我贪婪地往外看，山冈上烟雨迷离，树木葱茏，显出新开垦的痕迹。那些树行距规整，高矮相当，长得蓬蓬勃勃，欣欣向荣。当地朋友说，这是新引进的柿子树，果实如乒乓球大小，经济价值高，是县里的特色产业。

    我回头再看，被雨水洗得闪闪发亮的叶片中，果然有密密麻麻的小红果缀满枝头，如漫天星光。公路两边种着的一片片油菜，花期已过，正在结籽，一阵阵湿漉漉的风吹过来，颗粒饱满的枝干在轻轻摇晃，像初孕的少妇蹒跚而行，沉静而雍容。

    9月的黄土高原，该红的正在红，不该绿的还在绿，如同3月的江南，青山绿水，细雨霏霏，那景致让我感到惊奇，也感到舒畅。

    1

    回到阔别73年的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看过我不足两岁时曾经跌跌撞撞进出的红二方面军指挥部，也即后来的八路军一二○师司令部，又看过镇中心他读过书的立诚中学，接着去瞻仰他长眠的墓地。

    他是党内大名鼎鼎的青年才俊，早在延安时期就大名鼎鼎，经常受到毛泽东的称赞。1934至1935年，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困下，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唯有他参与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就是冲着刘志丹、高岗和他共同创造的这片革命根据地而去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从此才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抗日大本营。

    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路边的大树上，村落斑驳的墙壁上，到处看见张贴着历经风吹雨打的署名“主席习仲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心里暗自想，这个习仲勋，职位如此高，威名如此响，肯定是个年岁不小的革命者。听到陕北也受到极“左”路线祸害，刘志丹和习仲勋正被肃反队关押，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毛泽东大吃一惊，火速传令刀下留人。到了瓦窑堡，面识这个20出头刚被释放的陕甘宁边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十分惊讶，脱口说：“这么年轻！”

    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的从容和练达，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纷繁的群众工作中显露出来的领袖才干，他对党中央各项战略决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他在战争形势下对革命事物的正确判断和处理，更让人刮目相看。有一次，毛泽东当面夸奖他说：“你比诸葛亮还厉害！”还有一次，毛泽东评价他的工作能力，运用了“炉火纯青”这个词。在遴选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52年，习仲勋从西北局书记的任上奉调进京，毛泽东对他在中宣部任职的老秘书胡乔木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回到庄里镇寻找童年的脚印，我之所以想起这位当年以年轻著称的老革命家，把瞻仰他读过书的立诚中学，拜谒他长眠的墓地，作为我的必去之地，不仅因为他多次受到毛主席赞赏，也不仅因为他就出生在离庄里镇只有25里的淡村镇中合村，他13岁读过书的立诚中学，就在我生活过的庄里镇，还因为他曾经是我父亲贺龙的亲密战友和搭档，两个人在3个年头两年多的战争岁月中，互相仰慕，休戚与共，至今仍让我们这些后辈感到惊奇和向往。这么说吧，在那些夙兴夜寐的日子里，他和我父亲经常同吃一锅饭，同乘一辆车，有时还同扯着一床脏兮兮的军被在路途宿营。虽然他比我父亲小17岁，但以他的资历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同样是我们的父辈。

    2

    我父亲和习仲勋第一次见面，是在关中腹地的泾阳县云阳镇。那是1937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部署，我父亲率领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方面军驻扎在富平县庄里镇，司令部设在镇上大南巷的张家大院，等待改编成八路军一二○师。当时红军前总在云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的意义和有关事宜。会议决定由关中选派一批兵员补充改编后的一二○师，直接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杀敌。

    会后，关中特委一位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就关中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兵员选调问题，专程到庄里镇来拜会即将出任一二○师师长的我父亲。我父亲对关中特委的热情周到，对那位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谦逊而又精诚的谈吐，印象深刻，一再对他表示感谢。那位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这时对我父亲说，贺总，你知不知道，我就是富平人，你们驻扎的庄里镇上的立诚中学，是我读书的母校，而且我就是在这所学校参加青年团，投身革命的。现在你们就要从这里出发去打鬼子了，我们组织人民群众支持自己的队伍，还不应该吗？

