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世人称之为“破冰之旅”。对这次尼克松访华的详情和意义，许多人已是耳熟能详。那么，时隔4年之后，1976年尼克松受毛泽东邀请访华就较鲜为人知了。当时，尼克松已经因为“水门事件”辞职，在美国声名狼藉，是一位“很不光彩”的总统，这时候毛泽东为什么还要邀请他访华，其中有何背景和意义？笔者对其来龙去脉现做一个叙述，和读者一起揭开其中的内幕，探询其中的秘密。

　　毛泽东殷切邀请尼克松访华并亲自接见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女婿戴维

　　1972年6月17日，5名男子因在华盛顿水门大厦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而被捕，其中一人是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成员。尼克松虽以压倒优势连任总统，但“水门事件”越闹越大，最后，大陪审团把尼克松定为“水门事件”的同谋者，要求尼克松交出有关录音带。尼克松虽然一直否认自己参与策划“水门事件”，但有口难辩，他将面临被国会弹劾的威胁。不得已，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辞职，由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总统。

　　尼克松被迫辞职后，带着落寞和疲惫回到加利福尼亚。几天后，他意外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电报表达了中国总理对尼克松始终如一的良好祝愿，同时，周恩来还希望尼克松再次访华。两个月后，当尼克松因患静脉炎住院时，毛泽东亲自打来了电话。毛泽东通过翻译告诉尼克松，他认为尼克松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还说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欢迎尼克松来访。这让心绪不佳的尼克松感到无比温暖。

　　1975年8月中旬，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给尼克松带来了毛泽东语气更为迫切的邀请：如果尼克松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毛泽东希望尽早见到他。这个邀请使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愿望更加强烈起来。他马上给国务卿基辛格打电话，说只要福特不反对，他就准备于9月份动身前往中国。然而，基辛格认为，如果辞职不满一年的前总统在福特本人访华之前就再度访华的话会让新政府很难堪。尼克松觉得基辛格的话很有道理，便同意再等一段时间。不过他向基辛格暗示：这种等待不会太久。

　　基辛格深深理解尼克松的心情，他从中斡旋，很快取得中国方面同意。1975年12月1日，福特抵华，开始了为期4天的访华之行。12月2日下午4时15分，毛泽东会见了福特一行。此时的毛泽东虽显老态，然而思维敏捷。当福特表示中美两国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时，毛泽东以幽默的口气告诉福特：“我们没有本钱，就是放空炮。就是骂娘，我们有点本钱。”毛泽东继续发挥他的幽默天性，对福特说：“你们的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他不要我去见上帝。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说不让去。”陪同前来的基辛格笑着接过话茬说：“如果你和上帝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在此之前，福特与邓小平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福特向中国方面表示，鉴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需待1976年美国大选后再仿照“日本模式”采取行动，要求中方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此，中国方面表示，按照“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接受中方提出的“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但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民间贸易关系可继续保持。至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中国方面重申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

　　对福特此行，中国政府方面在欢迎的同时也表现出些许冷淡，因为福特对苏联的态度值得玩味，尤其是不久前福特与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紧紧拥抱，更对比出中美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进度缓慢。因为当时中苏关系仍处于冰冻期，新上任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正告福特不要想念苏联人，邓小平说：“关于缓和的花言巧语掩盖不了战争危险不断增长的严酷现实。”在这一背景下，尽快邀请1972年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尼克松一直保持着接触。在尼克松尚不能立即动身的情况下，中国邀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访华。戴维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朱莉都是总统的后代。福特访华返回美国几天后，中国给朱莉夫妇打来电话，告诉他们，毛泽东有可能会见他们。这一消息使朱莉夫妇十分激动兴奋，他们马上就同意了。

　　12月29日凌晨，朱莉和戴维飞抵北京。他们带来了尼克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遗憾的是，周恩来当时正因癌症住院，并且生命垂危。到北京后46小时，即距1976年元旦来临不到1小时之际，毛泽东就会见了朱莉和戴维夫妇，地点在毛泽东的书斋里。在寒暄的时候，毛泽东端详着他俩，问：“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好多了。”朱莉回答。“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个话转告总统先生。”戴维插话说：“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我乐意这么叫他。……”毛泽东转而对朱莉说，“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他补充说。戴维沉吟道：“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好，”毛泽东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然后加重语气说：“马上。”毛泽东又转向朱莉：“信里再加上一笔，说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朱莉递上了尼克松写给毛泽东的信，由担任译员的唐闻生翻译。毛泽东伸手从唐闻生手中将信拿了过来，他竟然能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出信中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在听完对信的翻译后，毛泽东对朱莉说：“你坐的沙发就是4年前你父亲坐的那张。”朱莉拍了拍扶手，环顾了一下这张沙发，就站了起来，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想同戴维换换座位，这样，他就可以说也坐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座位了。”毛泽东点了点头，看着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动作迅速地交换座位，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把双臂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对朱莉说：“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毛泽东重复了他对尼克松的邀请。当中方陪同领着这两个青年走向门口的时候，毛泽东同他俩一道走了几步。这是他近来接见外宾时都没有做出过的行动。毛泽东在同朱莉和戴维握手告别时说：“你们是年轻的，再到中国来访问吧。10年以后它将是了不起的。”

