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停战议和，反劝袁世凯倒戈相向

　　汉阳虽然失守，但全国的革命形势却发展迅猛，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和地区已达11个，清朝统治处于土崩瓦解之中。无奈之中清廷只好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并答应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开放党禁、皇族不得干政等主张。袁世凯带着这些带着这些讯息，在10月底11月初，派人与黎元洪讲和，遭到了黎元洪的果断拒绝。黎元洪在回信中指出袁世凯的议和试探包藏祸心，“假托于君主立宪”是历史上指鹿为马的赵高和认贼作父的张帮昌的故伎，并利用排满的民族大义动员袁世凯倒戈相向，推翻清廷。“公果能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依于公心，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之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之。”黎元洪拒绝接受“君主立宪”，坚决要求实现民主共和，这是他排满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

　　后人论史，常把黎元洪看作对袁世凯妥协的始作俑者，这其实又是宗冤案。早在北洋军进逼武汉的时候，《大汉报》主编胡石庵就以“全鄂士民”的名义，要求袁世凯顺应时势人心，回师北向，“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黄兴到武昌后也致信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即南北各省，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无人能先知先觉，预知袁世凯后来会成为窃国大盗，依当时情势，劝其倒戈相向在情理之中。袁世凯知道唯有革命党人存在，清廷才会容忍他如同勒索般的漫天要价，因此并不真想拿下武昌。11月27日，他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精心策划，派英国驻汉口领事戈飞向武昌方面提议停战议和。同时为了增加以后议和时的筹码，命令北洋军对武昌城一通猛攻，使武昌形势一度很危急，军政府和黎元洪被迫接受“先停战后议和”的方案。

　　12月9日，双方正式签定停战协定，在全国范围内，反清民主革命的枪声静寂下来。18日，南北议和谈判在上海正式开始。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1月3日，黎元洪被选举为副总统。到2月上旬，南北议和达成最后妥协，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府，由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则同意公开宣布赞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终于土崩瓦解，黎元洪也完成了他由清军将领到民国元勋的重大转变。历史的偶然性中常常蕴涵着必然性，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下面常常隐藏着非戏剧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只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还是能够解开黎元洪身上的许多谜团。

　　应该说，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虽然是被迫出任军政府都督，但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琨、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也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封建军官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也做过一些错事和坏事，但我们不能把他等同于袁世凯、段祺瑞、曹琨、吴佩孚那样的封建军阀，还是应该肯定他曾经起到过的历史作用，做出过的历史功绩。