    是的，那位关中特委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就是习仲勋。和毛泽东与他第一次见面一样，我父亲当时感到他这般平实，这般沉稳，不禁在心里惊叹：难怪毛主席这么看中他，赏识他，年轻有为啊！

    从庄里镇回去后，关中特委在关中部队和游击队中层层动员，精心选拔，抽调了500名优秀红军和游击队战士，编成一个补充团，由特委宣传部长郭炳坤亲自带队，开到庄里镇向我父亲报到。望着这支士气高昂，几乎清一色由西北汉子组成的队伍，父亲大喜过望，一个个捶着他们的肩膀说，好样的，你们在黄土地上长大，服西北水土，我要把你们用在刀刃上。还说，你们的习书记真是慷慨啊，给我送来了真正的子弟兵。

    几十年后，父亲已不在人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同志撰文回顾说：“那时我任关中特委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民军领袖、南昌起义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仰慕已久。我同他会面时，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关向应、甘泗淇也在那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贺总那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几度在贺总的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曾随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长期相处，贺总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习仲勋传》263页）

    习仲勋说的和我父亲贺龙“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指的就是1947年7月到我父亲1949年10月离开西北，挥兵进军大西南那段日子。在这之前，他用了12年，从陕北的群众领袖成长为党和军队领袖集团中的一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猖狂进攻延安，他担任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在4个多月里，协助比自己年长15岁的彭总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至此，西北野战军扭转了整个陕北的战局，开始转入内线反攻。

    1947年7月21日，鉴于战争形势突飞猛进，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将我父亲贺龙统帅的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决定，由我父亲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中央作出这个决定，说得通俗些，是此后由彭德怀在前线管打仗，由我父亲贺龙统管后方，这样，前方与后方便达成具有战略纵深的一体化了。

    因为经受战争反复摧毁的西北，土地贫瘠，存粮少，后援严重不足，边区的兵员补充和粮食、弹药供给，此时成了西北野战军转入大规模作战的瓶颈。加上后方机构庞大重叠，人员冗杂众多，工作忙乱无序，正在进行的土改工作又出现了严重偏差，如果不做此战略调整，解决后方机构重叠、效率低下，尤其是如何发动群众，生产和筹措更多粮食支援前方的问题，期待中更大规模的解放战争将失去依托，难以为继。前提是，我父亲需要把他从湘鄂西带来并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特别是被一个军事统帅视为生命的三个野战纵队交给彭德怀指挥，由战场指挥官改为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的粮草官；习仲勋同志也要撤出战场，回到后方与我父亲同甘共苦。但在党的决议面前，我父亲和习仲勋都毫无怨言，毅然赴命，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3

    在以后的两年零三个月里，我父亲和习仲勋风雨兼程，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反复在黄河两岸奔波。与指挥千军万马打仗不同，做机动性极强、消耗力极大的野战部队后盾，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整天在群众中穿梭，动员一切力量为前线服务。

    而从边区向四周蔓延的战争，就像一棵大树，把无数条根须伸向后方：抬担架，救伤员，做军鞋，修筑工事，筹措粮草，运输各种军需物资，整顿内部组织，肃清奸细，动员参军，接受和改造俘虏……哪方面都不能懈怠，不能耽误。前线和中央机关向后方要人，要粮食，要子弹，一个命令下来，第二天顶多第三天就必须送到。

    然而，在极短的时间里，父亲和习仲勋运用他们驾轻就熟的指挥艺术，迅速组织了两万游击队和十万民兵，像天罗地网般撒在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拔敌据点，伏敌车队，夺敌给养，缉查敌特，有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边区遭受连年大旱，农业歉收，财政经济困难，动员群众发展生产是决不能延误的事情，可青壮年都上前线了，乡村只剩下一些老人、妇女和孩子，劳动力奇缺，那就精兵简政，紧缩开支，调整学校课程，把从机关和学校挤出来的工作人员全部赶下去种地。

