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下旬，十七路军警备三营营部文书、地下党员刘书林根据营党委指示，向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汇报，陕西省委同意营党委意见，适时举行兵变。即派省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林圃、张克勤到达凤县的当晚，召开了营党委会议并传达了省委关于举行兵变的指示。会议决定：刘林圃协助营党委领导兵变，时间定在部队换防中。根据习仲勋同志1956年11月6日给两当县人委文化科副科长虎志道的信中说：“原计划到徽县后起义，行至两当，因为士兵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遂于当晚十二点举行兵变。”兵变后将部队拉到陕西省旬邑与刘志丹部队会合，行军路线由刘林圃负责决定。
“两当兵变”未能实现与刘志丹部队会合的目标，是因为缺乏开展游击战的经验。习仲勋同志在1956年11月6日的信中说：“那时，兵运工作是艰苦的，兵变后游击运动也是艰苦的，既无经验，又是星星之火，很容易失败”。兵变后，在召开的全体起义官兵大会上，刘林圃代表陕西省委给战士们讲话，宣布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任命许天洁为支队长，习仲勋任队委书记。任命吕剑人、高瑞岳、许天洁（兼）为一、二、三连连长，左文辉为三连副连长，并提升几个原班长为新任排长，一支新生的革命武装组建而成。兵变队伍从两当县城出发时，仅靠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身上带的一张教科书上的地图标识，向陕北方向前进。战士们仍穿着十七路军的服装，打着杨虎城警备三旅二团一营的旗子。实际上，杨虎城已向西北各地的正规军和民团下了通令：围住兵变队伍。部队从两当县太阳寺整编出发后，先后和国民党的军队、民团作战10余次，部队前进充满艰险。就在习仲勋、左文辉侦察西南公路守敌情况时，部队在岳御寺被土匪王结子包围，终因双方力量悬殊，部队长途跋涉、疲劳行军，加之战士多为乾县、礼泉籍，思乡情绪和低落士气占了上风而被打散，使震动国民党甘陕当局的“两当兵变”惜败于极有希望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会师之时。
二
“两当兵变”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其目的是为了壮大陕北红军的力量，开展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一）“两当兵变”在分化反动势力、鼓舞革命势力，扩大红色区域，策应刘志丹开辟陕北苏区的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重大影响。“两当兵变”成功将国民党军队中三个连200多名士兵改编成革命武装，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两当兵变”震惊了陕甘反动当局，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刚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先后同国民党军队、民团、土匪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同时，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部署，有力地支援了陕北的斗争。起义部队在习仲勋、许天洁、吕剑人、左文辉等人的指挥下，转战陕甘地区，牵制了敌人有生力量，减轻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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