　　临走时，中国政府托朱莉夫妇转交给尼克松一份礼物。这个礼物是一只装在精美丝盒里的生日蛋糕。

　　接待尼克松访华的规格和1972年一样

　　毛泽东同尼克松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朱莉和戴维离开中国后不到一个月，1976年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公告》，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1976年2月21日，即在第一次访问4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这一消息不但轰动了美国，而且引起世界瞩目。因为美国总统福特刚刚于1975年12月1日至5日访问了中国，不到2个月，为什么中国政府又邀请这位“不光彩”的前总统访华？1976年又是美国大选年，2月24日福特将在新罕布尔州共和党预选中争取候选人资格，为什么中国政府安排尼克松于2月21日到达北京？对此，人们产生了种种猜测。

　　2月17日晚，美国广播公司高级记者、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约翰?斯卡利从圣克利门蒂报道说：“尼克松先生在这次访问期间将同他在1972年一样由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接见。这次访问将由一批美国记者陪同采访。这是一个肯定的迹象。表明中国人认为这次访问是一个重要事件。因此，在新罕布尔州竞选运动的最后几天，肯定会刊登许多照片以提醒选民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情况，而那时同中国的关系比今天远为友好。”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在福特总统正式访问北京之后没有多久，中国人现在就给了这个失去总统职务、而且信誉扫地的人以这样的荣誉”，这就“引起了美国各种非常不同的政界人士的伤心和批评”。但是“中国人是不难无视这种批评的”，因为他们“对过去两年中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缓慢进程感到失望”，“假如尼克松继续执政，本来是会一切顺遂的”。现在美国政府认为，“对华关系归根结底远不如同莫斯科的关系重要”，而“尼克松已表明，他准备顶住俄国人”。因此，“让他继福特总统之后这么快进行议程，显然是表明中国对华盛顿的现行政策感到不悦”。

　　合众国际社2月22日电称：中国总理周恩来已经逝世，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又被“打倒”，华国锋“出人意外地被任命为代总理”。因此，邀请尼克松夫妇访华的决定必然是毛泽东作出的，也只有毛泽东才会作出这种“谁也想不到”的决定。

　　在尼克松看来，由于他在总统任内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而他辞职后美中尚未建交，他认为自己有理由再次访问中国，为促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继续努力。他在给《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的一封信中写道：“1972年我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我认为，要想有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就必须在美中之间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建设性的关系。我相信在今天，这样一种关系比4年前更为重要了。我期待着再次会见中国领导人。”

　　然而，尼克松访华的活动却使福特政府如坐针毡，因为此时总统竞选活动正处于关键时期，政府内的许多人认为尼克松的访华行动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甚至有人指责尼克松这是对中国的“阿谀奉承”。但卸任后的尼克松已经是平民身份，他们也不好限制其自由，所以虽然不满也无可奈何。

　　1976年2月21日晚10点16分，尼克松乘坐中国政府派到美国的专机到达北京。新任命的代总理华国锋、外交部长乔冠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等几十名高级官员迎接他。

　　尼克松下榻在18号国宾馆（钓鱼台），这与他4年前做为总统来访时的安排一样。第二天，中国政府为他举行国宴。一切都和4年前一模一样：一样的布置，一样的尊敬，一样的礼仪，就连餐桌上的十道菜也和当年一模一样。宴会临近结束时，尼克松起身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全世界人民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两国为世界各国的安全稳定，以及为人类的和平事业而做出的通力合作。而这种合作必须是可靠的，可能的，并且是富有决心的。”尼克松继续说：“当然，或许有人以为单凭签署一个原则性的声明，或举行一次外交会议就能带来永久和平，这一看法未免过于天真。”显然是指1972年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

　　宴会后的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去拜访了毛泽东。后来，在回忆录中尼克松介绍了当时的情形：

　　“1976年我再次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震颤性麻痹症的袭击使毛泽东的动作全部僵化了。……在我们会晤结束时，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陪我走向门口。在电视灯光和摄像机要记录我们最后的握手时，他却推开了助手们，自己站在那里向我们告别。”

　　尼克松又在另一本回忆录里记述道：

　　“他的思维依然敏捷，但一次严重的中风使他失去将思想化作语言的能力。这位富有领导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但他现在却连要一杯水都十分困难……他在起始于四年前的我们两国实现新关系方面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在会谈中，我说，我们必须继续合作，不仅在我们两国之间，而且要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寻求和平……在他刚嘟哝出半个字时，他的脸就憋得通红。他的译员试图将他那含糊的话译成英语。毛泽东掌握的英语足以使他明白她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生气地摇摇头，一把抓过她的笔记本，用中文写下他的话。她大声地用英语念道：‘和平是你们唯一的目标吗？’我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稍稍停顿之后，我答道：‘我们应该寻求正义的和平。’”

　　后来尼克松在文章里提到：“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他们是革命家，相信他们的利益和理想应是值得为之战斗和牺牲的，如果我们用一种一味强调需要和平的说教来回答毛的问题，中国人会认为我们犯了错误，甚至更坏，他们将会把我们看成白痴。最终，他们会说，加入和平真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用投降来达到我们单纯期望的和平。因此，一定要向中国人重申，我们也有我们为之奋斗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