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妈妈一辈子很苦。家里为革命牺牲了那么多人，解放了，还是在农村劳动。曾山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回家乡探望多年不见的老母亲。我们写了好几封信，她才同意来上海。那时，母亲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曾山还坚持把孩子们的伯母、叔母也接来上海。婆婆、兄嫂、弟媳在上海时，我陪着她们转了几次，但她们都是小脚，也走不动，只能在主要的地方转了转。老太太在上海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提出要回家乡。

　　她说：“这里车太多，楼那么高，看得头晕，走一走就分不清方向了。生活也好，你们对我也好。可是我在这里不习惯，睡不着觉，老想家里的鹅呀猪呀。”

　　妈妈劳动惯了，闲不住，老人都这样，金窝银窝，舍不得家里那个老窝。家里还有房子，老房子比较旧了，但还能住。分了好几亩地，自己养了鸡鸭，鱼塘里养了鱼，院子里还有柚子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还都是女的，没有男劳力干活，那在农村就很困难。但妈妈不想给曾山增加负担，想着离开后，曾山可以一心一意为党工作。

　　曾山很孝顺老人，他的父亲、哥哥、弟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儿子，给老母亲养老、照顾嫂子弟媳是他的责任，他把老母亲和嫂子弟媳接来上海，生活在一起，就是想尽些孝心。所以刚开始他不同意妈妈回去。

　　妈妈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没活干，坐着又吃又穿又用，要花不少钱，回到乡下，不能干重活就干点轻活。”

　　看到妈妈手足无措、坚持返乡、没着没落的神情，曾山也没有办法。那时曾山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更没有什么星期天，虽然母亲在上海，也没有时间陪她。曾山与我商量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们是老党员，工作不能不做呀。妈妈苦了一辈子，劳动了一辈子，享不了清福，不让她干农活，她比什么都难受。可让老人家回家乡，没人照顾，她那么大年龄，还要劳动，我确实是不放心，怎么办？”

　　由于老太太执意要回乡，最后我们也只能同意了，安排两个女儿送三位老人回吉安。老人家回到家乡后，还像以前年轻时那样要强，轻活重活都干，由于生产和养猪搞得好，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

　　妈妈离开上海后，就再也没有到过我们家。曾山和我们全家人都惦记她。1962年，我和曾山回乡探望老人，他感慨很多，提笔写了一副对联：

　　“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

　　“家慈”是妈妈康春玉，勤劳慈祥，生育了五男二女，有两男两女幼年夭折，只有延生、洛生（曾山）、炳生长大成人，哥哥延生和弟弟洛生为革命英勇牺牲，家慈的七个儿女只剩下曾山一个人。下联是说父亲曾采芹，为人忠厚，在孩子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以教书为掩护做秘密联络工作，先后三次被敌人逮捕，他英勇不屈，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狱中。曾山给妈妈讲对联的意思，老人家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1964年，我们回到吉安家乡探亲。那时，妈妈已经80多岁，嫂嫂、弟媳也是花甲老人了，生活很清苦。省民政厅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受，觉得对不住三位烈属，为了表示对烈士亲属的关心，给每位烈属补助20元钱，共60元。曾山听母亲说了这件事后，就将60元钱退给省里的同志，说：“我是内务部长，应当关心全国的烈士家属，你是省民政厅长应当关心全省的烈士的家属。我家烈属有困难，我会解决，你们不能给予特殊照顾。”

　　曾山是个孝子，十分敬重母亲。我们有五个孩子，虽然生活也不是很宽裕，但解放后，他总要省出三分之一的钱寄给母亲和嫂子、弟媳，赡养老人。

　　“女儿，劳动光荣啊！”

　　解放初，我的子女还小，都在华东保育院。而曾山的两个大女儿已经都结婚了。有一天，曾山的大女儿庆绣到了上海，说想找个工作。曾山就让她去纺织厂学纺织。大女儿去纺织厂工作了一段，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