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2日，习仲勋、刘林圃、李特生、吕剑人、许天洁等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组织和发动了震惊陕甘的“两当兵变”，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这次兵变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对习仲勋个人的一生而言，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和新的起点。由于它发生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的严峻时期，又有其自身的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探讨“两当兵变”的特点和历史地位，无疑有助于深入研究习仲勋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一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共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起义，另一类是中共领导的以国民革命军中革命化士兵为主体的武装起义，“两当兵变”属于后者。
    “两当兵变”是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尤为注重兵运工作的结果。1929年到1930年秋，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按照党的总方针，先后秘密派遣李特生、李秉荣、习仲勋三人到杨虎城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开展兵运工作，该部驻防地是陕西凤县、甘肃两当、徽县。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遵照上级党组织指示，以见习官习仲勋、连文书李特生、连副李秉荣为主的地下党员，在警一营秘密成立了党组织，并开展了积极有效的革命活动。在陕西凤县，习仲勋同志利用在国民党军队任见习官的公开身份，用一年多时间，采取个别串联、散发秘密传单《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和书写、张贴标语等形式，鼓励士兵向长官清算伙食、被服、军械等经济账，争取实行经济民主，捍卫士兵权益；反对长官打骂士兵，争取实行政治民主；教育士兵不要迷信命运，通过斗争翻身求解放，直至公开打出拥护红军的口号，成立“红军之友社”。由于习仲勋同志的教育、鼓励和组织工作，以及其他同志的有力配合，所以才具备了“两当兵变”的条件。
    党的坚强领导是“两当兵变”成功进行的首要条件。党的领导贯穿于起义的全过程。在大多数士兵的觉悟有了提高之后，习仲勋等同志审慎物色对象，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半年后，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个，在二营的各连建立了支部”（习仲勋语）。之后，经中共陕西省委同意，警备一营秘密成立了营党委，党委书记先是李秉荣，再李特生，后习仲勋。到1931年冬，各连都有了党的骨干分子，排长、班长大都是共产党员，少数不是党员的，也是革命的同情者。只具备革命火种和革命积极分子的队伍还不是一支准确意义上的革命队伍。要把旧军队改造成能担当起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军队，还须具备远大的革命理想与抱负。警备三旅二团一营系杨虎城收编的西北民军头子甄士仁的土匪队伍，成分复杂，军纪很坏。习仲勋为了把队伍改造成革命的有生力量，在严肃军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经过习仲勋等人的努力，一营军纪严明，基本上能与当地民众和平相处，尤其与当地回民关系很好，对清真寺从不侵犯，有群众奇异地说“这支队伍咋不像国民党的军队”。在民众中，习仲勋积极稳妥地发展革命骨干分子，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力量，维护民众利益，扩大革命影响，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两当兵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胜利。“两当兵变”从运筹策划到组织发动，在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的前提下，始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盲从上级指示，避免了武装起义功败垂成。1931年秋，陕西省委派焦维之同志巡视工作，曾商量举行兵变，习仲勋等同志“估计（革命）力量太小，兵变后打不出去，遂作罢”。同年初冬，部队开驻陕西凤翔，“省委派李杰来巡视工作，又力主兵变，我们因条件尚未具备，反对了这个意见，没有实行”（习仲勋同志解放初谈“两当兵变”——陕西省档案记录）。1932年3月，有消息从国民党十七路军总部传出：驻军陕西凤县、甘肃省两当县警备一营要和在甘肃徽县的二营换防。一营官兵大都是陕西乾县、礼泉县籍，换防徽县将意味着他们离家更远，官兵抵触情绪很大。营党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兵变的时机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