    当然，与一切群众工作比较起来，为前方筹集粮草，输送军事物资，是十万火急雷打不动的第一要务。部队打到哪里，粮食就要送到哪里。当时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6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两万人。8万人每月需要粮食一万六千多石，一粒都不能少。在父亲和习仲勋主政后方的头半年，仅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直接打来的催粮电报就多达20多份。两人睁开眼睛，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催粮和运粮。为保证前线不断粮，父亲和习仲勋不惜从边区仅剩下一个正规旅的部队中抽出两个团，专门去做买卖，把边区的土特产贩往国统区出售，换回战争急需的粮食和物资补充部队。父亲交代，这两个团从敌占区弄回来的给养，在陕北我方无论碰上哪支部队，可就地征用。

    晋绥是父亲经营多年的老地盘，比陕甘宁富庶一些，父亲利用自己的威望，从老根据地群众中一年征得的军粮，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总和。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战斗多年，经略多年，熟悉每个区县的民情、社情和土地的收成，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患难与共的鱼水深情。他深入绥德、米脂、清涧一带征粮，亲眼看到老百姓宁愿吃糠咽菜，也要把节省下来的那点粮食送给部队，有的还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来，连夜炒干充当军粮。在清涧县东区直川山，有个当年曾跟着他闹红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干面，心里非常难过，急忙把坚壁在后山的5升麦种、3升豌豆种取回来，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捎到延安送给毛主席。

    4

    寒冬来了，父亲和习仲勋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历史上著名的土改纠偏。因为新一年就将到来，解放区在不断扩大，而土地是群众的命根子，也是战争的命脉，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不仅来年的春耕和秋收将受到极大影响，而且任由极“左”风潮蔓向全国，势必让战争后方大乱，以致断送前方官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尤其习仲勋在陕北土生土长，又最早在陕北发动和领导革命，熟悉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早在小河会议期间，他就注意到了边区土改中出现的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的错误做法，指出此种偏向必须得到纠正，不论这股风是由谁吹起来的，有着怎样的权威。

    这里需要交代一段历史背景：1947年1月，身为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率队在晋绥进行土改试点，提出了一个所谓“化形地主”的错误概念，他认为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不可能再揪出地主和富农。因为老区的地主富农都把财产转移到工商业上去了，有的因交出了土地而成了劳动者，所以必须“查三代”，即只要往上三代够地主条件的，都属“化形地主”，并列入斗争对象，连破产了也算在其内。“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康生叫得最响并推向解放区的口号。之后，土改工作团把这些极“左”做法和口号带向边区各地，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风起云涌，泛滥成灾，老百姓称为“大锅里煮牛头”。骇人听闻的是，当时在晋绥实行捆、打、吊、磨、拔胡子、喂粪等肉刑，竟不下15种之多，结果把许多人查成了破产地主或富农。有些干部，只要与地主富农沾边，即被当成“石头”搬开。在如此高压下，不少地方出了人命，其中静乐大夫庄一次就逼死3个人。

    1947年11月，为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西北局特地在阳湾大场内召开了一次布置土改的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史称义合会议，虽然与会者对土改中的过激行为心知肚明，但那是主持过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康生搞出来的，大家噤若寒蝉，讳莫如深。“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会议甚至把这样一副对联当成斗争原则。父亲和习仲勋因暂时难以纠正这种偏向，不禁忧心忡忡。

    1947年12月下旬，父亲和习仲勋去米脂县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会议期间，习仲勋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陕甘宁晋绥边区的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还有自己对边区土改和形势发展的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会议结束时，新的一年已到来，习仲勋和我父亲兵分两路，我父亲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主持工作，习仲勋率领工作组直接到绥德、米脂县传达中央12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土地改革，开始从绥德地委着手纠偏。

