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我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江青指着我严厉地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我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这个问题解决后，会议继续进行发言，我仍坚持要求给予时间做群众工作的建议。

　　这时，江青大发雷霆了。她借机发难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

　　江青随后举起手，看着手表说：“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我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蛮横地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实际上，运输工具我们是可以解决的，我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

　　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

　　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也许没有理解我们的苦心，或者他做为会议的主持人想要打破当时的僵持局面，他被迫对我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华国锋是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他这样表态，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又没有异议，我不好再顶了，顶不住了，只好照办。当时确实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由北京市委动员干部、群众出面做工作，避免冲突；另一种选择就是激化矛盾，尖锐对立。如果华国锋支持我的意见，我们用几天时间做好群众工作，然后再撤走花圈，可能就不会酿成“天安门事件”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要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散会后，纪登奎提醒我，说把花圈拿走以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

　　早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群众越聚越多，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有目的让邓小平同志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大家目睹了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四人帮”对他们酿成的局面自以为得计。我看见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根本没有去理睬张春桥，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嚣张一时的张春桥恐怕万想不到，被提上历史审判台的是他自己。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王洪文问：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