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面对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锻造出“政治坚定、联系群众、作风过硬、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创造了“第一等工作”，铸就“苏区干部好作风”，为党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实践基础，也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宝贵经验与深刻启示。

    掀起调查研究热潮

    毛泽东是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的最早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深刻阐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本人率先为全党树立了榜样。他在中央苏区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如仁风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每一次调查，毛泽东都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都认真做好准备，与被调查对象交知心朋友，千方百计让群众讲真话，讲心里话。他说：“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所以，每次调查，毛泽东都能得到真实情况。

    调查后，毛泽东还要研究，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调查，将调查得来的真实材料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和研究，从中得出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结论，制定出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也是调查研究的目的。如雩都县罗坊区三门滩乡在推销经济建设公债时，发生了摊派、命令、强迫等问题，“该区委、区苏感觉到这问题的严重，立即派人到该乡调查，明了真相后，当即召集全乡党团员及全乡代表大会，严格指出该乡苏干部李汉盛官僚主义及摊派命令强迫方式，给了无情的打击……不(到)二天的时间，该乡劳苦工农群众自动的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一千余元，集中现金九百余元”。

    除了自己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之外，毛泽东还强调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为此，他还亲自为红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制定了详细的社会调查大纲，要求他们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从1929年到1932年春，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掀起了一股调查研究热潮，从而培植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

    践行“十带头”，争当“四模范”

    中央苏区时期，苏区干部践行“十带头”，争当“四模范”，“真心实意为群众”。正如毛泽东在兴国县一次讲话中指出的：“每个共产党员对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时刻都要叨念‘争取群众’。”

    党和苏维埃切实为群众谋利益，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使农民分得了土地，得到了最大的利益；翻身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党和苏维埃政府帮助群众组织起耕田队、换工队、犁牛站、耕牛合作社以及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等，使得一个一个困难都得到解决。

    苏区干部以身作则，做了很好的典范。如中央苏区实行“礼拜六义务劳动”帮助红军家属制度，“每个机关工作人员在每星期实行优待红军家属的一日，定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实行礼拜六的工作时间，必须算足四小时……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工作包括着替红军家属做一切关于土地、山林以及砍柴、挑水等日常家事的工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身体力行，作出表率。毛泽东带领工作人员挖“红井”，帮助沙洲坝人民解决吃水困难；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收稻，车水抗旱；周恩来、张闻天等带头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拉犁……数不清的佳话，在中央苏区世代流传。苏区群众说：“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这是苏区群众的肺腑之言。

    勇于批评，但“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央苏区时期党内生活的常态。1929年12月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将正确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决议案指出，为要正确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教育党员明白批评的意义是增加党的战斗力，而不能利用批评去做个人攻击的工具，毁坏个人，毁坏党的组织。对组织或对同志的批评应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这就使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措施。赣南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决议案》指出：实行党内自我批评，是保障党正确路线执行推动党的进步的最有力的方法。这可以防止党内腐化官僚化和其他一切怠工消极不正确倾向与现象的产生与发展。

    中央苏区时期，党支部要对党员干部经常开展党内教育。据钟生盛回忆,当时在红军中,“不管谁犯了错误,就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教育,甚至处分。”自我批评的内容也会登上机关报，作为警示。如在《粉碎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傅禄同志的自我批评》一文中，傅禄自我批评说：“在三月中间就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实际表现，例如去买米及买菜就私用了公家四块多钱，拿去买表及吃东西，在工作中是不积极的，而是消极怠工，对一般的工作不负责任。”他将发生这些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对目前政治不深刻认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苏区的党员干部及时查找自身的问题。这种优良的作风，后来在党内一直沿袭、继承下来，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勤俭节约，争创“第一等的工作”

    中央苏区时期，苏区干部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勤俭节约，廉洁自律，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打开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毛主席在“二苏大”会上盛赞他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处于战火中的中央苏区，在严密的经济封锁下，物质生活是异常艰苦的。那时，尤其是1931年以前和1934年，苏区内严重缺粮。广大党员带头以红薯、青菜充饥，节约粮食支援前线。当时从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到基层乡村工作人员，除少量技术人员外，大家都一律没有薪饷，只有少量伙食尾子。

    1933年冬开始，为了克服困难，节约经费，家在苏区本地的干部，连伙食费也不要公家发，自己从家中挑米去办公。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胡海等就是这样做的。“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山歌唱的是真实的事情。在瑞金的中央机关后方工作人员，成立了“节省总会”。大家每天只吃两餐饭，节约一餐口粮支援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