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３０年秋开始，中央文库将近２０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为了这个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一批英雄前仆后继地在共和国的丰碑上镌刻上了自己不朽的名字。

　　为保机密而献身的陈为人

　　上世纪３０年代，为适应上海地下斗争的生存环境，中央秘书处新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一份送共产国际代存，一份送文件保管处集中保存，一份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１９３０年４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再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

　　到１９３０年，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大约２０余箱文件、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在上海戈登路１１４１号建立，具体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负责。

　　１９３１年４月、６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文库不得不紧急转移。

　　ｌ９３１年底，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任陈为人管理“一号机密”，由张唯一单线联系。

　　１９３２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张唯一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的家中，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中央文库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为人开设了一家湘绣店作为掩护，妻子韩慧芝则在附近一所小学当教员。

　　当时，文库工作人员必须独址居住，独立活动，不参加党的会议等公开活动。在同外界的联系上，由妻子韩慧芝负责，陈为人只是驻守档案库。为防不测，党组织也只派一名领导与文库负责人单线联系。一遇情况有异，档案库必须立即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

　　１９３５年２月，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芝照例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妻子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陈为人明白一定是出事了，可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营救亲人，而是如何安全火速转移文库。

　　陈为人找到一幢免担保的二层楼房，但每月３０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当时，陈为人已经与党组织失掉联系，断了经费来源。但他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了下来。

　　为了文库的安危，又不能出去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陈为人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他常常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又把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之久。

　　受党的委托，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也在到处查访陈为人。１９３６年秋，陈为人终于与徐强接上关系。

　　陈为人接手地下文库后，长期忍饥挨饿，缺医少药，肺病日趋严重。为了陈为人的身体也为了文库的安全，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

　　移交完文件，陈为人病重不起。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２日晚，年仅３８岁的陈为人去世。ｌ９４５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迎来曙光的陈来生

　　从１９３７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保管。

　　首先接替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的是徐强和他的妻子李云。后来，徐强、李云先后奉调延安，文库交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接管，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１９４２年夏，吴成方决定派陈来生接管地下文库。

　　陈来生接手之时，正值抗战期间，日本人在交通要道拉上铁丝网实行划地封锁。陈来生发动全家，用竹篮、面粉袋等工具将２万余件文件顺利运到公共租界新闸路赓庆里，藏在一间借来的阁楼夹壁墙内。

　　陈来生在弄堂口摆了个炒货摊子，夜间两个弟弟就睡在阁楼上，寸步不离文库。这种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党组织就注意到新库址的弄堂口闲杂人员太多。于是，陈来生又要开始新的迁移。

　　１９４６年５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开始新一轮国共谈判。当时，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员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国民党的飞机。谈判间隙，周恩来派代表团成员刘少文亲去上海筹划全部库藏迁至延安的具体事宜。接到指令，陈来生马上买来两个航空皮箱，将第一批档案５０００余份历史文件送到吴成方家，交由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送到延安，交由中央秘书处保存，编号″“０６”，意思是１９４６年收进的。

　　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开始后，中共中央禁止乘国民党飞机携带文件。转移文库的计划只得暂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