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至10月间，中国政坛围绕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句话的影响如此深远，令人感慨。它背后的故事如此离奇，又令人疑惑。

　　众所周知，逮捕“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抓捕“四人帮”的理由，其中提到两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两篇文章各有罪名。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公开发表“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第一篇文章。这篇社论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和审定修改的。全文200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用黑体字排的，这意味着是毛泽东的原话。当时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原话，才能享受如此待遇。这篇社论发表后，“四人帮”操纵广播电台、报刊，连篇累牍地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说“四人帮”伪造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那么《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是“造假”的源头，但问题是：第一，“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造假”，还是社论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主席嘱咐”，是否确有根据？

　　虽然《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两报一刊”社论，但参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两家。红旗杂志社一人参加了领导机构“六人小组”，并任召集人，另一人则为写作小组成员（以下分别简称“召集人”和“成员”）。“成员”是姚文元亲自从上海调入红旗杂志社的，他参加了社论起草的全过程。“召集人”和“成员”在后来的回忆基本一致，只是个别事实有出入。他们的叙述可以证明：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社论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是他们从别处引用过来的。

　　综合社论起草者的回忆，他们写“按既定方针办”的根据有三：一是中央6月电报提到毛泽东的两条最新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二是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均有人参加七八月间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听到过谷牧传达“按既定方针办”；三是新华社8月或9月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

　　由于缺乏资料，笔者未找到1976年6月中央电报的原件，也未找到以黑体刊登“按既定方针办”的那期新华社《内部参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社论起草者当时用《内部参考》核对过“按既定方针办”。当然，《内部参考》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也有一个来源问题，从时间上推测，很可能源于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于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开，谷牧主持会议，华国锋于7月30日晚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召集人”和“成员”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与“按既定方针办”的关系。

　　“召集人”、“成员”关于“按既定方针办”源于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说法，还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比如，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也谈及此事。

　　按理说，“按既定方针办”的源头不应在计划工作座谈会，应在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这句话的呢？原话究竟是什么？请看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4月30日，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内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同志当时就把毛主席的‘慢慢来，不要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