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即将迎来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党和红军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可以说，这是遵义会议在党的建设历史上的最大贡献，也是遵义会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赢得最后胜利的最大贡献。

    党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历史贡献认识的深化

    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已经做了结论。从这三个历史决议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都充分肯定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贡献，但论述的内容、要点和强调的意义又各有特点，体现了党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

    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在阐述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贡献时，指出：“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个决议的要点有四：一是指出了遵义会议在红军长征途中最危急关头结束“左”倾路线、挽救党的历史性贡献；二是指出了遵义会议在当时只能先纠正“左”倾路线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三是指出了遵义会议对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长征胜利和推动抗日战争爆发的历史性贡献；四是特别指出了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是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在阐述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贡献时，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个决议和第一个决议相比，有三个亮点：一是遵义会议不仅是在红军长征途中“最危急的关头”召开的，而且强调“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二是遵义会议不仅“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而且强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三是强调遵义会议不仅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推动了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且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是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在阐述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贡献时，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个决议和前两个决议相比，亮点有三个：一是不仅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且强调了三个“挽救”，即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二是不仅突出了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且“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三是不仅强调遵义会议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而且第一次提出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

    由此可见，这三个历史决议对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的认识是在不断提升和深化的，这种认识的提升和深化集中在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历史贡献的认识上。第一个决议指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第二个决议指出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第三个决议强调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显然，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在长征途中最危急关头结束“左”倾路线，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根本原因，也是遵义会议最大的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关于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确立及其对遵义会议意义的论述

    研究党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历史贡献认识的深化，必须指出，把“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为遵义会议最大的历史性贡献，是邓小平提出和强调的。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他明确指出：“关键在领导核心。”“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接着，6月16日，他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通过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回顾总结，鲜明地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人组成的常委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

    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党要有一个“核心”这一重大问题，而且明确指出是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从遵义会议认识“核心地位”的科学内涵

    那么，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什么叫作“核心地位”？研究遵义会议的历史，可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按照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一权威文献所陈述的，遵义会议通过的决定，第一条就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遵义会议后在对常委分工时，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主要是领导军事斗争，毛泽东由此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并承担起军事指挥的领导任务。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带领其他成员作出的，不久便扭转了中央红军被动的局面，最终赢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所以，我们一讲到遵义会议就会一致认为，是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之所以能够在遵义会议上获得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赞成和拥护，一是在实践中大家已经看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二是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已经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团结了大多数；三是毛泽东在会上的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及以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得到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赞成。由此可见，“核心”之内涵，一是能够顺从和代表党内正确的意见；二是能够团结领导集体中的绝大多数同志；三是能够在极端复杂的形势下为党指出正确的方向，提出正确的路线。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在阐述党的历史及其丰富经验的时候，没有使用过“核心”这一概念，我们使用得比较多的概念是“领导地位”和“领袖”。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他说：“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他在论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伟大领袖”的时候，用了党和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等等。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阐述了“领袖对于党的作用”，并引用了列宁关于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论述，强调“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这些关于“领袖”和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的论述，告诉我们：作为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一能够忠实代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二能够广泛团结和组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三能够为党和人民指明正确的道路。

    综上所述，对于什么是“领导核心”问题，尽管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但其基本内涵始终是忠于党和人民、团结党和人民、引领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

    简短的结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我们今天研究遵义会议对于确立毛泽东在中央核心地位的现实意义，就是要在政治与思想、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