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中共在延安的对外接待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窗口与桥梁作用。对参访者而言，一方面是有了更加直观的感性认识:当地艰苦的物质条件与高昂的精神面貌形成了强烈反差。海伦·斯诺说，在延安居住几个月后，她观察到所有现象中最主要的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的“集体精神”，“这是一种由高尚的风格和高度紧张所产生的精神力量”。陈嘉庚对比了重庆和延安的种种，认为国民党政府“虚浮乏实”，奢靡浪费，“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迹不见”。另一方面是激发了理性的深刻思考:从社会生活的表象观察到中国的未来。美国人拉铁摩尔曾在中国农村广泛旅行，通过对国民党统治区和延安实地考察的对比，认为“共产党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成功地赢得了农民的信任”。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总结说:“离开延安时，我对共产党只有一个信念:他们比中国其他任何组织都更全心全意地抗日。”那些原本对中国共产党陌生甚至疑惧的外界人士到延安访问后，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评价开始由负面、中性转为好评，并在之后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诸多帮助。例如，陈嘉庚多次在华侨中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募捐，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组织印刷发行《华商报》提供方便。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借助和美军观察组建立的良好关系，于1945年8月25日由美军飞行员驾驶美军运输机，将刘伯承、林彪、陈毅、邓小平、滕代远等十几位军事将领从延安安全送抵山西黎城，为之后的战略部署抢得了宝贵时间。总之，延安时期是中共各条战线工作方法不断发展成熟的时期，对外接待工作是其中一个方面，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仍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研究学习。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