    1月4日，在杨家沟中央会议结束后的第7天，即致信西北局并转党中央，汇报绥德各县在土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土地改革应沿着什么方向前进，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毛泽东看到这封信，立刻给我父亲和习仲勋及西北局发来电报，表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地委启程前往子洲县检查工作，连续3天，没白没夜地找各级干部和群众谈话，了解土改进展和遇到的问题。他交代这些同志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有思想包袱，实际工作中是什么情况就说什么情况，不得隐瞒，也不能夸大。接下来的两天，出席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听取每个人在会上的发言。

    习仲勋在子洲整整待了9天，这是扎扎实实搞调查研究的9天，勤勤恳恳走群众路线的9天。9天下来，他看到极“左”倾向造成的祸害，血泪斑斑，触目惊心。例如有些地方把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演变为浑水摸鱼，少数人乘机打秋风，吃大户；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对准干部，连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家属也在其列；有些地方把贫下中农的东西也一律没收。某些机关、学校没有地主富农可揪，便揪自己的同志，如边保的马夫把同为马夫的班长当恶霸揪出来斗了，名曰让贫雇农翻身；绥德干部子弟小学把十几名八九岁的孩子打成狗腿子。至于肉刑，更是司空见惯，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有用滚油从头顶浇下当场把人烫死的，有逼着斗争对象的妻子剖腹自杀的……

    1月19日，习仲勋第二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土改纠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电报列举了9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起中央重视。他特别强调：“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在接到电报的次日，复电习仲勋，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而且继续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各解放区，指示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习仲勋半个月内从土改一线发来的两个调查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思考。他想到了各地群众在土改中将迸发前所未有的热情，但没想到若不加引导，也会走入歧途。不过，让他高兴的是，从习仲勋的思想水平和严谨工作态度上，他看到了一颗政治新星正在冉冉升起。2月6日，毛泽东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和农会的组织形式等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习仲勋第3天就回电了，对三类不同解放区的概念作了清晰界定，并建议土地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他的意见和建议有理有据，显然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对习仲勋的电报稿亲笔作了修改和校订，再一次转发各解放区。

    在这次有关土改纠偏的调查研究中，习仲勋走群众路线，时间长，专注度高，巡视面广，领风气之先，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掩饰矛盾。最难得的，是他每到一地，都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收到回电后，又把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研究、思考和疑问，放到实践中去验证，并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充当了毛泽东土地改革的特使和拨乱反正先行者的角色，因而引起全党的关注。调查研究归来，他迅速与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边区政府三方领导层达成共识。紧接着，我父亲和习仲勋，还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马不停蹄，各自带领工作组奔赴分区和各县纠偏。用我父亲后来的话说，纠偏如救火，他们是“追着纠”、“跑着纠”。到这年的4月，事态得到了有效控制，西北的土地改革终于回到了正确轨道。

    5

    但是，原本大快人心的一件事，却让一个人从此怀恨在心，期待秋后算账。他就是在西北土改中率先推行极“左”路线的康生。

    14年后的1962年秋天，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利用仅发表部分章节的历史小说《刘志丹》，对习仲勋发动突然袭击，诬陷他勾结小说作者李建彤，阴谋为高岗翻案，把习仲勋从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位置上打落下来。具体过程是，康生在会上交给毛泽东一张字条，毛泽东打开字条一念：“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康生立刻把这句话当做毛主席语录广为散布。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生是在报当年的一箭之仇，这个说别人搞阴谋的人，自己就是个阴谋家。

    险些被极“左”路线杀害的习仲勋，为14年前在土改运动中反“左”纠偏付出的代价，是从此后背负16年冤案，先被贬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一个小小的副厂长，后在十年“文革”中又被关了8年监狱。当1979年他获平反昭雪，中央决定派他去广东“把守南大门”时，他已经是个66岁的老人了，虽然中央很快让他接任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他奉小平同志之命，正是在此期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和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同志在中南海散步时，说出了那句让他感到欣慰，却让我们为极“左”阴影笼罩了中国几十年感到沉痛和辛酸的话：“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